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关于上海城市历史研究的成果出奇地多，相当一部分集中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讲到二三十年代，不少论著、怀旧文字都聚焦在那时上海如何高楼林立、街道整洁、灯红酒绿，如何先进、繁荣，如何摩登、时尚，这很容易让那些不明历史真相的人以为这些就是二三十年代上海的全部内容。我的讲演从大众文化角度切入，旨在说明近代上海是世界性与地方性并存，摩登性与传统性并存，先进性与落后性并存，贫富悬殊，是个极为混杂的城市。
一、世界性与地方性并存
上海大众文化是世界性与地方性并存，一头连着东西洋各国，一头连着中国各地。
关于近代上海大众文化的世界性，或叫世界主义，国内外学者已有许多很好的研究。我们知道，从19世纪后期开始，上海很多大众文化，就具有明显的世界性。比如，1880年代《点石斋画报》里面许多画面、表现手法，是从英国画报那里学习或照搬的，有的就是套用英国画报里的画面，将西方人换成中国人。19世纪中期，上海英国侨民引进跑马活动。20世纪初，上海从日本引进文明戏，从西方引进大型综合游艺场，以后又引进跑狗等娱乐活动。美国学者研究表明，民国时期上海的中西报纸，有着广泛的深刻的互相渗透的现象。上海在放映好莱坞电影方面数量多、速度快，而且在影片摄制、表演艺术方面，都努力借鉴好莱坞。好莱坞电影一般在美国本土放映两星期左右就会在上海电影院上映。
这方面的例子还可以举出很多。我在这里想强调的是另外一面，即上海大众文化中的地方性。我们知道，上海人口来自全国各地，存在着许多会馆、公所。由于近代上海城市是在短时期里急速发展起来的，来到上海的移民，往往离土未离乡，身离魂未离，因此，他们大多保持着对家乡与上海的双重认同，回到家乡是上海人，住在上海是外地人。他们在上海说家乡话，吃家乡菜，听家乡戏，守家乡风俗。娱乐文化也是如此。在新世界、大新、永安、先施、大世界等游乐场里，就有各种地方戏的演出，包括平剧、越剧、苏滩、本滩、甬滩、大鼓、扬州戏、昆曲、蹦蹦戏、滑稽、双簧、清唱、魔术、口技等，每个场子总是人山人海。也有一些专演地方戏的，爱多亚路有几个书场专唱申曲，望平街福致里公园书场专唱常锡新戏，恒雅书场、老闸大戏院、永乐书楼专演越剧。上海江南人多，江南人爱听的说书场所就很多，城隍庙一带尤为集中，吴侬软语，叮咚弦响，后来扩展到租界，有东方、大中、汇泉、湖园、西园、南园、南京、中央、跑马厅等书场等。
上海大众文化是世界性与地方性并存，一头连着东西洋各国，一头连着中国各地。
二、摩登性与传统性并存
上海大众文化，摩登性与传统性并存。一面是摩登，一面是传统，摩登与传统并行不悖。
对于上海大众文化的摩登性，中外学者说得很多很多，李欧梵所著书的名字就是《上海摩登》，上海学者余之又写了本《摩登上海》，还有许多图册，说的都是这方面内容。
关于这方面，我还可以作些补充。
比如，花卉展览、评比活动。这些西方城市比较普遍的活动，上海在19世纪后期就引进了，每年都举行花卉展览、评比。这项活动是上海外侨引进的，以后华人仿效。从1875年开始，西人每年春秋天举行赛花会，选择开阔地方，搭棚展览各种各样名花珍卉，争奇斗艳。插花也可参赛。中西各家，均可参加。有乐队伴奏，同时供应茶点。花会组织评委会评定甲乙，优胜者给予奖励。第一次赛花会在1875年5月24日至26日举行，地点在英国领事馆花园。第一天由西方人入园观赏，第二天让华人入内，门票视西人减半。1891年在张园举办，花卉品种难计其数，光香草就有数百种。这无论在西方、东方都视为雅事，《孽海花》对此特别提到，详细描绘。
再比如，上海引进国际上的杂技表演，非常突出。
