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萌萌的命符——“想象”

　　借用一个象征：

　　“维纳斯断臂之谜”——“真实、残缺与想象”

　　萌萌的问题意识：

　　一定有一个真实完整的“维纳斯”——隐藏的但丢失了的谜底

　　现实的维纳斯——“断臂”——残缺的美（一定不是丑）

　　恢复完整的愿望——“想象”（补全—实践—失败 / 理想）

　　三者都是真实的，但每一种真实又是一个问题，如“完整”，假设开始挖掘出来的“维纳斯”完整无缺，所有后来的想象都不会发生，一个平淡无奇的完整。为何完整而不丰富更不神奇？应了康德的说法：“不是完满，而是缺陷，才是一个本质丰富的源泉。”——“残缺”。

　　维纳斯残缺的丰富，是神话，是观念，是理想，还是事实？如果仅仅是事实，不要任何附加成分，单纯就是事实本身，应了维特根斯坦的说法：“不是怎样，而是这样，才是最神秘的。”——“事实”。

　　维纳斯已经倾斜，断臂更增添倾斜，为什么还是美？恢复完整的愿望是自然的倾向，还是教化的结果？自然什么时候提供了完整？如果硬要应黑格尔的说法“精神是自然最美丽的花朵”，那么，精神的丰富是应了精神的完整，还是应了精神的残缺？尼采更由此推向“自然的本性高于神的本性”，但尼采高于神性的“权力意志”为何最后总是像打去了黄的空壳被现实抛弃？——游动在“精神”与“神性”之间的“自然”。

　　三者彼此属人的关联形成更紧张的真实——“不可解决”的真实，或者恰当地说：“必须解决 / 不可解决”成为真实。

　　萌萌六岁前，掌上明珠般的公主生活；六岁后，深爱的父亲被捕，接着父母离异。于是，生命整个陷入“维纳斯断臂之谜”……

　　我想说的是，萌萌一生，做人为学直到她“拒绝衰老”的死亡，几乎就是“维纳斯断臂之谜”上残缺的想象：

　　“必须解决 / 不可解决”成为真实。

　　由此象征着或隐喻着萌萌短暂而灿烂的命运。

　　二 “曾经”的索引卡：苦难与承诺

　　为了参加主题为“现象学与艺术”的杭州年会（2002年），萌萌从自己的本雅明研究之一“本雅明《论历史的概念》释义”[1]中抽取了本雅明分析保罗·克利油画《新天使》一节，并做了现象学“视觉”的意向性分析，为了置疑“意向性”为何缺席了苦难的意义。[2]当然，置疑的问题在论文中，不在报告中，萌萌是不发言的，结果谁也没有在意。

　　这里隐伏着一条线索，我就从这里开始进入“萌萌问题意识”的导读吧。

　　现将萌萌提出的问题摘要如下（重点是我加的）：

　　如果我是一个冷峻的历史主义者──像歌德嘲讽的，“既然痛苦是快乐的源泉，那又何必因痛苦而悲伤”；像马克思讥讽的，许多实际的大智大贤者，“像牛一样把背对着人类的苦难，只关心自己的皮”；或者像黑格尔在《历史哲学讲演录》中说的，前进的历史车轮决不姑息路边被碾碎的花草──那么，我即便像克利、本雅明看见了同样的景象（引者按：天使看见了二十世纪的尸骸与废墟堆积如山），也产生不出《新天使》般的“立义与取向”。

　　只有真正能“背负人类苦难”的人，并把人类的苦难当作“不能背叛的承诺”的人，才会把“苦难”建立为“意向性的基质”，再由它来“综合而同构”此意向性的“关联域”。于是，看来恰好“末世论”能够将“苦难”与“进步”统摄起来。

　　问题是，没有“末世论”的中国人怎么办？我们如何直面苦难事实？靠“悲天悯人不忍之心”？可是它几乎已经从我们的技术化知识的中立结构中清除了。或者就像今天的年轻人，在现代性的机遇面前，除了个人的那点得与失，早已没有“苦难”的位置了。如果说，以前是“文字失重”，今天恐怕已变成“生活本身失重”──不是因为我们“幸福”了，而是因为我们愈来愈没有作为个人意向的因而仍然我属的整体命运的责任感了——“个人本位主义”啊！

　　这就产生了另一类问题：苦难是否不再是世界历史的本质真实？就像一个生活在幸福中的人没有苦难或苦难感一样？

　　在上述问题面前，生产力决定论是不够的，意识现象学是不够的，存在哲学也是不够的，等等，我们一个一个地尝试了，今天又进入了政治哲学的两大范畴──“古今之争”与“诸神之争”──的综合。

