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1972年中日复交以来的36年间，两国关系经历了前20年的友好氛围“蜜月期”和后16年的重新调整期，其间曾出现两次“政冷期”。2006年以来，中日关系经过两国领导人之间的“破冰”、“融冰”、“迎春”之旅，通过胡主席的“暖春之旅”迎来了一个新的起点。今后，中日关系将在第四份政治文件的指导下，进入一个新的更高的发展周期。
[关键词]胡主席访日 暖春之旅 中日关系 共同和平发展
2008年5月6日至10日，胡锦涛主席对日本进行了访问。这次访问对2006年10月启动的中日关系回暖进程做了总结，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的两国关系确定了方向，标志着中日关系的新一轮发展周期已经开始。
一、复交以来中日关系的轨迹
1972年9月，中日两国领导人抓住中美和解后出现的机遇，一举打破隔绝两国20余年的冷战壁垒，发表第一份政治文件——《中日联合声明》，实现了邦交正常化。从谈判过程看，这一壮举是双方就台湾、历史等关键问题达成共识的结晶，也是两国舆论热情支持的结果。1978年8月，两国签署了第二份政治文件——《中日和平友好条约》。
1978年12月，中国确定了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现代化路线。当时的中国百废待兴，而一衣带水的日本已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经济大国。1978年10月邓小平赴日本出席《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互换批准书仪式。
访问期间，邓小平考察了日本的城乡与产业，深切感受到了中国的巨大差距。一时间，“学习日本”成为席卷中国的一大潮流。
1979年12月5日大平正芳首相来华访问时，宣布向中国提供日元贷款。这是带有政府援助性质的优惠贷款。在中国急需外汇之际，日元贷款发挥了“雪中送炭”的作用。中国利用日元贷款建设了大量经济基础设施。从1980年到2008年，日本共向中国提供了约3.2万亿日元贷款和约3千亿日元无偿援助与技术合作。改革开放30年，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其中也有日本的一份功劳。
20世纪80年代，中日两国高层互访频繁，多渠道、多层次的对话机制相继成立。中日贸易额从1972年不到11亿美元增长到1988的190亿美元。1984年3000名日本青年应邀访问了中国，1985年500名中国青年应邀访问了日本，为中日世代友好播撒了种子。高仓健等日本影星成为一代中国人的偶像，中国学子掀起了新一轮留日热潮。总之，复交后的20年间堪称中日友好的“蜜月期”。
20世纪80年代，中日间已发生了围绕历史认识问题的摩擦，其焦点是“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历史教科书”、“阁僚失言”等问题。但这些问题都及时得到了控制和解决。
冷战结束后，美国确定了“新东亚战略”，其重要支柱是“扶日抑华”。日本则采取了“挟美制华”政策。中日围绕历史问题和台湾问题的摩擦升级，两国关系在1995—1996年陷于复交以来的首次“政冷”期。
1997年正值中日邦交正常化25周年。9月桥本龙太郎首相访华，11月李鹏总理访日，中日关系开始走出“政冷”低谷。1998年是中日缔结和平友好条约20周年。江泽民主席于11月访日，两国发表了第三份政治文件——《中日联合宣言》，其中提出要建设“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2000年10月，朱镕基总理对日本进行了旨在“增信释疑”的访问。
2001年4月，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上台，以执意参拜靖国神社的方式挑战中日政治共识底线，把回暖中的中日关系打入比上一次更加寒冷、时间长达五年之久的第二次“政冷”期。在这一时期，中日经贸关系则遵循市场经济规律继续得到发展，“政冷”未能完全阻止“经热”，但也带来一丝“经凉”感觉。
