王海光: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文化大革命”研究的新进展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074 次 更新时间:2008-12-23 1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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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海光 (进入专栏)  

“文化大革命”刚一结束,如何对这段历史进行总结的问题,就带着强烈的政治性和急切的现实性的要求提到了中国人民面前。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方针指导下,我们开始认真总结“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可以说,中国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正是在吸取了这场劫难的沉痛教训的基础上所给予的历史补偿。在对“左”的灾难痛定思痛的历史反思中,“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它的入史过程。这一过程已在许多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至今仍在进行之中。

一、研究情况概述

这20多年的“文化大革命”的研究工作,是伴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而逐渐展开的,大体可以分成这么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拨乱反正阶段(1976年10月至1981年6月),从粉碎“四人帮”到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一阶段,报刊公开发表的文章,大都是以揭批“四人帮”,批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罪行为主题展开的。通过系统地批判“文化大革命”中流行的各种错误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澄清了“文化大革命”中混乱的理论是非。特别是“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各种重大冤假错案相继得到平反,澄清了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还历史以本来面貌,一些鲜为人知的“文革”台前幕后的情况得以披露出来,使人们对“文化大革命”的破坏性有了触目惊心的感性认识,实际上起到了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作用。但整体来讲,这一时期的文章还不能说是研究性的,但为学术研究工作的开展打下了初步的基础。

第二阶段是从政治上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阶段(1981年6月至1985年底),从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历史决议》到1985年底整党结束。《决议》集中全党智慧,对“文化大革命”作了“彻底否定”的政治定性。随着对“文化大革命”的彻底否定,全国各地在整党运动中,对“文革”的遗留问题,以及“三种人”进行了彻底的清理。围绕着学习宣传《决议》和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教育,全国学界出现了在理论上探讨“文化大革命”性质、起因、危害的研究热潮。报刊上陆续发表了大量有关“文化大革命”的文章,相继出版了十几本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专集,并且出现了大量以“文化大革命”为题材的文学作品和“纪实文学”。虽然,大多数文章基本还是停留在对“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否定和对《决议》观点的阐释方面,但少数学者开始触及到了学术研究的层面,对“文革”分析的学术含量增大,并对“文革”中的一些史实进行了廓清。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金春明的《“文化大革命”论析》,是这一时期质量较高的学术专著。由于文学作品受到的限制较少,有关“文化大革命”的传记文学、纪实文学作品迭出,有些是哗众取宠之作,而从史学方面进行分析研究的有学术价值的成果还比较单薄。尽管学者们曾有《三国演义》压倒了《三国志》的感叹,但不能否认,此时的文学确实起到了启动史学研究的功能,对“文革史”研究的开展确有开拓之功。

第三阶段是“文化大革命”开始进入学术化研究阶段(1986年至1990年)。80年代后期,“文革史”的研究开始从政治化转入学术化,从一般性的总结历史经验扩大到了对社会历史背景的深层次反思,出现了“文革”研究空前的活跃趋势。其表现为:1.加强了对问题研究的分析力度。在政治上彻底否定“文革”后,在学术上形成了探讨“文革”的历史规律性的研究热点。2.研究视野更为广阔。开始从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历史文化传统和国际共运等多方面的角度探讨“文革”发生并延续十年之久的原因。3.整理了一些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内部研究资料。最具代表性的是国防大学政工党史教研室整理的三卷本的《“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另外,周明主编的《历史在这里沉思》(华夏出版社),汇集了当时平反“文革”冤假错案的有关文章,有很高的史料价值。4.除党史、历史学者外,许多政治学、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学、伦理学、文学等方面的专家、学者,也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出了一批质量较高的学术论文,据统计,仅1986年这一年,报刊上就发表了“文革”学术研究论文40余篇。在研究性专著方面,具代表性的著作是王年一著的《大动乱的年代》。这一阶段,“文革史”研究的开展,有着为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提供历史镜鉴的现实动因。

