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齐勇:中国传统哲学的特质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137 次 更新时间:2008-12-18 17:1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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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齐勇 (进入专栏)  

  

  内容摘要:本文从“传统”这一关键词入手,分析了中国传统哲学在现代性中蕴含的意义。通过比照东西哲学概念框架结构的异同,强调了中国传统哲学创造性转换的重要性和可能性,即在吸收融合西方哲学的精华、反省儒释道和宋明理学的基础之上,对中国哲学的传统进行新的阐释、发展和创造性的转化。作者从以下不同的视角讨论了中国哲学的三个显著的特质:中国哲学的创化日新,生生不已;相依相待,整体和谐;事实与价值的连接,语言与超语言的贯通。作者认为,这些原创性的智慧是全人类极其宝贵的思想传统和思想来源。

  

  关键词:传统;哲学;特质;创造性;转化

  

  一、中国哲学的创造转化

  

  有没有什么一般“哲学”、普遍“哲学”?黑格尔自认为其哲学是普遍的、圆满自足的,是“绝对精神”的展现。今天我们有的专家不承认“中国哲学”或“中国有哲学”,其中有的人的理据是“哲学只有一个”,他们把近代以来的欧洲哲学(或者将其追溯到古希腊亚里士多德)作为普遍的哲学,以此作为“哲学”的唯一范式,因而不承认非西方的族群有哲学。

  其实,哲学是关于宇宙、社会、人生的本源、生存、发展及其意义等根本问题的探求。在雅斯贝尔斯所谓轴心时代(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前2世纪),各个大的族群的这种思考或追问的方式不同,基本观念不同,这就决定了世界上有不同类型的哲学。古代中国、印度、希腊的哲学是其中的典型。轴心文明时代几个大的典范文明各有不同的方式,其哲学有不同的形态。不仅今天所谓中国、印度、西方的哲学类型各不相同,而且中国、印度、西方的不同时空中又有不同的千姿百态的哲学。如果说有所谓“一般哲学”、“普遍哲学”,那即是不同族群、不同时空的哲学形态的共同问题或方法的抽象。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东圣西圣,心同理同。这是其共性的或者可以通约的方面。但是,我们不能仅仅把古希腊到欧洲近代的哲学作为普遍哲学的唯一范式、标准、尺度,以为舍此并没有其它的哲学。

  我们不仅一般地肯定“中国哲学”或“中国有哲学”,而且肯定“中国哲学”有其优长。尽管因为近两百年强势欧美文化的影响和学科专业训练的关系,人们一谈起“哲学”,潜台词或背景即是西方哲学,话语方式基本上是西方的方式,但中国哲学的存在却是不可否认的,其光辉是掩不住的。百多年来,在“中国哲学”学科形成的过程中,我们的先驱们以“格义”的方式或相互诠释的方式,把他们各自所熟悉的某一种西方哲学,例如胡适以实用主义,冯友兰以新实在论,贺麟用新黑格尔主义,方东美用生命哲学,侯外庐、任继愈用马克思主义,牟宗三用康德,唐君毅用黑格尔哲学等作为参考系来治理中国哲学,亦取得一定的功效,而且也是“中国哲学”学科范式形成过程中之不可免的途辙。我们尊重并珍视前辈们的努力,他们为“中国哲学”学科奠定了基础。前辈们所写的《中国哲学史》,借用金岳霖1930年在冯友兰著两卷本《中国哲学史》的《审查报告》中所说,大多是根据某一种西方哲学的主张或成见写出来的。

  当然,金先生仍主张有一种所谓的“普遍哲学”(或“普通哲学”)。他指出:“哲学有实质也有形式,有问题也有方法。如果一种思想的实质与形式均与普遍哲学的实质与形式相同,那种思想当然是哲学。如果一种思想的实质与形式都异于普遍哲学,那种思想是否是一种哲学颇是一问题。有哲学的实质而无哲学的形式,或有哲学的形式而无哲学的实质的思想,都给哲学史家一种困难。‘中国哲学’这名称就有这个困难问题。所谓中国哲学史是中国哲学的史呢?还是在中国的哲学史呢?如果一个人写一本英国物理学史,他所写的实在是在英国的物理学史,而不是英国物理学的史;因为严格的说起来,没有英国物理学。哲学没有进步到物理学的地步,所以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写中国哲学史就有根本态度的问题。这根本态度至少有两个;一个态度是把中国哲学当作中国国学中之一种特别学问,与普遍哲学不必发生异同的程度问题;另一种态度是把中国哲学当作发现于中国的哲学。”