在“政冷”期，中日两国的民众情感和舆论氛围不断恶化。民意调查显示，中国民众对日本的好感度在90年代中期的“政冷期”严重滑坡，在2001—2006年的“政冷期”则更是降至10%以下。日本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也由80年代的约80%降到了近年来的30—40%。
小泉推行五年多的“参拜政治”，使日本在国际上陷于孤立，使其海外经济利益严重受损。日本社会出现了“参拜疲劳”症状，包括自民党政要在内的各界人士纷纷要求小泉停止参拜。在这一氛围中，2006年9月26日上台的新首相安倍晋三，上任伊始就修正了小泉路线，表示坚持反省历史的立场，并表示最先希望访问中国。
2006年10月8日至9日，安倍首相应邀访华，与中国领导人举行了会谈。这次访问标志着中日两国首脑互访因小泉执政期间连年“参拜”而中断5年后得以恢复，因而具有打破“政冷”僵局的意义。安倍首相建议两国建立“基于共同战略利益的互惠关系”。这是日本领导人首次在中日关系定位上使用“战略”一词，意味着其对两国关系的一次重要提升。对这一建议，中国领导人欣然予以接受。基于新的共识，双方发表了《联合新闻公报》。
2007年1月14日，温总理在菲律宾出席东亚系列峰会期间再次与安倍首相举行会晤，并接受了4月份访日的邀请。在3月16日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温总理把上一年安倍首相的访华称作“破冰之旅”，而把他本人即将进行的访日定位为“融冰之旅”。
2007年4月11日至13日，温总理对日本进行了访问。这是时隔6年半中国总理对日本再次进行访问。在日本52个小时的旋风式访问中，温总理出席了大量活动，包括会晤日本天皇、首相和各政党团体负责人，在日本国会发表演讲，启动中日经济高层对话机制，广泛接触日本民众，出席两国体育文化年开幕式，缅怀周恩来总理诗碑，接受日本茶道大师里千家千宗室献茶，与普通农民一起栽西红柿苗，与立命馆大学大学生打棒球，等等。这次“融冰之旅”取得了圆满的成功，进一步促进了中日关系的“回暖”进程。
另一方面，在安倍执政期间，日本高层出现了否认当年日军强征“随军慰安妇”罪行的言论。另外，安倍内阁大力展开了推动建立“日美澳印价值观联盟”和“自由与繁荣之弧”的外交活动，其中明显包含针对中国的意图。这些动向，给中日关系带来了新的不确定因素。
2007年7月29日，日本举行了第21届参议院选举。安倍率领的自民党惨遭失败，首次从参议院第一大党的地位跌落下来。9月12日，身心疲惫的安倍突然宣布辞职。同一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对安倍在首相任内推动对华关系的作用给予了肯定。
9月25日，福田康夫在自民党的推举下在众议院当选第91任首相。经过“小泉—安倍”的新保守派占据主流时代，日本政治的钟摆回摆到了“渴求中庸”的一边，大任降在“富有平衡感”的福田身上。
在外交理念上，福田康夫深受其父亲、前首相福田赳夫的影响。福田赳夫在首相任内曾有两项重要建树：一是1977年在马尼拉发表“福田主义”演说，其要点是“日本不做军事大国”、“与东南亚国家建立心心相印的信赖关系”、“积极提供经济合作”；二是于1978年与中国缔结和平友好条约。
福田康夫明确表示，自己将不会在首相任内参拜靖国神社。出任首相伊始，他又决定在新版《外交蓝皮书》中不再写入“自由与繁荣之弧”的概念，因为这一外交方针被视为具有“围堵中国”的意味。福田首相还在接受西方媒体采访时明确否定了“中国威胁论”，并在访问美国时提出了“日美关系与亚洲外交共鸣”的外交理念。福田上台后，中日关系继续全面升温。在此基础上，2007年12月27日至30日，福田首相对中国进行了被称为“迎春之旅”的访问。