第四阶段是“文化大革命”史研究的深入阶段(从90年代至今)。90年代至今的“文化大革命”研究,虽在形式上没有80年代后期的火爆,但工作比较扎实,广度和深度都有了新发展,借鉴和运用了许多新的研究方法。其主要特点是:1.权威部门公开了许多有价值的、准确的资料。《周恩来年谱》、《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等基础资料书籍的出版,中央文献研究室等权威研究部门出版的《周恩来传》、《刘少奇传》等领导人传记,以及一些部门出版的专史,都披露了大量新史料,扩大了“文革史”的史源。2.“文革史”研究的领域有了进一步的拓展。从政治史的研究,逐渐扩展到经济、文化、外交、社会等领域。《当代中国》系列丛书,以及各部门和研究者相继出版的经济史、外交史、军事史、思想史等中华人民共和国专题史,对“文革”时期都辟有专章。特别在部门史、省别史、省党史方面有关“文革史”的研究进展较大。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有关“文革”的部分,在《历史决议》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3.引入了许多社会学、文化学、口述史学的研究元素,研究方向开始从宏观描述进入到了个案研究,论述方式开始从政治论断进入了学科语言,使“文革史”的研究更加精确化。在一些当事人的回忆录和有关事件的叙述中,多有学者参与,使其记述的准确性和论述质量上都有很大提高。一些有关事件的微观研究和实证性研究成果已经越来越为学术界所重视。4.出版了一些专著和论文,学术观点呈现多元化趋势。在专著方面具有代表性是席宣、金春明撰写的《“文化大革命”简史》。这是经中央党史权威部门正式审定,正式报批出版的第一部“文革史”专著。在“文革史”的探讨中,比较令人瞩目的是新出现了一些明确不同意“彻底否定文革”的新观点。这些文章试图对一些已经在政治上被否定的东西重新进行诠释,并在思想文化界形成了有关“新左”倾向的争论。在互联网上,关于“文革”的各种观点更是令人眼花缭乱。这说明,“文化大革命”的研究,在历史和现实两个层面上都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

二、“文化大革命”的定性研究

《历史决议》中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权威性论断是:“'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这个说法是对“文化大革命”在政治上的彻底否定,是针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反帝反修说”提出的,同时也是对“文革”结束后的“群众反官僚主义说”、“上层权力斗争说”、“反革命宫廷政变说”等等诸说的回应。《决议》的论断,得到学术界的积极回应和补充。进入90年代以后,随着研究的发展,一些学者指出“内乱”的定义已难以满足“'文化大革命’史研究逐步深入的需要。”对“文化大革命”的准确定性,应该“在《历史决议》指导下,进一步深入探讨。”(注:金春明:《“两个文革说”与“文化大革命”的定性研究》,《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2期。)

这种探讨,在国内基本上有两种倾向:一种是补充和发展《决议》,也即坚持对“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予以彻底的否定。这是主流倾向。另外一种倾向是一定程度的肯定“文化大革命”。其情况比较复杂。一种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反对官僚主义的群众运动。这是有感于当前社会腐败现象严重的怀旧心理的反映。另一种则认为,“文化大革命”的实践应予否定,而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则应作具体分析,不能全部否定。有的人认为当今中国“走资派还在走”的现象仍然存在,甚至对《历史决议》提出质疑。

在海外,90年代以后对“文化大革命”定性的研究则由“权力斗争说”发展到“社会冲突论”、“两个文化大革命说”。此说认为,上层的“文革”是权力斗争,下层的“文革”是群众反官僚、反特权,争取自己的利益的斗争。国内学者普遍不认同“两个文革说”的观点,认为这是“上层权力斗争说”的变种,是不顾史实的主观想象(注:刘志男:《“文革”时期历史研究座谈会概述》,《当代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1期。)。金春明撰文指出:“文化大革命”是一种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发生的空前规模的特殊政治运动,从群众运动的自发性、独立性的分析可以看到,“文化大革命”中群众的抗争与反抗所谓“暴政”是“性质不同的两件事”(注:金春明:《“两个文革说”与“文化大革命”的定性研究》,《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2期。)。

