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一飞:中美陪审制基本价值的比较——兼论我国新陪审制的出路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15 次 更新时间:2008-12-21 21:1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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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一飞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本文比较了中美两国陪审制对民主、公正、自由、人道这四种基本价值的体现,在肯定了我国参审制的意义的同时提出,我国陪审员应当在基数更加广泛的人群里随机抽取;我国陪审员在合议庭中人员比例可以很小,合议庭中陪审员的比例应当更大;我国还应当改变现在简单多数进行裁决的做法,在立法中对重大案件引入一致裁决制度以保障少数人的自由;在没有废除死刑的情况下,死刑案件应当率先由只有陪审员参加的合议庭作出一致裁决才可以决定适用死刑,进行死刑复核的合议庭应当有陪审员参加,以保障死刑在公正与人道之间的慎重选择。我国和大陆法系国家一样,目前由于不具备实行陪审团制的条件,只能实行参审制,但它具有过渡性,应当创造条件,最终实行陪审团制。

  关键词:陪审制;民主;公正;自由;人道

  

  托克维尔在谈到陪审制度的政治作用时,把有陪审员参加的法庭看成是免费的学校。“这个学校向人民传授治国的艺术,培养公民的守法精神。”[①]陪审制是现代民主国家一项重要的政治制度,是政治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

  2004年8月28日,我国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定于2005年5月1日起正式施行。决定规定人民法院审判下列第一审案件,由人民陪审员和法官组成合议庭进行,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和法律另有规定的案件除外:(一)社会影响较大的刑事、民事、行政案件;(二)刑事案件被告人、民事案件原告或者被告、行政案件原告申请由人民陪审员参加合议庭审判的案件。赋予了当事人要求陪审员参加审判的选择权,这是一个重大的进步。为此,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于2004年12月也通过了一个《关于人民陪审员选任、培训、考核工作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这个意见与人大的决定内容是一致的,那么,以上两个文件是否体现了作为政治文明标志的陪审制度的所应当体现的基本政治伦理呢?我在此将通过对中美两国陪审制度的比较的基础上,分析我国陪审制的优点、问题、选择参审制而不是陪审团的原因、现行参审制的完善方案和将来的发展方向。

  

  一、陪审制度与民主

  

  托克维尔曾经对美国的陪审制度给予高度评价。陪审制度作为民主的产物,首先是为了反抗政府的暴政,在美国的宪法中明确规定“陪审团有权防止被告免受政府的压迫”[②]因而强调任何人都有可能成为陪审员,除非他因为年龄、精神状态不能对事物有辨别和认识能力,或者有犯罪记录等特殊情况,否则社区的所有的人都应当有其代表。陪审团是社区的缩影和镜子,它应当包括不同年龄(成年人)、性别、职业、文化程度、种族的人。“你代表社区,可以根据你的感觉确定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即使政府已经证明了事实的存在。”“任何人有权从他的同伴的激情和智慧中获益”[③] 因此,从陪审的本间来看,陪审员应当代表具有政治权利的各个阶层,而不是精英的代表。

  今天,美国的陪审员选择已经形成了比较科学的跨区(Cross section)选择制度,即把一个地区分成若干陪审员选区,从每一个选区中选择相同人数组成陪审池(jury pool),以保障其随机性。而且还通过1975年的一个案件(Taylar v. Loisiana,419 U.S. 522(1975))确定,如果如果在陪审员中把一个较大的明显为一个特殊人群中的某一类人从陪审池中整体排除,那么这样的陪审团被认为是违宪的而导致整个审判无效,中国人比较熟悉的1988年洛杉矶白人警察殴打已经被制服的黑人Rodkney.King一案,就是因为陪审团中排除了黑人陪审员而导致无效。尽管不是人为的,而是因为该地区黑人较少,导致随机抽取候选人名单时没有选上黑人,但最后不得不在其他地区组织陪审团重新审理。陪审员不是精英的代表,而是平民的代表,它反映立法所不能及时反应和不可能反映的社区道德观念。否则就不要陪审了,而直接由通过严格选拔产生的专业法官进行审理了。

  我国最高法院指出,“我国宪法赋予公民依法参与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力。司法事务是国家事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实行人民陪审员制度是人民群众参与司法活动最直接、最重要的形式,是健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重要内容,是我国社会主义司法民主的重要体现,也是实践“三个代表”要思想和“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要求的重要方面”。[④]