  金先生的上述看法,可取的地方在于,我们甄别' ;&+淝"鴙HE' ;&+淝"国学的区别,哲学史与文化史、思想史的差异,是要讨论哲学问题,要有哲学的形式、内容、方法。但金先生上述看法是有极大的问题的,他预设的“普遍哲学”仍然只是以欧洲哲学为蓝本的,是西方哲学的抽象。他主张的“把中国的哲学当作发现于中国的哲学,中国哲学史就是在中国的哲学史”,仍然是把西方哲学史上的基本问题抽象为一般、普遍的哲学问题,然后再去对照、处理、发现或建构中国的哲学史料。金先生批评胡适之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只是根据于一种哲学的主张写出来的,这很有道理,但金先生本人要以他所谓的“普遍哲学”作为唯一尺度衡量、评估非西方的哲学,其实与胡适一样,只是根据于一类哲学的主张去要求不同类型的哲学。所谓“在中国的哲学史”,只是以西方哲学为范型的“哲学一般”去整理、范围中国的哲学。其病与胡适一样,不过胡适是以西方哲学中的一种哲学(实用主义),金岳霖则是以希望以整个西方哲学的基本话语来框架中国哲学。金氏之病乃是胡适之病的放大而已。金先生以“物理学史”来类比“哲学史”,说“哲学没有进步到物理学的地步”,尤其不当。我们学数学、学物理学不必去学数学史、物理学史,而学习哲学则必须学习哲学史。黑格尔所谓哲学史就是哲学有一定的道理。当然他指的仍然只是西方哲学与哲学史的关系。物理学、化学等自然科学没有国别史或族群史,文学、历史学、哲学等人文学科则不然。文学、历史学、哲学史上的族群差异,文学、史学、哲学史上的大家们的创造之不可重复性,均与自然科学不一样。金先生当时所持的“进步”观,及其背景上的“唯科学主义”等,是时代的局限。傅斯年1928年发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宣言,要把历史学、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一样。事实上,再怎么“进步”,哲学、历史学、语言学亦无法“进步”到物理学、生物学、地质学的地步,这两大类学科在有些方面是不可通约的。

  哲学学科中,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当然有可以通约、可以比较之处。不同文化背景下产生的哲学具有某种一致性、互通性,因此相互翻译、诠释、比较的哲学研究工作不仅有可能,而且有意义与价值。诚如史华慈所说:“超越了语言、历史和文化以及福柯所说‘话语’障碍的比较思想研究是可能的。这种信念相信:人类经验共有同一个世界。”印度佛学中的哲学体悟与哲学思想在中国经过了佛学家们“格义”、创造性误读到消化吸收、融会贯通的过程。中国哲人与佛学家不仅创造了佛学的新义理、宗派、方法,促进了佛学的中国化,而且创造了以儒家思想为主干的宋明理学。中国化的佛学,宋明儒学又传到东亚,影响了东亚与全世界。西方哲学的汉译已不等同于它的原貌,西方哲学的汉语化、中国化过程正在进行之中。与过去印度佛教的各宗派一样,古今西方哲学的各流派、各大家的思想慧识都为我们提供了新的视域与方法,并正在与中国哲学的诸流派相互摩荡。因此,我们强调“中国哲学”学科成立的正当性,强调“中国哲学”学科自身的特色,并不把“中国哲学”作静态的处理,其本身即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包含着内外不同族群的和同一族群不同的哲学思维的渗透与融会。而且,我认为,“中国哲学”的“自己写”与“写自己”,绝不是排它的,不需借鉴的,不考虑事实上已存在与发展着的创造性融会的。果如此,那就成了“自说自话”,不可能与其它类型的哲学对话与沟通。实际上,我们今天离开了西方哲学的观念与范畴,已不会说话,不能说、写、讲哲学。

  当然,目前我们特别要强调“中国哲学”学科的自立性或自主性。时至今日,中国哲学靠依傍、移植、临摹西方哲学或以西方哲学的某家某派的理论与方法对中国哲学的史料任意地“梳妆打扮”、“削足适履”的状况已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在中西文化与哲学的比较研究方面,冯友兰先生曾提出过“辨同异”“别共殊”的问题,业师萧萐父先生特别强调这一问题,指出要注意同中之异,异中之同,殊中之共,共中之殊,注意普遍、特殊、个别之间的复杂关系。我们当然不能如冯先生那样把中西之别的问题都化约为古今之异的问题,不能把古、今、中、西、同、异、共、殊的任何一方任意加以化约或夸大。有一些哲学问题在某些层面是普世性的,在某些层面又具有特殊性。总之,中华文明中的哲学智慧决不亚于西方,需要我们在与西方哲学的比照、对话、回应中,超越西方哲学的体系、框架、范畴的束缚,确立起我们这个族群的哲学智慧与哲学思维的自主性或主体性。