关于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与全面认识“文革”十年的历史。《历史决议》的观点认为,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错误实践都必须彻底予以否定,但是要彻底否定的只是“文化大革命”这个运动本身,并不是凡是那十年当中所发生的一切都要加以否定,更不能把那十年说成是一团漆黑。因为决定这十年历史发展的因素,除了占支配地位的全局性“左”倾严重错误以外,还有正确和错误的矛盾、革命和反革命的矛盾,以及其他种种影响历史发展的因素和力量。要科学地看待“文化大革命”,首先应看到“文化大革命”时期历史主体仍然是党和人民群众。正是因为有这样的群众基础,中国共产党才能用不长的时间找到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注:胡绳:《必须科学分析和研究历史经验》,《真理的追求》1990年第4期。)。一些研究者指出:从发展趋势上看,“文化大革命”时期历史的主体仍然是党和人民群众。这表现在“文化大革命”发动前后遇到的初步抵制,运动中党和人民的觉醒和自觉斗争。党和人民为结束这场内乱所作的不懈努力,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大动乱的破坏,是结束这场灾难的基础力量。研究者指出:解决这一问题有助于更准确地认识和把握“文化大革命”运动的进程、趋势以及它最终失败的必然性,更全面地总结和吸取历史经验教训(注:薛钰:《全国社会主义时期党史学术讨论会述要》,《中共党史研究》1994年第6期。)。

三、“文化大革命”的起因

对“文化大革命”起因的研究,是“文化大革命”研究中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20多年来,理论界在“文化大革命”成因方面提出的观点很多。金春明将其概括为“阶级斗争必然说”、“党内权力斗争总爆发说”、“封建遗毒说”、“毛泽东帝王思想说”、“奸臣祸国说”、“乌托邦碰壁说”、“群众反官僚主义说”、“中西文化冲突说”、“人性兽化说”、“'左’倾思潮恶性发展说”等10种说法。席宣、金春明提出的“三个交互作用”的观点(“'左’倾理论和'左’倾实践的交互作用”、“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的交互作用”、“国际反修和国内反修的交互作用”),认为:“三个交互作用在五六十年代的中国现实生活中是紧密结合在一起,互为条件、互相促进的,形成一股难以抗拒的巨大潮流。毛泽东既是这潮流的带动者和指导者,同时他本人的思考和行动又受着这一潮流的推动,而不断地走向'左’的极端。”(注: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版。)

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指出,“文化大革命”是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错误的趋向暂时压倒正确的趋向的结果。这两种趋向存在于整个党探索自己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近来有论者指出:“文化大革命”是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不断发展的恶果,从“左”倾错误发展的角度来讲,“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具有必然性。但是,“左”倾错误的发展在1966年、以“文化大革命”的形式表现出来,则带有一定的偶然性(注:张化:《二十年后对“文化大革命”的再思考》,《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2期。)。

一、关于“文化大革命”发动的主观原因。国内大多数研究者认为,“文化大革命”发动的总根源在于毛泽东的“左”倾错误。有论者说,毛泽东犯了三个重大错误:一是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的错误;二是在建设社会主义上的错误,三是个人专断。正是这些错误的存在和发展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注: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12月版。)。还有学者认为:重用过林彪、江青、康生等人也是毛泽东犯错误的一项内容(注:于南:《“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原因和这一历史时期的特点》,1984年11月河北省中共党史研究会编印:《中共党史社会主义时期专题文集》(下册)。)。对于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上的“左”倾错误,胡乔木在《中国为什么犯二十年的“左”倾错误》一文中,从五个方面予以说明:1.认为中国可以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以超常速度发展;2.相信经济建设不能离开阶级斗争;3.追求某种空想的社会主义目标;4.国际环境的恶化和对于国际环境的过火反映;5.中国的文化落后和民主的缺乏。这一概括相当精到。