1874年6月，英国魔术师瓦纳在丹桂园表演戏法、影戏各套，上海市民称其“极其巧妙，变化无穷”。瓦纳所演魔术套数，有飞纸牌、帽中取物、人首分合等。表演飞纸牌魔术时，台上障以绛帘，随乐声起而帘开，中悬一八角图，纸牌遍列其上。魔术师以指弹之，如飞絮落花，随风飘堕，然后取牌六张置枪中，机动枪发，振地一声，而牌仍在架。表演帽中取物时，魔术师取客一高冠，其中空无所有，手探冠中，则取出衣一，巾一，裤一，皮盒一。盒长五寸，盒中有盒，层出不穷。又向冠中取出纸裹洋糖饷客，冠转而糖出，有若连星贯珠，观众几乎吃遍。最为动人心魄的节目，是人首分合，演到这里，观众惊得目瞪口呆，屏气凝息，甚至不敢仰首正视。这种节目，今日中国各省市杂技团都能演出，但在晚清，上海人则闻所未闻，见所未见。
1882年夏天，世界一流马戏团车尼利马戏团在上海表演两个月，轰动一时，每晚观众两三千人，前所未有。所演节目除马寻手帕、女骑手跃横幅外，还有马上叠罗汉、骑马放炮等。四年后，1886年夏，车尼利马戏团再度来沪。所演节目有马上歌舞、走马换马、秋千软索等，各款新奇巧法，出神入化。出场动物有非洲青狮、锡兰白象、印度虎王及巨蟒等，各样珍禽奇兽，光怪陆离。
1890年，西人在上海，特建一座叫“飞龙岛”游乐场，在虹口汉璧礼路（今汉阳路），表演空中列车。其法用高脚铁路，机器轮车，随风上下，自然行走。每车五排座位，每排两人，共坐十人，三车循环，行止迅疾，又极稳便，观者无不称奇。《点石斋画报》以《螳臂当车》为题，报道这一游乐设施，称其车不烦马力，不藉火力，不藉汽力，自然行走，妙用天然，忽上忽下，一坠一激，自高而下，势同建瓴。《申报》的文章则称：“其下也，如黄河之水，一泻可以千里，其上也，如弄潮之船，鼓浪而前”。
早在1890年10月，上海就有载人气球表演。美国人范达山与华利先后在杨浦大花园、张园放载人气球，观者挤满园中，不下数千人。席棚高数丈，西女在气球所系圈上作种种杂技动作，高悬空中。观者企踵延颈，赞叹不已。
早在1903年，张园就有类似冲浪冒险的游艺活动。其法是筑高台临池，上下以车，轮行铁路，用机关运动。人出小银元二枚，即可乘车。登台以后，即坐小舟，自台上推下，投入池中。舟颠荡似悬空坠下，好像十分危险，其实全无问题。寓沪文人孙宝瑄与友人放胆乘坐一次，始明白这种娱乐活动可以锻炼胆量。
这些娱乐活动，不光在当时中国城市，就是在西方大城市中，也很新奇时髦。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近代上海是中国时髦之都。
我这里要强调的是，上海城市大众文化中，还有很强的传统性。
例如，城隍出巡。这在上海是历史悠久的民俗，也是从晚清到民国一直很盛的民俗。每年清明节、七月十五中元节、十月初一，一年三次，由五尊菩萨出巡，沿途观者，成千上万，仪仗蜿蜒数里之长，大街小巷，挤得水泄不通。出巡时，几个彪形大汉开道，吆喝“老爷来哉”，男女老少皆退立两旁，肃静无声。然后，依次是马队、旗队、马差、三班六役等，菩萨经过时，道旁男女老少，顶礼合十，焚香祷祝，拜倒在地。
再如，盂兰盆会，源于佛教，相沿已久，从晚清到民国时期上海一直很盛。史料记载，上海每至中元节前后，必举行此会，梵呗之声，钟铙之响，喧阗彻夜，震耳欲聋。广肇山庄尤为巨擘，除延僧道讽经，室中陈设古玩画幅，光怪陆离，又以花草扎成各种人物鸟兽，栩栩如生。悬挂明灯万盏，上下参差。上海男女老少，摩肩接踵，香车宝马，如水如龙。
还如，太平公醮，为道教习俗，每到夏末秋初的七月，上海的会馆、公所以及里巷等都循例设坛建醮，广延道士，上海人谓之“打醮”。据说许多人死后，幽魂坠入了饿鬼道，全靠打醮来斋施他们。从七月开始，到处都在祭鬼，一直到七月完了为止。一般所谓善士，怕鬼祟出现，为求公众安宁，每年到此时，就自动地发起。祭鬼热闹的七月，几乎条条街道、个个弄堂，到处都是太平公醮。
