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平、郭齐勇:中国哲学研究30年的反思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160 次 更新时间:2008-12-19 12:0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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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平   郭齐勇 (进入专栏)  

  发挥“文化中国”的作用。文明对话与沟通如何可能呢?首先是民族文化精神的自觉自识。如果某种非西方文明或所有的非西方文明失掉了本己性,成为强势文明的附庸,恰恰使文明对话成为不可能之事。第三、努力参与“全球伦理”的建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有助于国家间、宗教间、民族间、社群间、个体间的相互尊重,彼此理解与沟通。儒家的“为己之学”及“仁义礼智信”等核心价值观具有现代意义,在环境伦理、生命伦理的建构上亦有发展的空间。第四、就道德勇气、担当精神、友爱、宽容、人格独立与尊严等自由主义的基本价值而言,就民主政治所需要的公共空间、道德社群而言,儒学可以与现代民主,与自由主义相沟通。第五、从精神信念、存在体验的层面肯定儒学具有宗教性和超越性。中华人文精神完全可以与西学、与现代文明相配合,因而求得人文与宗教、与科技、与自然调适上遂的健康发展。

  

  7、出土简帛中的哲学思想研究

  

  王国维先生有“二重证据法”之说,即地下材料与传世文献的相互印证。1990年代出土的湖北荆门郭店楚简,上海博物馆藏的楚竹书,其哲学思想非常丰富,尤其关于孔门七十子、战国儒道等诸子百家的资料弥足珍贵。1970年代出土的山东临沂银雀山汉简、湖南长沙马王堆汉简与帛书、河北定州八角廊汉简,学术价值颇丰。以上简帛文献是研究先秦两汉诸家学说之流变、先秦两汉中国人之宇宙观念与伦理思想的宝贵资源。在与海内外文字学、考古学、历史学与简帛学等学者的切磋中,哲学界极为重视这些新材料与检视这些新材料的新方法,出现了不少学术成果,丰富了经、子之学的研究。

  

  另外,云梦睡虎地秦简、江陵天星观楚简、江陵九店楚墓、江陵张家山汉简、荆门包山楚简等,有很多关于当时民间信仰及官方法律文书的文字。2006年,湖北的考古专家又在云梦发掘出一批汉简,基本上是法律文书,与睡虎地、张家山的材料相呼应与补充,而且还有类似《说苑》一类的书。我国有深厚的法律文化传统,值得我们重视,历史上观念、制度与民间习俗的相互联系及其具体内容,也应是哲学史工作的题中应有之义,这意味着我们日益重视价值观念的生成及其与日常生活的联系。

  

  8、从政治哲学的视域研究中国哲学

  

  中国古代的社会政治论总是与中国古代的天道论及人道论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目前哲学界非常重视中国政治哲学的研究,尤其是以西方政治哲学、正义理论来分析研讨之。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与传统主义的对话,社会结构的变迁与社会秩序的重建,政治与法律问题的凸显,现代政治学、伦理学的挑战,都激发了本学科同仁去加强对中国古典政治哲学的疏理与阐释。当然,西方政治哲学不只是公共政策问题,更重要的是认同问题与制度问题。民族文化身份认同问题是最重要的问题。

  

  中国古典政治哲学不仅仅重视价值或古人所谓的“义理”,而且重视公正有效的社会政治、法律之制度架构或制度建设。可以说,典章制度、各类文书即使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哲学”,但典章制度之学也一直是中国学术的重心之一,这些在儒家经典以及后来的大量史料或文献中可以得到印证。中国古代哲人的政治观念与制度追求,历代政治哲学思潮尤其是明清与民国时期的政治哲学思潮的产生、发展及其变迁与影响,现代政治哲学的基本理念与中国古代政治观念的差异、会通、超越等,这些都已成为学界的难点问题,富有挑战性。

  

  二、研究范式的转移

  

  与本时期所取得的具体成就相比,三十年来中国哲学研究范式的转移则具有更为重大的意义。

  

  “范式”的概念和理论,是由美国著名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在1962年出版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系统阐述的。范式指常规科学所赖以运作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规范,是从事某一科学的研究者群体所共同遵从的世界观和行为方式。

  

  改革开放以前的30年里,中国哲学学科受苏联哲学的影响,遵循的主要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辩证法与形而上学两军对战的研究范式。这种两军对战的研究范式源于日丹诺夫在1947年苏联哲学界召开的关于亚历山大洛夫所著《西欧哲学史》一书讨论会上的发言。日丹诺夫在发言中提出:“哲学史就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的历史。”这显然是对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教条化理解,是对马克思主义精神的歪曲。