二、“文化大革命”发生的政治体制原因。邓小平首先提出了“文化大革命”错误和当时制度上的弊端有直接关系(注:《邓小平文选(1975-1982)》,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93页。)。有研究者指出:“文化大革命”的发动、组织、活动均是超出宪法和法律范围的一种极不正常的现象,而当时的政治体制不但无法制止“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反而成为了“文化大革命”的基本条件(注:任严波:《我国理论界关于“文化大革命”起因的探讨》,1986年11月21日《工人日报》。)。有的学者把当时我国政治体制的弊端总结为几个方面:1.党政不分,以党代政;2.决策结构和决策方式上的少数人决断;3.自下而上的信息渠道受阻,造成信息失真;4.各种权力机构间缺乏监督和制衡;5.缺乏法制观念和依法治国的措施;6.干部体制上的领导职务终身制等(注:郑谦:《从“文化大革命”的发生看领导体制、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党史通讯》1986年第10期。)。对体制弊端同“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是否有必然的联系,研究者的看法不尽相同。多数学者提出,许多社会主义国家过去都遇到过政治体制特别是领导体制僵化过时的问题,但那里并没有发生类似“文化大革命”的运动,可见并不单是体制的原因。近年来,国内不少学者注意到了毛泽东对高度集中的社会体制弊病的觉察,对官僚主义者的不满,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他想通过发动群众运动的“大民主”的方式来解决这些问题的一次不成功的尝试。

三、“文化大革命”发生的经济原因。“文化大革命”是在把一切社会资源高度集中在国家手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发生的。这是从“文革”发生的制度背景上讲,至于具体动因,有论者认为,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一个动因,是对当时的经济体制不满意,并试图矫正这种体制的僵化性。还有论者认为,毛泽东错误运用政治方式来解决经济问题,目的是为了推行他对经济发展的基本主张,这也是“文化大革命”发动的原因之一。还有学者从经济发展战略上进行分析,认为“三五计划”后来转到以战备为中心的“三线建设”,实际上体现了毛泽东调整工业布局的思路(注:王海光:《“文化大革命”学术讨论会观点综述》,《当代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1期。)。毛泽东想通过“文化大革命”,抓革命、促生产,找到一条更快、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注:任严波:《我国理论界关于“文化大革命”起因的探讨》,1986年11月21日《工人日报》。)。研究者大都认为,“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与毛泽东追求的社会理想目标是密切关联的。在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明确指出毛泽东提出的“五七指示”是“带有空想色彩的以平均主义为特征的社会主义构想”,这是书中最有价值的判断之一。

四、“文化大革命”发生的社会历史文化原因。首先是封建思想影响的问题。有论者指出:中国的封建社会漫长,对当代中国的影响很大,包括社会关系的非民主化、经济关系上强调集权、政治关系上的皇权思想、文化关系上推行“愚忠”。在这种社会背景下,试图实现以平均为特征的小农经济的社会主义模式,是“文化大革命”的动机之一。反对意见认为,封建思想残余在我国现代社会思想领域并不占主导地位,当时的个人崇拜有其形成的特殊背景,不能与“愚忠”相提并论(注:张化:《关于“文化大革命”时期党史研究综述》,《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5期。)。其次是党对社会主义认识误区的问题。论者一般认为,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准备不足,对社会主义发展规律没有完整的认识,是“文化大革命”发生的社会历史原因(注:丛进:《“左”倾社会主义观和“文化大革命”》,《党史研究资料》1987年11月;张天义:《“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原因》,《辽宁大学学报》1990年第4期。)。在研究中,其一是对造成认识误区的几个基本理论概念的分析认识,如关于“继续革命”的问题,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关于对“资产阶级权利”的误解等等(注:参见:龚育之:《关于“继续革命”的几个问题》;席宣:《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石仲泉:《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权利”和毛泽东对它的误解》等文章,《回首“文革”》上,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其二是从发生学的角度,分析党和毛泽东对社会主义认识的误区如何发生如何深化的过程(注:参见:林蕴晖:《党对社会主义认识的误区与“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杜蒲:《左倾理论与对社会主义曲折认识的关系》等文章,《回首“文革”》上,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