　　我是想引申出这样一个问题，在今天所谓网络信息的时代，作为现象学的视觉是否要把“苦难”悬置起来？或者说，面对苦难是否要把归咎苦难的“末世论”悬置起来？那么，现象学视觉中的“苦难”是什么？

　　我没有拿“苦难”作为特权要求现象学给予特别关注的意思。事实上，我的这篇短短文章的问题意向，并不是大家关注的，它既不是学术难题，也不是时尚热点。我也就没有拿它去打搅别人……我突然发觉，它纯然是个人的问题。苦难，竟然变成了个人的问题，就像宗教变成了“私人的事情”。真使我惊悚！

　　学术、知识，从什么时候开始变成与苦难无关的东西了？难道这也是学术或知识的“进步”吗？

　　现象学不仅应该像克利和本雅明那样“看”苦难，尤其要看到这个地步，苦难的意义是如何在意识的“意向性”中滑落的，是知识的中立性前置造成的即意向性本身被知识化了，还是兴趣的转移？

　　不是兴趣转移，而是“兴趣”袒露为“利益”，就像西文直陈的，“兴趣”就是“利益”。因而苦难在追求纯粹科学或纯粹逻辑的技术理性膨胀中脱落的。它终究会像脱落的羽毛，让人类再也飞不向善的天穹之顶而陨落下来。[3]人类，宇宙中的生命，在宇宙中消失，决不是因为它自身的自然性，而是因为它遗忘了“道法自然的智慧”而偏执功利计算的“智能性”（技巧性），才导致了自身的毁灭。

　　我根本不关心被萌萌提问的“现象学”该做如何的回答，我想探寻的是萌萌的问题意识在什么意义上“把‘苦难’建立为‘意向性的基质’”，换句话说，这个意义究竟是个人家世结怨的“复仇”，还是如“新天使”般“拯救”的困惑？

　　尽管萌萌身上“承诺”着父辈的“曾经”——四分之一世纪的钦点冤案，但她用《为诗而受难的意义》对“七月派”诗人的“理想主义”做了超越个人意向的分析。

　　萌萌发现，由于中国历来没有个人的位置，五四启蒙以来，“以个人为本位的理想主义”很快遭遇“以国家为本位的理想主义”的裹胁，正如“启蒙”被“救亡”裹胁一样。“七月派”诗人就是受启蒙感召而呐喊个人理想主义的自我精神的扩张者或主观精神的战斗者。它本身并没有错，几乎无所谓对错。问题是它遭遇到强势力量的裹胁，特别是这强势力量建国后迅速膨胀为统治意识形态，其自设的“真理性”带着生杀予夺的“权力性”，首先落到了“七月派”诗人们的头上，不幸就降临了。

　　黑格尔用历史哲学的眼光对“悲剧”作了这样的规定：“‘是’与‘是’的冲突。”也就是说，悲剧处理的不是“对/错”、“是/非”问题。以为在“悲剧”中找出一个“坏人”一个“好人”，“坏人”得势，“好人”遭罪，最后“报应”解决——这是天底下最廉价的迷魂汤，结果是愿望中圆满地“重演”。可是，偏偏人们习惯了这样演悲剧、看悲剧、评价悲剧。麻烦就在这里。事后的所谓“平反”，从正面积极意义的理解，平反所纠正的不是事情本身的对与错，而往往是处理方法的不当，所谓“扩大化”。之所以方法不当或偏激过重，无疑隐含着方法使用者的理由来自原初的“是”因何之故膨胀为“意识形态”的偏激过重所致。等到最后有权清算了，人们往往只用简单的归咎法取一个“是/非”做道德化批判，除了宣泄积怨，于事于理无补。当然话说回来，要求身受其害的当事人完全接受这一点几乎是不近人情的。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多少显得冷酷无情。

　　但萌萌是走出来了的人，她走出的是情感陷阱，而洞察的却是历史于修复中的拯救承诺。或许这正是她特别关注本雅明的原因。萌萌读书不同于一般人，往往不是“她去读书”，而几乎是“书来读她”。她的身边可以摆好几本书同时读，这本翻翻，那本翻翻，不知道哪本书中的某一段话甚至某个字突然跳出来抓住了她，把她拽进书里，像拽进一个水涡迅速波及开去，而她已深深沉进，通体浸润着窒息般的想象，久久不能自己。你看她一个时期反复念颂着一个词语便可想见了。薇依、洛维特、本雅明的“研究”几乎都是这样“被读”出来的。