福田访华是一次成功的政治之旅，中日首脑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达成了共识。福田访华又是一次积极的经贸之旅。福田首相访问了天津，参观了滨海新区规划建设展览，考察了天津一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第三工厂。文化之旅是福田此次中国之行的又一重要特色。福田首相特意对孔子的故乡曲阜进行了访问，此行既是对中日悠久文化交流史的重温，也是对东方“共同价值观”的认同。
福田首相成功访华，给邦交正常化35周年的中日关系打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二、胡主席访日开启新的发展周期
福田首相成功访华后，胡主席访日提到了日程，国内各界对此次访问的前景普遍看好。孰料，2008年1月以来，日本一些势力和媒体在东海、入常、日朝等“老三样”外交菜单和饺子、西藏、奥运等“新三弹”涉华问题上掀起了对华施压的舆论高潮，力促本国政府抢设议题、规定话语、漫天要价。国内各界对胡主席访日前景的预测转而变得充满忧虑。在人们的亦喜亦忧中，胡主席按期访日，正面回应了日方的所有关切事项，其成果之大、效果之好，超出了人们的预想。
2008年5月7日，胡主席与福田首相签署了中日间第四份政治文件——《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这无疑是此次访日的最重要成果。其后，两国领导人共同会见了记者，就这份新政治文件的含义做了进一步阐释。双方还发表了补充文件——《中日两国政府关于加强交流与合作的联合新闻公报》，其中涵盖了70项合作项目。
通过签署新政治文件，“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正式成为两国关系发展的总体目标。10年前，江泽民主席访问日本之际，两国发表了第三份政治文件——《中日联合宣言》，其中提出要建设“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当时，日方曾拒绝在中日关系定位上使用“战略”一词。据当时日本各界的反应，这是因为不能把日中关系提升到与日美关系平起平坐的地位。
“破冰之旅”着眼于实现最低目标即给两国关系的“政冷”状态画上句号，“融冰之旅”和“迎春之旅”旨在推动中日关系逐渐升温，“暖春之旅”则为中日关系回暖过程做了总结，为站在新历史起点的两国关系重新定位。
新政治文件反映了中日复交以来36年、特别是江主席访日以来10年间两国关系的变化，对2006年10月“破冰”以来的一系列共识进行了概括，为中日关系确定了前进方向，抓住了来之不易的新机遇。
新政治文件指出：“长期和平友好合作是双方唯一选择。”基于这一精神，这份文件贯穿着一条红线，那就是体现了向前看、不纠缠于老问题的精神，着眼于推动共同利益、实现双赢合作。关于历史问题，新联合声明的表述是“双方决心正视历史、面向未来，不断开创中日战略互惠关系新局面”。关于台湾问题，新文件采用了如下确认性表述：“日方重申，继续坚持在《日中联合声明》中就台湾问题表明的立场”。
另外，中日还在其他主要问题上取得了新的突破。在东海问题上，两国领导人在会见记者时都明确表示“取得了重要进展”。新文件还指出：“中方表示重视日本在联合国的地位和作用”，“中方对日朝解决有关问题，实现关系正常化表示欢迎和支持”，“为进一步理解和追求国际社会公认的基本和普遍价值进行紧密合作，不断加强对在长期交流中共同培育、共同拥有的文化的理解”。双方还就一系列双边与多边合作领域达成了广泛共识，包括进一步扩大军事交流、在联合国框架内加强合作等。
迄今为止中日已发表了四个政治文件，其产生的历史背景不同，其承担的历史使命也有区别。1972年的《中日联合声明》，使中日关系从长期战争和冷战状态中摆脱出来。1978年的《中日友好和平条约》，从法律上完成了两国关系正常化进程。1998年的《中日联合宣言》，对冷战后新环境下的中日关系做了重新定位。而本次的新《中日联合声明》，则在继承前三个文件、融进2006—2007年两个联合新闻公报内容的基础上，为今后的中日关系进行了定位与定向。
中日关系走出了在矛盾问题上陷于僵局、在情感碰撞中耗费精力的恶性循环，开创了增进友好感情与推动共同利益良性互动的新局面；从“解决矛盾型”关系转向“发展利益型”关系；从“破冰”以来的“恢复性发展”阶段进入了在“暖春”下的“实质性发展”阶段。