近代上海盂兰盆会、太平公醮、赛龙会这些活动，其宗教意义已经淡薄，已逐渐演化为民间娱乐活动，以至于许多人将盂兰盆会、太平公醮混为一谈，管他什么宗教，反正就是热闹罢了。
当然，在传统的活动中，也有摩登的形式。比如，1938年上海举行太平公醮时，醮坛的建设就是中西合璧的，竹篷上挂的是五彩电灯泡，“太平公醮”四个大字是霓虹灯组成的，醮坛的材料有玻璃的、磁板的，时称“灯光与烛光四射，和尚与道士齐唱”。
上海大众文化，摩登性与传统性并存。一面是摩登，一面是传统，摩登与传统并行不悖。当然，摩登也有变异，传统也有变化。
三、大众文化的分层性
对不同层次娱乐设施的享用，与人们不同的经济收入有内在关联。
近代上海被称为富人的天堂，穷人的地狱。上海娱乐业的分层，是相当明显的。
首先，娱乐场所是分层的。外国总会、租界公园、跑马厅是主要外国人的天地。舞厅、溜冰场、运动场、游泳池、酒吧、咖啡馆，穷人不敢问津。对于娱乐场所的分层，1936年《社会日报》一篇文章写道，上海的娱乐，分上、中、下三等，跳舞、坐汽车、吃大菜，是有钱的公子哥儿、摩登太太享受的。公司乐园，是一般靠着生意吃饭、也有些闲功夫的人去逛的。一般以苦力赚钱的下流社会，既看不懂电影，又没有那么许多钱去逛公司乐园，所以，他们唯一的娱乐场所，就是小戏院。这些小戏院，全上海有六十余家，扬州戏占了半数，绍兴文戏有十余家，淮戏十余家，还有宁波滩簧等。小戏院多开设在小菜场附近，票价很便宜，有一毛钱或十七八铜元就可听一次的。其设备极其简陋，几张破布景，几套旧戏衣，演员五六人，售票、查票、后台管理等都是这些人，其演出水平可想而知。
其次，同一类娱乐场所，也是分层次的。最典型的是电影院。我们知道，电影放映分为首轮、二轮、三轮，电影院亦相应分为三级。公共租界、法租界的黄金地段，高档电影院比较集中，诸如大光明、南京、国泰等；在虹口、两租界西区，有一些中高档住宅区，外侨和华人中产阶层比较集中，好的电影院也比较多；在工厂运输区，诸如沪东、沪西的工厂区、火车站、沿江码头等地，这是租界华界接壤地段，生活设施较差，只是在人口集中、市民较有消费能力的曹家渡、八仙侨一带，有些国产片的电影院；在城厢区，南市，居民贫穷，设施落后，就没有什么电影院。
再次，关于露天舞台之类。相当多的市民，其主要娱乐活动是在所谓的露天舞台。这类舞台在虹口的红江庙、下海庙独多，沪西的曹家渡、法租界的南洋桥、英租界的新闸路等处也有一些。演员先在旷地上用着粉笔划一个大圆圈子，写上“平地舞台”的镂空字。然后，操起京胡，拉上一阵，算是开场锣。纳凉的小市民，不期然而然地会聚集起来。所演的节目，都是小市民喜闻乐见的，包括《探寒窑》、《庵堂相会》、《玉堂春》等。同时演出的还有说书的，变把戏的，卖梨膏糖的，唱小曲的，如此等等。
与露天游艺场相类似的有江北大世界、沪西大世界等贫民游乐场。江北大世界，在闸北宝山路、永兴路口，四角方方的一座竹篱笆，占地十来亩，里面搭盖厂棚，有三四十所，内有各种演出。演员向场上观众讨钱，一个铜子二个铜子，随便你给，假使身边不便的话，他们也不一定硬讨，反而叫你不要走开，说是帮帮场子也好。沪西大世界在小沙渡大旭里隔壁荒场，又叫地舞台。那里如同庙会一样，有三四十个棚子，吃饭摊子占三分之二，有大京班三处，江北戏二处，本滩一处，玩戏法的一处，打拳的二处，说书的一处，每种戏只要花上几个铜板就可以入座，每逢礼拜六下午和礼拜天，总是人山人海。
对不同层次娱乐设施的享用，与人们不同的经济收入有内在关联。据统计，1935年，上海华界农、工、劳工、家庭服务、学徒、佣工、无业人员，共占总人口的 80.9%；公共租界的农民、工人、家务、杂类人员，共占总人口的78.8%。这些人基本上无力享受首轮、二轮外国电影或舞厅、留声机、溜冰场等娱乐文化。也就是说，即使在上海所谓黄金时期，享受比较高档娱乐设施的人，也只占五分之一。这个比例，在民国末年也差不多。