五、“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国际原因。一是从国际共运角度的研究。主要观点有:1.国际共运史上没有正确处理领袖和党的关系,对我党产生了消极影响(注:张天义:《“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原因》,《辽宁大学学报》1990年第4期;王福如:《国际共运对我党的消极影响》,《回首“文革”》上,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2.我党没有正确认识当代国际共运中出现的新问题,对于战争、和平、革命形势问题缺乏科学的判断(注:张化:《关于“文化大革命”时期党史研究综述》;金春明:《“两个文革说”与“文化大革命”的定性研究》等文章。);3.党对当代社会主义改革的误解,在1957年后走到了一条既不同于苏联旧模式,更不同于当代社会主义改革的道路(注:郑谦:《当代社会主义改革与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回首“文革”》上,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另有学者分析了毛泽东对国际共运形势发生严重错误认识的几个方面:对苏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的严重误解,以“左”倾观点评判别国党的内部事务,中苏论战和国际反修斗争(注:谭凝:《试谈毛泽东对当代国际共运形势的判断和“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回首“文革”》上,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二是从冷战史角度的研究。一些学者指出,“除了国际反修斗争的开展以外,冷战的国际环境和中国主要领导人对国际形势的错误判断也是不容忽视的方面。'打倒帝修反’、'推进世界革命’曾经是中国在国际活动中的基本方针。”(注:张化:《二十年后对“文化大革命”的再思考》,《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2期。)另外,世界范围中民族主义国家的兴起,全球殖民主义体系的崩溃,西方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的失败,西方国家的反战运动,也使中国领导人感到世界革命的振奋。当时党中央在国内采取的促使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倾政策,都与对国际冷战形势的估计有关。

六、“文化大革命”发生与现代化社会转型。近来学界提出了从社会现代化角度重新审视“文化大革命”的问题,把“文革”视为一场具有变革意义的社会运动,考察这场运动本身提出的问题与这一进程的关系。一些学者提出,应研究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所关注的问题:社会平等与公正;加速消灭城乡差别;构建纯洁的意识形态;教育改革;青年的道德教育;建设新文化等。有论者指出,从现代化角度审视“文化大革命”时应考虑中国在经济发展水平、社会文明程度等方面与西方国家有很大不同。此外,在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时,对中国现代化的认识程度如何?在“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中,改革原有体制、反对官僚主义的考虑占多大比重?实际效果又怎样?也是应予注意的(注:张化:《二十年后对“文化大革命”的再思考》,《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2期。)。

七、关于毛泽东开展“文化大革命”的运动方针。毛泽东发动“文革”的运动方针是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许多研究者认为,毛泽东发动和领导“文革”没有什么明确的“战略部署”和具体计划。“文化大革命”究竟要干什么,达到什么目的,采取什么步骤,都是不明确的。毛泽东对运动的领导是因势利导,实际上一方面轻举妄动,一方面随波逐流,成了不计后果的临时应付(注:王年一:《“文化大革命”第一阶段述评》,《党史研究资料》1984年第10期。)。每当运动进入胶着状态时,毛泽东总是从贯彻他的“大破大立”的社会理想出发,把阶级斗争推到一个更高层次(注:王海光:《从革命到改革》,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

四、“文化大革命”期间党和人民的斗争

“文化大革命”中党和人民的斗争,是“文化大革命”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些斗争有来自最高领导层的,也有来自各级干部和广大群众的。他们“时而公开的,更多的是默默地自行其是。”(注:《胡乔木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有论者认为,这些斗争实际上是坚持党的领导(注:邵华泽:《正确分析和认识“文化大革命”》,《伟大的历史文献》,红旗出版社1981年版。)。

大多数研究者认为,要认识到“文化大革命”中真正的主角是党和人民(注:胡绳:《关于社会主义时期的党史研究》,《中共党史研究》1990年第3期。)。“文化大革命”中党和人民的斗争特点有:党的正确发展趋势和错误发展趋势同时并存,相互渗透(比如与毛泽东晚年错误共存的也有正确方面,也“代表了党的正确方向”(注:朱体举、那桂林、姜梦华:《如何看待十年内乱中的党》,《党史资料通讯》1981年第18期。));党和人民的斗争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党和人民的斗争经历了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注:参见:邓力群的《介绍和问答——学习〈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北京出版社1981年版;席宣:《“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中国共产党七十年专题讲座》,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1月版。)。

