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正来:中国社会科学想“走出去” 必要先争夺话语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213 次 更新时间:2008-12-20 17:0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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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正来 (进入专栏)  

  

  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到了临界时刻

  

  邓正来的名片很简单,但却能一眼辨清他的最新身份——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这位颇为传奇的学者,眼下关注的不仅有自己熟悉的法学、政治学和哲学领域,还有更为宏大的目标。

  这个目标,正好暗合了十七大对于哲学社会科学的要求——“鼓励哲学社会科学界为党和人民事业发挥思想库作用,推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和优秀人才走向世界。”

  如何实施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走出去的战略,是邓正来和他的研究团队正在探寻的一个重大课题。邓正来说,“它标志着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知识转型阶段的到来。”

  

  忽视了对中国问题本身的研究和关注

  

  《瞭望东方周刊》: 今年是改革开放30年,几乎所有的领域都在总结经验,反思教训。你能评价一下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情况吗,当下还存在进一步发展的障碍是什么?

  邓正来: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我的看法是:我们不妨历史性地来看待这个问题,也就是用30年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不同发展阶段来初步把握这个问题。

  我认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近30年来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1978年以来开始大规模的知识引进运动,把西方大量的哲学社会科学知识通过翻译“引进”过来。当然这个“引进”阶段直到今天还在延续,未来也有必要延续下去,因为我们西学研究的水平还不够好。第二个阶段始于90年代初,是“复制”西方知识的阶段,最早是经济学、统计学这些学科,当然现在也包括社会学和政治学在内。在这个阶段,我们把西方的概念工具、分析框架拿来解释中国的经验,企图复制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创新模式。这个阶段也在继续。第三阶段从90年代末一直延续到21世纪初,我们开始在学术规范、学术体制等方面全面和国际“接轨”。经过这三个阶段的发展,客观地讲,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在这30年的发展中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也为它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比较扎实的基础。

  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这30年发展起来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还不足以担负起时代赋予的使命,因为在这30年里,主要是以西方哲学社会科学为评判标准的,而在这种评判标准下的研究成果不仅忽视了对中国本身的关注,实际上也根本没有办法与西方进行实质性的交流和对话。

  另一方面,中国这30年的经济发展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我们在很大程度上抛弃了各种西方的或传统的模式的束缚,但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却仍然受着苏联和西方知识的束缚,无法自主地解释当下实践中的中国经验本身。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学者很多时候其实是在帮着西方的先哲同中国的先哲们打仗。但是,帮着打仗的“我们”其实是不存在的;由于欠缺对我们生活于其间的当下中国经验的理论关切,“我们”事实上只是西方论者们的“复印机”或“留声机”而已。

  也就是说,我们严重地忽视了对中国问题本身的深度研究和理论关注。当然,我们还存在着很多其他问题,像唯学科化的问题,欠缺国际学术对话能力的问题,等等。

  

  走出去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瞭望东方周刊》:你正在负责的一个重大项目,是关于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走出去的战略研究,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历史上中国曾经有过,比如盛唐时期,但那个时候是其他国家积极主动来学习我们的文化历史。这一次,我们要采取积极的姿态去推广和展示,和过去相比,这种主动“出击”是不是反而显示出我们的不自信?

  邓正来:在中国历史上,特别是盛唐时期,中国哲学、特别是文化和艺术对世界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在很大程度上讲,正是盛唐时期中国文化的影响形成了我们现在的亚洲儒文化圈。但是,我们知道,从16世纪,特别是19世纪以来,中国逐渐被西方工业文明超越,在全球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处在边缘化的地位,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一度沦为西方国家的半殖民地。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1978年以来,随着我们成为世界上的第三大经济体,成为经济大国,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为我们进一步走向世界,成为与经济大国相匹配的学术大国打下了比较好的基础。

  因此,我认为,我们不能简单地把这个战略的提出理解为一种“不自信”,我更愿意把它理解为一个临界时刻,因为它预示着一个我们百年来难得一遇的“知识转型”的伟大时代的到来。当然,我所讲的“知识转型”是有内在价值蕴含的。这种“知识转型”的核心意义在于,我们要从西方思想支配下解放出来,主动参与全球话语权的争夺。