四、都市与乡村
世界性与地方性并存，摩登性与传统性并存，贫富悬殊，这使得近代上海市民文化呈现驳杂奇异的色彩。
近代上海与中国其他城市比起来，一大二洋，很不一样。从20世纪开始，上海一直是中国第一大城市。1919年中国1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有69个，前10名依次是上海、广州、天津、北京、杭州、福州、苏州、重庆、香港、成都。这时，上海人口已有240万，比第二名广州（160万）多80万，比第三名天津（90万）多150万，超过后四名即苏州（60万）、重庆（52.5万）、香港（52.5万）、成都（50万）四个城市人口总和。近代中国是城市化很低的国家。1949年，欧美发达国家的城市人口已占其总人口的28.4%，中国城市人口5700万，仅占总人口的10.6%。在农村人口占90%的国度里，特大城市上海确实是芝麻里的西瓜。上海从19世纪60年代以后，就是中国城市近代化起步最早、程度最高的城市，60年代开始有煤气路灯，70年代开始有电话，80年代开始有电灯、自来水。至于洒水车、垃圾车、救火水龙，大自鸣钟，书信馆，地下排水系统，气象预报，卫生条例、违警条例，无不很早就有。到20 世纪，汽车，公共汽车，有轨电车，无轨电车，有线电台，无线电台，也使用得早而多。这些方面不但远比内地城市早，比其他通商口岸也早得多。以上海与天津相比，煤气的使用上海早19年，电灯早6年，自来水早14年。晚清人称赞天津租界城市建设比较先进，便说“俨如一小沪渎”，像个小上海。
但是，上海又是在短时间里急速发展起来的，市民绝大多数是刚刚离开土地的农民，他们在许多方面仍然保持农民的习惯。生活在弄堂里的近代上海人，很多人住所变动少，活动范围小，接触的人也很有限。近代上海，同乡相对集中居住、同乡交往密切的情况相当普遍，这增强了各地乡土文化在上海的生命力。在这个意义上，近代上海人大多数其实是生活在都市的乡村里。
世界性与地方性并存，摩登性与传统性并存，贫富悬殊，高度分层，这使得近代上海市民文化呈现驳杂奇异的色彩，有中有西，有土有洋，中西混杂，现代与传统交叉，都市里有乡村的内容和基因。多元，混杂，这就是近代上海大众文化的特点。
多元、混杂是大城市大众文化的共性。上述现象在纽约、伦敦、巴黎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但都不像近代上海那么突出。考其原因，不能不归结到上海城市特殊的发展道路，人口来源多元，社会组织多元，行政管理多元，城市文化整合能力薄弱，特别是人口积聚不是因城市内在需求在较长时间里缓慢增长的，而是在外力作用下在短时间里急速涌入的，由乡民转变为市民的周期太短，速度太快，身在城市而神在乡村。纽约、伦敦、巴黎的大众文化有如西餐，虽然混杂，但有一道主菜，一主多辅；上海大众文化则如什锦拼盆。
集体记忆有选择性、当下性、片面性的局限。20世纪50年代民族主义高涨时，人们强调老上海作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桥头堡”特点；60年代大讲“阶级斗争”时，人们强调其黑色“大染缸”特点；80年代以后，又较多强调其“东方巴黎”特点。应该说，不同时代的不同说法都有历史依据，都揭示了上海城市的某一方面特质，但都不是老上海的全貌。历史学工作者的责任，是尽可能全面地描述历史。如果人们在大谈“桥头堡”时，史学工作者多说说“西学窗口”；人们在侈谈 “黑色染缸”时，史学工作者多说说“红色摇篮”；人们在大谈“巴黎风情”时，史学工作者多说说地方性、传统性、落后性，这有助于我们比较全面地看待历史，有助于纠正、消解各种片面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