近年来随着史料的发掘和研究的深入,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不仅在时间的起始点上向前推进了,而且扩大了原有的研究范围。就研究斗争的历程而言,目前国内学术界普遍提及的、具有较大影响的主要有8个事例:

(一)彭真主持拟定《二月提纲》。这是在“文化大革命”酝酿阶段对在学术领域开展政治批判运动的最初抵制。

(二)“文化大革命”发动过程中,派工作组到学校领导运动。这是将运动置于党的领导下的措施。(三)在1966年11月公交座谈会上,一些中央和地方的领导干部反对在公交战线和农村开展“文化大革命”。(四)1967年“二月抗争”是老一辈革命家在“文化大革命”夺权阶段进行的一次重要斗争。(五)1972年前后周恩来领导的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六)1975年邓小平主持的全面整顿,这是党和人民在“文化大革命”中进行的又一次重要斗争。这场斗争的实质是要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七)1976年四五运动,是人民群众自发抵制“文化大革命”错误,反对“四人帮”的集中体现。(八)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一举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从危难中挽救了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

五、“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经济

对“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经济,国内学术界进行了较为细致和全面的研究。关于“文化大革命”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划分,目前学术界大致分为3个阶段:(1)1966年下半年经济建设由上升开始出现逆转,1967年到1968年为第一阶段,基本特点是国民经济受到社会动乱的破坏而急剧恶化;(2)1969年至1973年为第二阶段,基本特点是国民经济逐步恢复计划控制,生产建设在恢复的过程中有所发展;(3)1974年后为第三阶段,基本特点是“批林批孔”运动开展,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国民经济计划遭受极为严重的灾害,整个国民经济陷入十分困难的境地。另一种观点认为:“文化大革命”时期前5年的国民经济,从急剧恶化到缓慢恢复;后5年的国民经济,从畸形发展和调整到起伏动荡(注:马洪等主编:《当代中国经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

有论者指出,“文革”十年中经济上的每一次起伏,都同政治上的干扰和反干扰、破坏和反破坏密切相关。这表明,没有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就没有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注:陈雪薇:《经济建设的停滞、倒退以及历史教训——评“文化大革命”十年的经济建设》,《十年后的评说》,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一些学者还具体指出了十年动乱给国民经济造成破坏的主要方面:国民经济各部门主要比例关系迁延性的严重失调;积累与消费的比例严重失调;地区产业结构比例失调;经济效益普遍大幅度下降,国家财政发生赤字等(注:参见李成瑞:《十年内乱期间我国经济情况分析》,《经济研究》1984年第4期;马洪等主编:《当代中国经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

近来有论者通过对“文革”中国民经济的发展数字的分析,对国民经济达到了“崩溃的边缘”的说法提出了质疑。认为“文革”初期的经济可以说是达到了崩溃的边缘,但纵观十年的情况,经济还是有所发展的。在看待“文革”中的经济情况时,大部分学者不赞同孤立地用数字说明“文革”经济发展的观点。持此论者指出,“文化大革命”造成了三大危机:即单一公有制和行政管理军事化的经济体制危机,教育水平继续下滑和轻视知识分子的人力资源危机,人民生活水平下降、物资短缺和人口逆向流动的贫困化危机。认为说“文革”经济陷入崩溃的边缘,是指国民经济不能正常运转,宏观管理混乱、微观发展动力不足的僵化状态而言。这是比具体数字更具根本性的问题(注:王海光:《“文化大革命”学术讨论会观点综述》,《当代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1期。)。

六、“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外交

“文化大革命”中的中国外交同样受到“文革”“左”倾理论和实践的严重影响。然而它相对于其他国内工作,则最早得到纠正和发展。因此,学术界普遍认为:“'文化大革命’对中国外交工作的干扰,比之对国内工作的破坏,程度要轻、时间要短。”(注:石志夫、徐昕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版。)就目前的研究现状来看,研究者们较少探讨“文化大革命”初期中国外事工作一度出现的混乱局面,大部分研究成果都是有关于70年代前期打开中国外交新局面的内容。