胡主席访日，开启了中日关系新一轮发展周期。回首复交以来的36年间，中日关系经历了一个螺旋式上升的发展周期，其中包含着各交往领域之间既同步又非对称发展的周期。
一是政治周期，即和平友好——政冷低谷——新的暖春。
1972年实现邦交正常化后，中日和平友好关系经历了20年的“蜜月期”。冷战结束后，美国转向“扶日抑华”，日本倒向“挟美制华”，加上日本否认侵略历史的势力抬头以及日本经济萧条与中国经济腾飞形成反差等因素，中日围绕历史问题等矛盾的摩擦全面升级，相互关系于1995—1996年陷于“政冷期”。经过几年的“回暖期”后，两国关系于2001—2006年再次陷于更加寒冷的“政冷期”。2006年10月以来，中日关系重新“回暖”，直至迎来生机盎然的“暖春”。
二是经济周期，即日本拉动中国——中国拉动日本——中日对等合作。
就经济周期而言，先是日本发挥了拉动中国经济的作用。从上世纪70年代初期到90年代初期，中国经济对中日贸易以及日本对华投资与援助的依赖程度很高，日本对中国的依赖程度较小。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经济腾飞和日本的经济萧条形成了鲜明对照，中国经济“特需”对日本经济的拉动作用日益明显。2007年，中国超过美国成为日本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中日贸易曾长期占中国贸易额的20%以上，在日本贸易额中则只有10%以下。但近年来，这一格局已发生了逆转，中日贸易在日本贸易额中的份额已达17%，而在中国贸易额中的份额已降到12%。日本依然是中国引进外资的第二大来源地，而今中国的对日投资也已起步。中日经贸关系结构正从垂直分工向水平分工转化。2008年，日本将接受对华提供日元贷款，中日政府间经济合作将由“日本援助中国”的单向结构向“中日对等合作”的双向结构转型。
20世纪60年代以来，日本曾孤独地推动东亚合作，但孤掌难鸣，动辄受到欧美各国的牵制。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历史上首次出现了中日两个东亚经济大国共同推动本地区合作的历史机遇。
就政治周期与经济周期的相互作用而言，在70—80年代，前者推动后者的作用十分明显。90年代以后，两国经贸关系的相互依赖不断加深、市场化程度日益提高，政治周期对经济周期的影响大为减弱，“政冷”局面也未能完全阻挡“经热”势头，但也曾令人担心“经凉”局面的出现。
三是心理与舆论周期，即友好氛围高涨——相互感情恶化——重新认识对方。在20年的“蜜月期”，中日关系进入了以友好感情为驱动力的发展阶段。双方都认为，经过了长期的热战与冷战，中日邦交正常化与和平友好局面实在来之不易，理应倍加珍惜。但随后，这种热情逐渐消退，加上两国围绕历史认识等问题频繁发生摩擦，两国间的民众情感和舆论氛围不断恶化。民意调查显示，中国民众对日本的好感度在90年代中期以来的两次“政冷期”中严重滑坡，日本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也比80年代大为降低。
中日民众感情碰撞的背后，既有政治关系波动的影响，也有两国交往增加、相互信息增多的原因。20世纪70—80年代，中日人员交往十分有限，两国民众主要是从文学影视、媒体报道、政府主张等渠道间接地了解对方。随着政治摩擦频发和人员交往的增多，双方都把望远镜换成了显微镜，友好心理被“敢说‘不’”的冷酷心态所取代，陷于相互批判对方缺点的恶性循环。然而，这个阶段是跳不过去的。相互间直接对话与碰撞，有时在互联网上对骂一下，这也许是两国民众走向相互理解过程中的一个必经阶段。最近两年，两国相互理解和情感互动，已开始呈现出趋向冷静、理性和客观的成熟化趋势。
最近一段时期，中日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与现象，呈现出进展与停滞、偶然现象与必然趋势相互交织的复杂局面。
在“5·12”四川震灾发生后，日本各界积极赈灾的姿态给中国民众留下了良好印象，特别是日本救援队文明敬业的风貌博得了尊敬和感谢。以往动辄相互讥讽的中日因特网论坛，5月以来出现了大量善意的相互评论。