  

  在这一范式的影响下,中国哲学上的所有思想家,都必须要贴上“唯物主义”、“唯心主义”、“辩证法”、“形而上学”的标签;并武断地认为唯物主义哲学代表的是农民阶级和中小地主阶级等社会进步力量,唯心主义则代表奴隶主阶级或大地主阶级等腐朽落后的反动力量;主张对任何哲学家的思想都要划定阶级属性,追溯其阶级背景,把阶级斗争的分析贯彻于整个哲学史的研究过程中。

  

  这一范式在解释中国哲学问题时遇到了极大的困境,它不能客观真实地反映中国哲学的原貌,造成了对哲学史上大量哲学家思想的误解、歪曲,不利于中国哲学的健康发展。

  

  改革开放就是要打开国门,自信地与海外交往。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大陆中国哲学界与港台和海外学术界的交流也日渐频繁,人们思想不断解放,眼界不断打开,这种“削足适履”式的生搬硬套越来越让学界无法忍受。

  

  “实事求是”是改革开放的理论基石。只要我们实事求是地看,就会发现中国传统哲学有着天、地、人、物、我之间的相互感通、整体和谐、动态圆融的观念与智慧。华夏族群长期的生存体验形成了我们对于宇宙世界的独特的觉识、“观法”和特殊的信仰与信念,那就是坚信人与天地万物是一个整体,天人、物我、主客、身心之间不是彼此隔碍的,即打破了天道与性命之间的隔阂,打破了人与超自然、人与自然、人与他人、人与内在自我的隔膜,肯定彼此的对话、包涵、相依相待、相成相济。与这种宇宙观念相联系的是宽容、平和的心态,有弹性的、动态统一式的中庸平衡的方法论。中国传统哲学中亦有一种自然生机主义与生命创造的意识,把宇宙创进不息的精神赋予人类。中国哲学的境界追求,把自然宇宙、道德世界与艺术天地整合起来,把充实的生命与空灵的意境结合起来。中国哲学特别是汉民族哲学中有着异于西方的语言、逻辑、认识理论,有自己的符号系统与言、象、意之辩,这是与汉语自身的特性有联系的。以象为中介,经验直观地把握、领会对象之全体或底蕴的思维方式,有赖于以身“体”之,即身心交感地“体悟”。这种“知”、“感”、“悟”是体验之知,感同身受,与形身融在一起。我们要超越西方一般认识论的框架、结构、范畴的束缚,发掘反归约主义、扬弃线性推理的“中国理性”、“中国认识论”的特色。中国传统的经学、子学、玄学、佛学、理学、考据学等都有自己的方法,这些方法也需要深入地疏理、继承。总之,“中国哲学”的主体性与学科范式,需要在与西方哲学相比照、相对话的过程中建构。我们当然需要自觉自识与自信,中国哲学的智慧决不亚于西方,但民族精神的自我认同与创造性转化的工作又不能太急躁。

  

  我们对于中国传统哲学自身的特性及治中国哲学的方法学,仍在摸索之中。我们应有自觉自识,发掘中华民族原创性的智慧与古已有之的治学方法,予以创造性转化。目前我们特别要强调“中国哲学”学科的自立性或自主性。时至今日,中国哲学靠依傍、移植、临摹西方哲学或以西方哲学的某家某派的理论与方法对中国哲学的史料任意地“梳妆打扮”、“削足适履”的状况已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另一方面,现象学、解释学给我们提供了新的视域与方法。30年来,有关中国经典诠释学方面的讨论更加深入,傅伟勋的“创造的诠释学”、黄俊杰以孟子为中心的“经典诠释学”、汤一介创建“中国解释学”的构想、成中英的“本体诠释学”等,都有启迪新思的作用。有关文本、概念、范畴的解读、整理的方法则需进一步结合中国哲学文本的特性,避免牵强附会和削足适履。我们应力图发掘中国哲学之不同于西方哲学的特性与价值,力图改变依傍、移植、临摹西方哲学的状况,但中西哲学的交流互渗已是不刊的事实,且也有助于逐步发现“中国哲学”的奥秘。“中国哲学”学科的生存与发展,必须保持世界性与本土化之间的必要的张力。包括中国哲学的研究方法,也需要借鉴欧美日本,当然不是照搬,而是避免自说自话。

  