“文化大革命”初期,中国对外政策的制定和执行都受到“左”倾思想的严重影响。“打倒帝、修、反”是这一时期的“左”倾外交思想。研究者认为,林彪、江青、康生等极左人物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前的外交路线,认为是“三降一灭路线”,主张外交工作要做下层,重心要放在驻在国人民群众方面。与此相对应,在外交实践中采取“四面出击,打倒一切”的做法,发展到1967年甚至出现了“三砸一烧”的恶性事件,中国的国际形象和国际地位受到严重损害(注:邓力群等主编:《当代中国外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5月版。)。有论者分析了“文革”造成的中国外交失态的三个方面:(1)世界革命的观念成了现实的号召;(2)国内动乱造成的外交方面无政府状态,在外交活动中强加于人;(3)强调世界革命招致更多国家的疏远(注:谢益显主编:《中国当代外交史》,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版。)。

这一阶段中苏关系进入最低谷,1969年初发生珍宝岛流血冲突事件。研究者大都认为,中国对于苏方不断挑起的边境事端,有一个忍让、准备和反击的过程。有学者认为,毛泽东将中苏边界问题纳入其对外战略之中,作为松动对美关系,联合世界一切政治力量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一个重要斗争手段,利用边界问题制衡进而掌握对苏外交的主动权。珍宝岛事件的后果直接促成了70年代毛泽东对外战略的调整(注:李丹慧:《1969年中苏边界冲突:缘起和结果》,《回首“文革”》,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1969年“五一”劳动节,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会见了一些外国驻华使节。从此,中方开始主动修复对外关系,于是才有了70年代初期中国外交新局面的打开。

关于70年代打开中国外交新局面的研究,大多数论者认为,这是中国政府相机调整外交政策的产物。近年来研究的重点和热点问题主要有三个方面:一、中美关系的解冻。这个方面的研究,学者们起步较早,研究得较为充分,论文和著述都比较多,包括解冻的历史原因、起始时间、实现过程和历史影响等问题都有比较详细的研究(注:参见:裴坚章主编的《研究周恩来——外交思想和实践》,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版;熊向晖的《打开中美关系的前奏》,《中共党史资料》第42辑;外交部外交史编辑室编写的《打开中美关系的历史进程》,《党的文献》1991年第3期;王炳南的《中美会谈九年回顾》,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版;王国权的《跟随周总理搞外交》,《研究周恩来——外交思想与实践》,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版;王杏芳、金正昆的《尼克松主义的主要内容及美国的战略调整》,《教学与研究》1993年第3期;资中筠的《缓慢的解冻》,《美国研究》1987年第2期;宫力的《跨越鸿沟》,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张保军的《论中美关系的解冻》,《北京党史研究》1993年第3期。)。论者认为,中美关系的缓和,是打开外交新局面的带关键性的一环。二、新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恢复和第二次建交高潮。目前学术界对这场斗争的过程、意义等方面作了一些分析,认为中国这个时候对第三世界的政治独立和经济发展都给予了支持,同第三世界国家友好合作关系得到发展,是70年代形成新中国又一轮建交高潮的重要因素。三、关于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思想。学术界对三个世界划分战略思想的由来、形成以及它的内涵和作用进行了研究,认为它对世界格局的分析虽然在理论上有不合乎实际的方面,但在指导外交工作的实践中起到了积极作用(注:参见: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李向前的《从“中间地带”论到“三个世界”的划分》,《环球同此凉热——一代领袖们的国际战略思想》,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李海文的《毛泽东三个世界理论的由来及形成》,《党的文献》1993年第4期;宫力的《划分三个世界战略思想的历史考察》,《党的文献》1993年第4期;牛军的《毛泽东“三个世界”理论的研究纲要》,《晚年毛泽东》,春秋出版社1989年版。)。

原载《党史研究与教学》2002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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