  为此,我们至少要推进以下“两个转变”:一是我们要从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的非反思性的盲目追随者转变为反思性的、自主性的思想者;二是我们要从不关心中国文化身份、政治认同的思想者转变为直面中国文化与政治需求、直面中国经验、直面当下中国实践的思想者。从我们百年来“西学东渐”或西学支配的历史来看,这个知识转型阶段的到来显然具有分水岭的意义,我相信它一定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史中的一个重大时刻。

  《瞭望东方周刊》:什么原因让你觉得目前是走出去的时机?

  邓正来:按照我的理解,我们必须把它放到全球化的背景下,要站在国际政治竞争的历史高度来对待这一问题。必须首先把它看作是一个全球化问题,一个国际政治问题,一个大国战略问题。具体来讲,我们可以从四个方面来把握它的背景。

  第一个方面就是全球化所带来的挑战和机遇。1978年以后,特别是加入WTO以后,我们事实上开始进入到我所讲的“世界结构”之中。为此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这个代价就是我们必须遵守既有的世界游戏规则,但由此我们也换回来了一个资格,就是我们可以参与修订、废止和重建这些游戏规则。与此同时,我们也发现这个世界游戏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它是有“中心”和“边缘”之分的——它并不是按照表面上的“主权平等”原则来运作的,而是根源于一个国家的“主体性”。而一国的“主体性”则在根本上依赖于该国有没有对其本身以及世界未来“理想图景”的认识。如果你没有关于什么是自己的好生活的理想图景,你就决不可能参与修改关于未来生活的规则!除了对别人提供的规则说Yes或No外,我们不能说其他东西。因为有发言资格绝不等于有发言能力;在我们没有这种性质的理想图景的时候,我们是绝对没有能力就修改或参与制定世界结构未来规则做出我们自己的实质性贡献的!这实际上意味着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必须在这个方面做出我们的知识贡献。

  因此,全球化时代需要我们对全球化进程的性质和方向发出自己的声音,而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必须贡献出中国自己的关于世界未来发展方向的理论和思想。在我看来,这是我们目前推行这个走出去战略的最大背景。在这个意义上讲,实施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走出去”战略有着我们在前面所说的重大的“知识转型”意义,是主动参与全球“话语争夺”的过程,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实施中国大国战略和促进中华民族和平崛起这一伟大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从文化安全的角度来看,当今世界,国际间的政治、经济、技术、军事竞争正越来越表现为文化竞争;换句话讲,那种“硬实力”竞争,已逐渐被更隐蔽的文化“软实力”竞争所替代,这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国际文化未来的基本战略格局。当前,世界大国都在采取措施增强自己国家的文化影响力和竞争力,大国的文化安全也就成了不可忽略的问题。除了我们传统上关注的中西方文化碰撞外,东亚和南亚文化的最新动态也非常值得我们关注。比如说,近年来,韩国宣布将在全球一百个地区开办“世宗学院”,日本在海外增设“日语学习中心”,欲与中国的“孔子学院”抗衡,而印度在拥有了两艘航母和远程弹道导弹的核威慑力量以后,也强调2l世纪将是“印度的世纪”,大力加强文化输出。在这样的背景下,站在中国文化安全的高度探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走出去”的战略,其历史性和时代性的战略意义都是不言而喻的。

  第三,从中国学术的自身水平来看,我们已经是经济大国,但还不是学术大国。过去30年,我们对西方的影响主要还是局限在一般的政治层面、经济层面和大众层面,而无力对西方乃至世界学术产生足够的影响,我们的研究在世界未来发展的问题上、甚至在发展中国家如何发展的问题上几乎从来不为国际学术界所引证。而作为社会精英的知识界,通过其同事或学生这个通道,一直是影响社会发展和认识社会的最为重要的力量之一,但是西方学术界对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和成果却是完全陌生的。这一点可以从2007年度SSCI收录的来源期刊情况的统计中看出。2007年度SSCI收录1962种由40余国家出版的期刊,其中以美国最多,所占比例将近60%,但其中涉及中国社会科学的期刊却只有10种。更重要的是中国学者自己在上面所发的论文引证率也是极其低下的。