  在新近关于中国哲学的方法论检讨中,我们提出中国哲学绝不是排它的,不需借鉴的,不考虑中外哲学实事上已存在与发展着的创造性融会的。果如此,那就成了“自说自话”,不可能与其它类型的哲学对话与沟通。“中国哲学”学科的完善与发展,仍然离不开中外哲学的多方面的更加广泛深入的交流、对话与沟通。今天,我们的解释学处境是在中外古今之间,故针对“以西释中”回到所谓“以中释中”的理路、提法,都是不妥当的,其“中”、“西”都是流动的、变化着的。

  

  人类凡是有传统的文明与宗教,无不以“爱”立教,儒家以“仁爱”立教及其普世价值与当代意义更加为人们重视。梁启超的“新民说”发表的时候,中国积贫积弱,欧风美雨,坚船利炮,列强宰割,中国社会解体,中国文化处于危机之中。开发民智的启蒙无疑具有伟大意义。但随之而来,全盘西化成为主潮,中国百事不如人成为主调,“文化决定论”成为思维定势,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成了替罪羊。清末民初以来,对自家文明传统的非理性的践踏、毁辱成为主潮。一百多年过去了,我们需要重新检讨。例如,关于“公”与“私”、“公德”与“私德”、“人治”与“法治”的习见,我们还要下功夫去澄清。

  

  改革开放30年来最重要的范式转换,是对中国传统哲学与文化之心态与立场的变化。多数中国人不再持仇恨、斗争或贬低中国文化的立场,心态逐渐健康起来。当然也不排斥有的人仍然持“全盘西化”的观念与文革大批判心态。今天,中国崛起,文化自觉显得更为重要。我们拿什么走上世界,拿什么建构自家的文明与精神家园?现在,我们到了扬弃启蒙,发掘自家文明精华的时代了!

  

  以“仁爱”为中心的“仁、义、礼、智、信”核心价值系统的重建,以“温良恭俭让”为教养主调的新的礼乐文明的提倡,对健康法治社会的形成,对科学发展观的贯彻与和谐社会的建构,对中国的长治久安,尤为重要。文明教养,养育心、性、情、才,对现代性与文明对话,极有意义。无论是过去的宣扬仇恨,从亲情仇恨始,达至全社会人人自危;还是今天的放任利欲,彻上彻下的声色犬马及自我中心,不顾他人;都是有缺失的,对国民,特别是青少年、子孙辈之性情、心理的健康发展和中国文化的传承,危害太大。如要真正接纳西方的优良传统与正价值等,要真正走上健康的现代化,不可能没有文化认同、伦理共识与终极关怀,而这主要在中国哲学文化的资源中,需要我们做调适工作!由于百年来中国哲学资源遭到太多的误解与践踏,故在一定的意义上,我们不妨说:中国哲学资源可能提供给现代社会的积极因索,无论怎么估价都不会过高。

  

  三、问题与前景

  

  当前的中国哲学研究也存在不少的问题或缺失:

  

  第一,学科间交叉、对话不够。由于学科体制分科太细的毛病与从业者学养的限制,文史哲之间、中西马之间、儒释道之间显得壁垒森严,各说各话,甚至相互贬损。因此,学者们宜打开门户、加强彼此的沟通理解。学科间的交叉、互动与整合显得格外重要。以西方哲学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者王树人、张祥龙先生对中国哲学的研究成果,常常给人以新的启示。

  

  第二,学术品质与水平,对古典的研读能力的下降。由于当前学科评价体系的问题等所带来的泡沫及学风的问题,导致论著的数量猛增但学术规范失序,出现了不少的平庸、人云亦云、水平低下之作,有的论著充满新的名词概念但与所论问题不沾边。相比较而言,博士学位论文的品质相对好一些,但近年来博硕士生的培养质量呈现下滑的态势,值得我们警惕。学术品质是学术研究的生命线。更为根本的还是要下功夫对中国哲学第一手资料的整理、研读,要提高研究者的古文字水平与古文献训诂的能力,首先要识字、断句,把原文与注笺一字一句读懂,要提倡经典会读,下力培养一代一代学者对原著原典的解读能力。从国家民族之长远发展来看,需要一代一代地培养国学的通专人才,对这些人才的培养需要从娃娃抓起,夯实基础,适当背诵。需要从小学与经史子集的素养的角度,而不是急功近利地从所谓某一个二级学科的角度来培养后学。

  

  第三,现实向度不够。虽然我们不能苛求理论、历史的研究专家们及其研究都必须与现代生活密切结合,但我们仍希望大部分学者增强时代感、现实关怀与参与意识。例如,从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上阐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可持续发展与和谐社会建构过程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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