然而，5月底日本传来的一条“日本自卫队军机将运送救灾物资飞进中国”的新闻，则在中国民众中激起了波澜，以致在美国、韩国等多国军机纷纷运送物资飞入的情况下，惟独日本军机未能成行。此次日本政府和媒体在尚未得到中国政府确认的情况下，过于炒作这条新闻，急欲跨越“二战后日本军机首次飞入中国”这道门槛，反而引发了众多中国民众的警惕和反对。
6月10日，日本鹿儿岛海上保安部的巡逻艇在钓鱼岛海域撞沉了台湾渔船“联合号”，激起了中国政府和台湾当局以及两岸人民的共同抗议。
6月18日，中日两国政府同时发表了在东海共同问题上达成的共识。这一共识在中日两国各界引起了十分复杂的反响。一方面，双方舆论对两国间这一旷日持久的磋商迈出打破僵局的第一步表示欢迎。另一方面，两国舆论都对本国在这一共识中作出的让步表现出颇为激烈的反应。
6月24日至28日，日本自卫队舰艇“涟”号导弹驱逐舰对广东省湛江港进行了访问。此次访问是对2007年11月中国海军“深圳”号驱逐舰对日访问的回访，也是中日防务交流的又一重要进展。
这些最新动态表明，中日关系正处在一个空前复杂的互动框架之中。其显著特点是：高层推动催生暖春，民间感情乍暖还寒，互惠合作稳步发展，战略和解尚需时日。在这一局面下，中日政治与安全关系应与两国舆论的缓解和民意的改善同步前行，急进与保守都将导致适得其反的效果。
三、未来中日关系的趋势与选择
近年来中日矛盾的深层症结，归根结底就在于缺乏政治互信。中日双方究竟是把对方视为21世纪的竞争对手，还是合作伙伴？选择后者，是中日真正走向战略互惠的关键。此番中日达成的重要共识是：两国互为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相互支持对方的和平发展；中日作为两个负责任的大国，决定为地区与世界和平、稳定与发展作出贡献。增进政治互信，加强互利合作，是这个共识的核心所在。中日决心相互支持对方的和平发展，就是意味着双方都准备以平常心来接受对方的“和平崛起”。这显然是中日关系相互定位上的一个重大突破，如能始终贯彻下去，势必对东亚合作和世界秩序产生深远影响。
中日间存在矛盾是一个客观现实，关键就在于能否控制矛盾、发展共同利益。中日双方不能总是在如何分割一块面包的“零和游戏”上较劲，而是应把主要精力转到如何把面包做大的“正和游戏”或“共赢游戏”上来。
在东海问题上，把划界问题与“共同开发”区分开来同时加以推动，是一个双赢的选择。在日本关切的“入常”问题上，中日将在联合国改革得到进展、中日关系健康发展、两国舆论持续升温的过程中，继续扩大共识。在军事交流和国际合作等以往合作步伐相对缓慢的领域，中日有望继续转变观念，继续提升相互关系。中日经贸关系已到了升级换代的转折点，对此两国的合作思路已日趋清晰，亦即在节能、环保、大型互利项目以及国际经济合作上加大力度。
中日关系应立足于理智与情感的良性互动之上。缺乏共同利益基础的友好感情是脆弱的，而建立在单纯利益计算之上的物化关系也不会是稳固的。一旦民众感情严重滑坡，舆论氛围极度恶化，两国政治关系的基础就会发生动摇。今后，中日双方如能持之以恒地推动两国人民之间的交流、不断增进友好感情，那么中日新目标的实现就会指日可待。“中日友好，归根结底是人民的友好。”这一中国领导层反复强调的语句，将越来越被证明是一句至理名言。
日本政局变幻无常，给中日关系带来了很大的不确定性。目前福田内阁的支持率已下降到20%左右的危险水平，其主要原因在于其国内民生问题上，而不在于外交。福田首相积极推动对华关系，得到了各界的广泛支持，但也被以平沼赳夫、麻生太郎、中川昭一、安倍晋三等“HANA”（这四人姓名的头一字母）集团为核心的“真保守”势力指责为对华软弱，一些对华强硬的媒体和人物也在继续煽动不满情绪。日本政治素称“一寸前面是黑暗”，其政局动荡随时都可能发生。
对中日关系而言，“福田温和路线”的出现只是日本政治的一次钟摆，还是螺旋式上升进程中的一个新阶段？如果是前者，那么福田执政后期或“福田后”首相时期的政治钟摆还可能“向右”回摆。如果是后者，那就意味着日本政界和社会各界的对华认识与态度已不会再回到“小泉政治”时期那样的极端情绪化局面。