  但是我们看到《决定》和《实施意见》一方面规定“确定人民陪审员人选,应当注意吸收社会各阶层人员,以体现人民陪审员来源的广泛性。”但是又人为的排除了一些特定阶层的人作为陪审员。根据《决定》第四条第二款的规定,公民担任人民陪审员,一般应当具有大学专科以上文化程度。对于执行该规定确有困难的地方,以及年龄较大、群众威望较高的公民,担任人民陪审员的文化条件可以适当放宽。与美国式的“社区缩影”的陪审制度相比,在农村和城市,最广大的工人和农民并没有人作他们的代表,因为广大农民基本上没有人达到大专,工人只有极少数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也就是说,占人口绝大多数的群体并没有人在审判中代表。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差别呢?主要是因为我国的参审制与美国式的陪审团制度不同,参审制中,陪审员同时要进行事实和法律裁判,如果没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和法律知识,就无法完成适用法律的目的。所以要求“专科以上文化程”又是一种没有办法的选择。但是,陪审员来自民间,与专业法官的审判相比,虽然仍是精英审判,但仍有一定的民主性。

  最高人民法院的《实施意见》第六条、第七条还说,符合担任人民陪审员条件的公民,可以由其所在单位、户籍所在地或者经常居住地的基层组织在征得本人同意后,以书面形式向当地基层人民法院推荐,也可以由本人向户籍所在地或者经常居住地的基层人民法院提出书面申请。对于被推荐和本人申请担任人民陪审员的公民,由基层人民法院依照《决定》第四条、第五条、第六条的规定进行审查,初步确定人民陪审员人选后,将人选名单及相关材料送同级人民政府司法行政机关征求意见。必要时,由基层人民法院会同同级人民政府司法行政机关到公民所在单位、户籍所在地或者经常居住地的基层组织进行调查。这种规定往往会使陪审员的选任在排除了没有学历的人以外,又排除了政治上和道德上与主流意识不相符合的人,是一次特殊的“政审”。这种作法与陪审制民主的本意已经是背道而驰了。

  作为平民代表和防止政府压迫的陪审员,甚至于应当是专业法官的制约者,但是我们现在的做法是尽量让陪审员向专业法官靠拢。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53名人民陪审员着统一服装集体宣誓。据报道,今后东城区法院的人民陪审员不再穿便装出庭,将着法院统一配发的服装出庭参加案件的审理。统一定做的服装为蓝黑色西服套装,配以白衬衣、深灰色领带。胸前带有红底长方形胸牌,上面印有“人民陪审员”金色字样。据东城法院负责人介绍,“由于没有统一严格的要求,以往的人民陪审员参加案件庭审时往往穿着混乱,这与着装统一的法官、律师形成极大反差,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民陪审员的公正形象。”[⑤]实际上,我在美国的法庭上看到,陪审员在法庭上的穿戴是绝对平民化的: 有学生染发的;大部分人穿牛仔裤;随身携带的物品也多种多样。总之陪审员进法庭和中国人进菜市场没有区别,目的是为了体现陪审员的大众化,这种统一着装的做法容易导致陪审员的官员化。

  可见新陪审制度在体现民主政治和平民司法的理念上,仍然有很多局限。原因在于,采用参审制的前提下,既要实现适用法律的公正,又要体现民主,我们只能作一种折衷的选择:因为陪审员要适用法律,所以候选陪审员必须要有一定的学历资质条件。但是在此前不得已的前提下,其他的一些体现民主的措施,即使是参审制制情况下也是可以实现的,应当进行规定:

  一是应当在陪审员的选择上,只要符合大专学历,没有违法犯罪的条件,任何人都有权利成为陪审员,立法应当把这种权利当做公民不可剥夺的权利。在美国,绝大部分具有选民资格的人都有可能成为陪审员,有的地区是根据驾使执照(当然这是建立在绝在部分成年人都有车的基础之上,而且这样做有利于公民担任陪审员时到庭的方便,即自己可以驾车参加庭审)来通知公民组成陪审池(Jury pool)供选择,然后成为陪审员的。二是法律没有规定,但实践中有些地方推选的统一着装的做法应当予以制止,不应当对陪审员进行公务员式管理,而应当让他们从群众中来,审理完毕就回到群众中去。