  这三个方面讲的其实是我们走出去的必要性,那么,我们有没有可能走出去呢?这就涉及到我所认为的第四个背景,也就是对中国经验的解释有可能使我们走向世界。在改革开放的短短30年中,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这变化之中一定隐含着我所谓的中国经验,因为中国并没有按照西方的发展模式但是却达到了发展的目的。在这种中国经验中,不仅存在着中国人特有的希望结构和运作模式,而且也存在着中国人的哲学、中国人对制度的认识,而所有这些都是西方哲学社会科学所无法解释的,需要我们通过自己的研究成果来解释。

  在我看来,对最近30年中国经验的总结为我们走向世界提供了一定的可能性。事实上,我们的某些学科(特别是经济学)所做的这种努力正在世界学术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影响力。其他学科,像法学、政治学、社会学等也完全可以做出类似的努力。

  

  话语权的争夺正是实施“走出去”战略的本质所在

  

  《瞭望东方周刊》:在现在的全球哲学社会科学版图上,我们处于边缘,而西方是中心,那我们走出去的具体目标是什么,是到达中心位置呢,还是平分秋色?

  邓正来:正像你说的那样,我们在全球哲学社会科学版图中的确处在边缘地位,这种边缘地位恰恰与我们在世界结构中的地位完全一致。在一定意义上讲,正是因为我们哲学社会科学自主性的丧失,才使得中国表面上是一个主权国家,但事实上还不是一个我所讲的“主体性中国”,因为它受到西方国家政治、文化的宰制,甚至包括经济上的宰制。

  至于我们走出去的目标,我想,最迫切的首先在于我刚才讲的维护中华民族的“文化安全”,也就是说,它首先是一种防御性的手段。1840年中国国门被打开以后,我们开始迈入现代化的进程。但一百多年来,我们发现:不仅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具有明显的“西方化”倾向,我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也都严重地“西化”了。中国文化的传统特色在西方现代性和全球化的冲击下几乎丧失殆尽;不仅如此,亚洲、尤其日韩文化对中国的影响也与日俱增。

  在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可以把“走出去”战略看作是中国实施“文化输出”、主动介入全球文化之争的重要步骤。但我并不只是在文化学意义上强调文化,而是在文化与政治相关联的意义上强调。这样,文化安全在本质上就是一种政治安全,因为一个缺乏文化自主性的国家显然在政治上也只能是他国的附庸。

  当然,从根本上讲,无论是文化安全,还是政治安全,其实质都是要争夺话语权。我认为,这种话语权的争夺正是实施“走出去”战略的本质所在。但是,这种文化与政治话语权的争夺却是单纯的文化、政治领域的活动无法承担的,它需要哲学社会科学提供理论支撑。

  

  至少可以拿出三样东西走向世界

  

  《瞭望东方周刊》:这个战略中,最为核心的问题是,我们拿什么东西走向世界。能具体谈谈这个吗?呈现什么东西给世界?

  邓正来:关于这个问题,有一个重中之重的道理需要注意。我始终坚信一个基本的道理,这就是,现在流行的普世知识实际上是西方先发达国家发展经验的知识,而经过我们的知识努力,我们也完全有可能把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或后发现代化国家的发展经验的知识提升为另一种普世的知识。虽然这是两种不同的普世知识,但是对于整个人类文明的未来而言,它们都是极有意义的。

  换句话说,我们要首先区分两类普世性的知识。一类是西方先发国家的普世性知识;另一类是后发国家的普世性知识。我们过去总是强调西方先发国家经验的普世性,但却完全忽视了非西方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经验及其知识所可能具有的普世性。比如说,在发展问题的研究上,一些拉美国家学者对自身发展经验的总结(比如著名的“依附理论”),就已经赢得了普世性。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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