目前出现的“福田机遇”实属来之不易，应当十分珍惜和充分加以利用。另一方面，中日关系正日益走向社会对社会、民众对民众的大众交流时代，日本首相交替所能产生的影响将继续相对减弱。在已经迎来“暖春”的中日关系大环境下，日本国内的“中国威胁论”、“中国异质论”等负面话语体系已摇摇欲坠。因此，不管日本政局如何演变，中日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大局有望得到维护和发展。
如何对待中国崛起这一“百年未有之变局”，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外交面临的世纪性课题。过去十余年间，日本各界精英和国内舆论的中国观经历了严重不适、激烈对立、过度反应、剧烈排斥等心理与行为症状。在安倍执政时期，日本掀起了“价值观外交”的高潮。在这一动向的背后，既有一些西方国家强化意识形态外交的国际背景，也有日本试图拼凑意识形态集团来牵制和诱导中国崛起进程的外交思考。近来，日本一些强硬派政治人物对福田首相放弃安倍的“价值观外交”颇有微词。
但一些有识之士则主张，“必须把日美关系和与亚洲的良好关系作为日本外交的两个轮子”，“日中应承担起东亚共同主席的责任”。种种迹象表明，日本各界看待中国发展的目光正在变得更加客观和冷静，“接受中国崛起的现实”日益成为其思考对华政策的基点。这也是造成小泉失宠、安倍失势、“福田来到”的最新社会潜流，也是令“新保守派”暂时收敛锋芒的现时政治氛围。
21世纪初期，日本进入了新的外交抉择进程，其核心问题就是如何对待美国和中国。在现阶段，日本依然以日美同盟为其外交的“基轴”。日美同盟是一个“美主日从”的框架，日本在其中既受益于美国的保护与扶持，同时也受到美国的控制与压力。在战略上，美国力图维持“美主日从”框架，日本力图取得“日美对等”地位。在战术上，美国力图促使日本在不突破“美主日从”框架的前提下尽可能多地增加对美合作，日本则力图利用美国的要求和压力不断提高自己的“对等伙伴”地位。
就中国方面而言，同样面临着如何看待日本以及怎样为当前和未来中日关系进行战略定位的问题。回首过去十余年间，中国各界的日本观经历了几个阶段性的变化，出现了政府、知识精英和民间舆论的一致、分化、再趋同的周期性变化。仅就国内各界的中日关系问题讨论而言，曾先后交替或同时出现了各类观点：在政策优先顺序上，曾出现历史问题优先论、台湾问题优先论、领土与海域问题优先论、经贸关系优先论、民间舆论问题优先论、多边框架优先论，等等；从对日对应方式的观点看，相继出现对日强硬论、对日妥协论和软硬兼顾论；在国力判断和民族心理上，则有轻视日本和夸大日本这两种截然相反的反应；在认识方法上，则可以见到注重感情、呼吁理性、道德批判、战略判断等多种类型。
其实，中国各界的日本观起伏波动的过程，也是中日关系变化规律本身逐渐显现的过程。中日关系的演进过程，是一个合作与竞争并存、受到多种因素影响的复杂互动的进程，只看到其中某一方面，而忽略另外一些方面的认识和做法，都不可能催生出科学、合理的对日政策思路。随着两国间交往的日益增多和内外环境的不断变化，中日关系变得日益复杂，影响这对关系的变数日益增多，仅靠一种渠道或单一方法解决中日间结构性问题变得日益困难。因此，未来中日关系的发展进程，势必将是政治、安全、经济、文化等各领域相互影响的曲折、渐进的过程。
中日关系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已经有了走向双赢的目标。但就目前而言，这还仅仅是个目标，要把它变为现实，依然任重而道远。如何把“支持对方的和平发展”落实到各自战略调整中，是一个十分艰巨的课题。中日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依然存在，其各自国内都还存在着各种不同的政治见解，两国民众之间的相互理解和相互信任还十分薄弱，今后两国间还可能泛起政治风浪。对未来的中日关系，既要看到可以乐观的条件，也要充分考虑到不确定因素，未雨绸缪，趋利避害，争取实现可持续的共同和平发展。
注释：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