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我看中国改革30年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187 次 更新时间:2008-12-17 16:24:44

张维迎 (进入专栏)  

  

    已有大量的事实和数据表明中国过去30年的经济成就。但更重要的问题是,中国是如何取得这些成就的?中国的改革是怎么进行的?

  

    中国的改革一般被认为是从计划向市场的转轨,或者说转型。什么是计划经济?什么是市场经济?它们之间的最大区别是什么?在我看来,有两个,一是资源配置的方式:是由政府的计划指令还是由市场价格配置资源?二是所有权:是以国有企业为主,还是以非国有的包括私人的、股份制等等的企业为主?

  

    中国过去30年改革有最重要的两方面:第一是放开价格,或者说价格自由化;第二是整个经济的非国有化。整个过程进行得非常曲折。其他方面的改革都是围绕着这两个方面展开的。

  

    价格自由化

  

    先讲一个故事。1980年,中国国家经委,就是当时主管整个国民经济运行的中央政府部门,邀请美国教授给中国国有企业的厂长经理做培训。美国教授设计了一个课程表,交给国家经委的官员审核,经委官员审核后划掉了两门课:第一门是Marketing(市场营销),第二门是Corporate Finance(公司财务)。为什么呢?因为Marketing是“如何卖产品”,对中国企业是不适用的,因为当时中国的企业只管生产不管销售,厂长经理需要做的是按照计划指标生产产品就可以了;Corporate Finance也没有用,因为所有企业都是国有的,由国家统一预算管理的,需要的资金全部由政府财政提供,创造的利润也全部归政府所有。

  

    而今天,这已经成为商学院学生最重要的两门课,管理课程的变化显示了中国经济的两个最重要改革:价格改革和企业制度的改革。

  

    以我自己的判断,大致上,过去30年中的前15年,中国基本完成了价格自由化,后15年,基本完成了国有企业改革。“基本完成”的意思是,到1993年之后,价格已经不再是中国经济改革的“关键”,因为大部分产品的价格都已经放开了;到了2008年,国有企业改革也已不再是中国经济改革的“中心环节”了。当然,两个改革都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但剩下只是技术性的问题了。

  

    价格改革是怎么完成的呢?

  

    在计划体制下,所有的价格都是由政府规定的,大到钢材、水泥、木材、石油等生产资料,小到针头、火柴、洗衣粉等日用生活资料。但要搞市场经济,价格就要由市场供求决定,实现价格自由化。这个价格自由化的过程大致用了15年,过程复杂,艰难曲直,甚至惊心动魄。

  

    在1978年,零售业按交易额算的97%由政府定价,到了1993年,93.8%的零售额由市场定价,也就是说政府定价的比例降到了6.2%;在1978年,92.2%的农产品是政府定价的(还有一小部分是黑市及自由市场交易),到1993年,87.5%的农副产品收购环节由市场定价,政府定价包括政府指导价和直接定价的比例降到了12.5%。到2004年,市场定价的比例占到了96.5%,也就是说政府定价降到了3.5%;在1978年,100%的生产资料出厂价格由政府制定,到了1993年,81.1%的产品由市场定价,也就是说政府直接定价和指导价的比例加起来不过18.9%,到2004年,87.8%的产品由市场定价。

  

    剩下仍然由政府定价的产品,主要是垄断行业和基础设施,比如成品油、天然气、水、电力、电信的价格等等。这些问题以后还要解决。现在如果要调整价格、放开价格,就要开听证会,价格已经不是政府改革的重要议事,只是业务部门需要做的事情了。但在1993年之前,价格问题是需要政治局讨论的。在1980年代,一盒火柴从2分涨到3分,中央政治局开了好几次会,最后还是不敢涨,因为上涨50%怕老百姓受不了。现在的价格价格已经不是中央领导人考虑的主要问题了。

  

    价格改革是怎么走过来的?