  

  二、陪审制度与公正

  

  陪审的公正性来源于二个方面:

  一方面是非职业法官对生活中自己身边发生的案件具有事实经验,比整天呆在法院的人更容易根据法庭展示的证据推断出案件事实,而不是为了说服当事人而形成所谓司法权威,如果说是为了这个目的,只能是不合理的裁判具有表面上的更加公正,反而使不公正的裁判具有了合法的外衣。多数人的裁判综合了大多数人的感觉和经验,不容易出错。在美国,陪审团的数量为6—12人。少于6 人被认为是违背了宪法第6修正案的。

  我国《实施规定》要求“人民陪审员参与审判案件,注重从社会道德标准等方面对案件进行分析、判断,与法官形成思维互补,有利于查清案件事实,正确适用法律,确保裁判公正。同时,通过人民陪审员向广大人民群众进行法制宣传教育,有利于进一步加强诉讼调解,说服当事人息诉服判,及时化解纠纷,提高司法工作效率。”这一规定的目的也是为了体现陪审制在审判中的公正意义,让人民陪审员与法官形成思维互补,就是指让陪审员的生活经验在案件事实判断中发挥作用。

  二是陪审制度也是防止司法腐败的一种方式,控辩或原被告双方都难以在此作弊。一个地方的法官、行政官员、有权势者毕竟是少数,目标集中,容易成为贿赂或拉拢的对象。特别是社会上有权势的人,或者是因为家庭的联姻和亲戚关系,或者是因为平时交往和互相利用的机会更多些,不可避免地会有形无形地相互护卫。但随机抽签所依据的公民名单则是成千上万,这样分散的目标的确不好贿赂。要事先贿赂,就要贿赂整个地区的公民,完全不可能。在挑选陪审员时,与当事人有利害关系的都要回避,而成为陪审员以后便几乎与世隔绝。如果有人想对陪审员施加影响,或者进行威胁(这种情况不是不可能发生),那的确很难,因为许多判决都要求全体一致,要想同时贿赂12个人或绝大多数人谈何容易。只要其中有一个人将真相捅出来,行贿或施压者就要受到法律的严惩。有时候,普通公民还会有一种逆反心态,你越是用权势来压我,我越是不买帐。所以,陪审团这种制度设计使得司法作弊很难奏效。

  当然,陪审团制度在实现实体公正方面也有一定的局限。即可能因为没有受法律训练的平民的情绪化审判导致放纵犯罪。这也是大陆法系国家不选择陪审团而选择参审制的重要原因。

  我国陪审制度在实现公正方面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首先,陪审员在合议庭中的数量没有法律限制,在审判中,由于陪审员的数量较少,事实上最终可以由专业法官控制局面。陪审员还是可能是陪衬。为了保障人民陪审员行使权力,决定规定,“人民陪审员和法官组成合议庭审判案件时,合议庭中人民陪审员所占人数比例应当不少于三分之一”。这是一个没有多少意义的规定,因为陪审员参与案件的审理,绝大部分是在基层法院和中级法院,就只有三人组织合议庭,所以对于基层法院而言,这是一句废话。当然,在有些案件中,高级法院和最高法院的合议庭也可以是5人或者7人,对于他们审理第一审案件时,可以由陪审员参加,这时陪审员的比例应当为2或者3人以上,但是毕竟高级法院和最高法院审理的第一审案件数量很少。

  第二,现在各地没有数量上的统一要求,可能出现“谁来制约陪审员”的问题。与美国绝大部分成年公民和临时居民都有可能成为陪审员不同,我国现在有的地方如厦门这样一个大城市只有100名陪审员[⑥],在已经陪审员审判成了当事人的一种“选择权”的时候,意味着这100名陪审员经常会出现的法庭上。数量太小可能使陪审员参与审理案件的次数太多,成了另一个形式的固定的审判员,同样是当地的名人,是社会注意的对象,容易成为腐败的主体,难以体现其防止腐败的作用。所以,必要的审查和任命形式是需要的,但完全可以将名单的范围尽可能的扩大,使陪审员因为人数多而达到防止其精英效应和名人效应的目的。

  所以,我国陪审制要进一步增强其公正性,一是应当在坚持使审判进一步对抗化和当事人化的前提下,由陪审员比例较大的审判组织对案件进行裁判,(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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