  所谓“传统”不是“过去”,不是死的。“传统”是活着的、流动的、变化着的,方生方死,方死方生。“传统”亦包含着看似陈旧、死亡,却仍有生命力,仍需我们发掘并进行创造性对话和转化的因素。“传统”仍然有稳定的成分,在知识精英或社会大众的心理、致思、行为、价值方式上仍有深深的积淀。一定种族、族群、族类的某些价值意识有着超越时空的意义。

  今天我们说的“中国哲学”、“中国传统哲学”或“传统中国哲学”等概念,包括“哲学”本身在内,都不能不打上西学东渐三百年来的烙印,不能不是百年来的学人以西方古希腊、特别是近代哲学的视域观照东方的,特别是中国的过去的哲学的诸种新的认知、抽绎或诠释的整合。毋宁说,是近三百年来,特别是近百年来东西方思想文化的综合与积累。

   “民族的”或“民族性”,一如“传统”一词一样,也有“时间”、“空间”向度的问题。“中华民族”的概念十分复杂,“中华民族的哲学”或“中国哲学”或“哲学的中国性”问题,都不是几句话可以说清楚的。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相对地把三千年来不断地吸收、消化、积累了域内外不同民族、族群哲学智慧、精神形态之精华的华夏族群的原始儒家、原始道家、中国佛学和宋元明理学的思想传统,视为中国哲学的主要传统。从典章制度、文化建构上看,从历史上社会精英的精神取向、精神归属感及对社会下层的渗透力等方面看,儒、释、道和宋明理学仍不失为中国哲学之为中国哲学的主要的内容,即包含着华夏族群特质的宇宙观念、信仰体系、社会理想、人生体验、生死态度、精神境界、思考方式、行为模式、价值追求等等。这里有区别于其它族群的精神形态的本质特性。这些因素在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中,作为思想文化的土壤,在底层起着重大的作用。尽管我们今天的生存样态、思维方法、精神价值的意义世界与清代、近代以前的人,甚至与我们的祖父母、父母等前辈人有许多区别,但我们仍不难发现其中的连续性、继承性、稳定性。

  尤其是当我们面对着的现代世界的种种弊端,面对我们人类、族群的生存危机,我们更加领悟到“中国的智慧”的魅力。我们不能不承认人类中心主义、西方中心主义和西方话语霸权给人类生存所带来的日益增多的麻烦和困扰;我们不能不承认科技理性、工具理性、城市化、“现代化”、“现代性”、“经济全球化”本身,就像双刃剑一样给人类、族群造成的多面的至少是两面的影响。人与终极的他者、自然的他者、社会的他者之间,人与天、地、人、物、我之间,地域、国家、种族、族群、宗教、语言、文明、价值系统、性别之间,处于冲突、紧张、割裂、肢解、异化的处境之中。

  

  二、中国哲学特征之一:创化日新 生生不已

  

  中国哲学传统与西方哲学传统有很大的差异。长期以来,西方哲学占主导地位的是实体主义和机械主义,而中国哲学占主导地位的是非实体主义和机体主义。在西方,一元外在超越的上帝、纯粹精神、不变的实体是宇宙的创造者,宇宙或世界不能自己创造自己。如如不动的静止的创造者与被它创造的生动活泼的世界,自然与超自然,人与神,此岸与彼岸,心与物,精神与物质,主体与客体,灵魂与肉体,身与心,价值与事实,理性与情感统统被打做两橛,其间有着巨大的鸿沟。中国哲学的主流是自然生机主义的,肯定世界是自己产生出来的,没有凌驾在世界之上之外的造物主或上帝。

  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论语•子罕》)荀子曰:“阴阳大化,风雨博施。”(《荀子•天论》)这都是肯定变易是这个世界最根本的事实,一切事物莫不在变易之中,而宇宙是一个变易不息的大流。

  老子说:“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老子》二十五章)宇宙是逝逝不已、无穷往复的历程。庄子云:“万化而未始有极也。”(《庄子•大宗师》)一切都在变动流转之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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