　　表面上看，好象散漫得很，但只要留意就不难发现，问题的专注已经专注到使命的程度。请看“被读”中的两段对话式的解读：

　　本雅明的“历史”，用了两个意象：

　　“神秘的索引(卡)”（a secret index）和“我们也带有微弱的弥赛亚力量”。

　　这里“过去”成为拟人化的主词，或作为代词代表父辈，他带着“索引卡”──在时间中记载着的东西。是哪些东西？不得而知，但肯定要同所“托付”的“救赎”相关。联系前说，多是引起妒意的幸福的欠缺的“欠”。那么“索引卡”实际是一张“欠债单”，不“还清”是不能也不得“救赎”的。

　　“我们也带有微弱的弥赛亚力量”。“我们”──当然是父债子还者，尘世期待着偿还。每个时代都有这样的“我们”。看来，这个“我们”，既是欠债者，又是偿还者。如果，偿还稍稍多于欠负，“我们”也就被赋予了“一点微弱的救世力量”。当然，这要看过去欠债多少来确认。此决非易事。今天，六十年后，“历史唯物主义者”恐怕“知道”得几乎有点抬不起头了吧？[4]

　　一个人，或一个民族，在日常中究竟怎样或应该怎样面对“曾经的欠负”？

　　比如，我（或我们）曾经遭受的伤害与苦难，在我（或我们）身上沉积为怎样的“曾经”或“记忆”？而每一个活生生的当下，与“曾经”发生着怎样的关联？

　　是遗忘，是怨恨，是沉重的惰性，是看穿人生以至玩世不恭的世故，是急功近利的现得，是自欺的化解，是所谓升华为事业的助纣为虐的“成功”，是积聚强力意志的报复、复仇、以牙还牙、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还是于拯救平和（福祉）中获得救赎？……

　　每一种存在都有其合理性，因而每一种存在都是事实。但是，并不是每一种存在都是自己截止下来承担起来哪怕微弱的救赎力量，而不再传递挑起怨恨或复仇的火种。[5]

　　着重点是我加上的，为了突出萌萌被某些“短句”或“词语”抓住的痕迹，以及从中引申出的意义。它从萌萌的文字中流溢出来思虑谁能掂量它的历史厚重？

　　萌萌曾经在《被问题审视的记忆》中记述了早年的一次对话：

　　一位朋友初次听到我是一个蒙受冤狱的诗人的后代，几乎忍不住他的带有责备的惊讶：

　　“你的父辈受了那么多苦，如果你不写、不表达，怎么对得起他们？”

　　我的冲口而出的回答连我自己都始料未及：

　　“那我受的苦呢？”

　　他的回答不如说是追问：

　　“你有那么多财富吗？”

　　萌萌的自然年龄和今天的年轻人，不过相距二十多年，可在实际承载的历史命运的感受上，它仿佛已经是早已被“遗忘的救主”带走了的过去时代的久远的回声了。

　　有谁遭遇过这样的事实吗？

　　童年。父亲曾卓被毛泽东钦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骨干分子”，因此，萌萌五六岁就从“小公主”被突然抛入了颠覆家庭的政治旋涡之中，父母离异了，自己像野孩子样看着别人家窗口透射出的黄色的温暖的灯光，而不愿回到自己家那扇黑漆漆的大门。所以，她常说：“我是自己长大的。”

　　青少年。读初中正经历着文革，因思想激进被打成反革命分子，下放到湖北最偏僻最穷困的山区郧阳十一年（1969——1979），其中反革命分子“帽子”拿在群众手里监督劳动八年。

　　八十年代。1979年通过考研回城，进入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欧洲文学史专业攻读硕士研究生。相对而言，此后十年是萌萌学术生涯最明亮的十年，受到学术界的朋友，特别是武汉、北京、上海三地的朋友极为热切地爱护。

　　九十年代伊始，远走海南，除了继续自己的学术研究，还不得不花去相当多的时间为自己的先生、为自己的孩子卷入了长达十三年的经济官司——如不挺身而出，像秋菊那样讨回公道，家庭不仅会倾家荡产，还会再度陷入牢狱之灾——终于赢得了至今不能兑现的一份观念价值，以至始终没有摆脱家计的拖累。即便如此，她仍然对外甚至对自己相知不深的青年朋友极尽关怀，其慷慨解囊已经超出富有者都难以想象的程度。

　　最后是自己作为一个卓越而完美的女性，在事业、学术、理想、年龄等方面所遭遇的破灭与持守的旷日持久的抗争——这是一种比政治的不自由还要折磨人的日常生活的不自由。

　　总之，我们时代的风云没有不波及她的生活的，从程度上看，她都是被卷入到旋涡的中心：政治、经济、法律、大学文化、时代精神、社会风尚与道德伦理、最后医疗等等。而她却始终如一地坚持着自己的青年理想与古典情怀。

　　几乎每一个接触过她的人，不管亲疏远近，都会自觉不自觉地留下专属于她的特有的感觉——这感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