  

    中国的价格改革是循序渐进的,它不像东欧、前苏联那样一次性放开。更具体来说,中国走的是“双轨制”。为什么走“双轨制”?我分析的原因是:中国改革一开始并不想搞市场经济,而只是想完善计划经济。如果改革一开始就想搞市场经济,那么我们选择的道路会和现在完全不一样。

  

    在改革初期,我们并不认为计划经济在本质上没有效率,而是认为,我们的计划经济没有搞好,是因为政府在制定计划时没有尊重价值规律。所以,改革的指导思想是把计划建立在“价值规律”上,而不是实行市场经济。

  

    就价格体制而言,在改革初期,很多产品价格不合理,比如原材料价格偏低、制造业产品价格偏高等,但是大家并没有从根本上怀疑国家的定价能力,即:如果国家在定价时尊重价格规律,那么价格就会合理。因此,当时的价格改革,就是怎么通过行政手段调整价格的问题。这是到1985年以前,中国价格改革的基本思路。

  

    当然,由于政府管理能力有限,所以在1980年代初期,一些地方相继将一些与国计民生关系不大的小商品价格放开。但是在1985年之前,对决定国计民生的重要原材料及生产资料的价格,主流观点还是认为应该由国家制定,很少有人从根本上怀疑过政府对这类产品的定价能力。由此,价格不合理怎么办?只有调整价格。

  

    为此,在1981年,国务院成立了价格研究中心,这是当时的总理赵紫阳亲自指示的,由著名经济学家薛暮桥牵头,全国调集了50多人,买了最先进的计算机,想运用投入产出表计算出一个合理的“理论价格”,根据理论价格,政府再调整价格。但事实上,这个理论价格一直没有算出来,或者计算出了,得不到大家的认可。现在回过头看,这本来就是个“乌托邦”,如果政府有能力计算出一个合理价格,就不需要改革了。

  

    调整价格的思路在最初几年一直没有受到怀疑,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我在大学读研究生,价格问题是当时经济学界讨论的热门问题。怎么调整价格呢?现在你如果去查查《经济研究》等当时的主要经济刊物,经济学家争论的是按生产价格调整、还是按成本价格调整,或是按照劳动价值调整。但不论按照什么调整,制定价格都是政府的职能,价格不能由市场自发决定。

  

    价格是不能由政府制定的

  

    我自己在1982年上研究生之后认真学习了西方经济学,特别是价格理论。到1983年,我脑子里面形成了一个观念:价格是不能由政府制定的;只要是政府定价,价格就不可能合理。然后我就开始考虑中国的价格改革,并发现了许多很有意思的现象:在企业有了生产自主权之后,特别是在乡镇企业蓬勃发展之后,政府实际上已经管不住计划外产品的价格;生产资料的黑市交易很多,这些交易的价格基本上是由供求决定的,高出国家定价很多,政府不断发文件进行价格检查,要求各地和企业严格遵循国家价格,但检查来检查去,问题还是解决不了,黑市依然存在。

  

    我当时思考的一个问题是:既然政府管不住计划外,为什么不放开呢?我在1984年4月写了一篇文章——《以价格改革为中心带动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这篇文章有两个核心观点:第一是价格不能由政府决定,只能由市场决定。政府定价即使定的时候是合理的,过一段时间又不合理了,经济现象变化快,政府不可能每时每分都在调整价格;第二是如何从计划价格转向市场价格?就是采用逐步开放的“双轨制”思路。什么是“双轨制”?就是分步放开价格管制。具体讲,先管住计划内,放开计划外,计划内的产品按照政府定的价格交易,计划外的产品按照市场价格交易,形成双轨体制;然后再逐步放开计划内产品的价格,有些实行“先调后放”,最后建立统一的市场价格体制。

  

    在“莫干上会议”(即1984年9月3-10日在浙江莫干山召开的全国中青年经济理论工作者研讨会)后,这个以放为主的“双轨制”思路被政府高层接受,成为1985年之后中国价格改革的主体思路。也就是说,1985年之前,我们是在计划价格范围内讨论如何调整价格,1985年之后,我们才转向从放开价格的角度去考虑如何改革价格体制,也就是价格的自由化。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改革思路的转变。到1985年元月14日,国家物价局和物资部正式出台文件:计划外生产资料的价格全部放开,不受政府的控制。之后又放开了一些消费品的价格,包括名烟名酒的价格。这样,双轨制由一种自发的市场行为变成了自觉的政策行为!

  

    采纳“双轨制”后出现的问题:一是腐败。因为一种产品有两种价格,有权力的人就可以拿到计划内的指标在市场上倒卖赚得利益。当时出现了很多“官倒”,引起社会不满;第二是有了“双轨制”价格之后,国家的生产计划难以得到严格执行。比如原来国家计划规定的生产任务,企业在生产出来之后要按计划价格出售给政府指定的地区和企业,但是生产企业会尽量不交、少交或者拖延合同的执行。这样,计划合同就难以得到执行,当时的概念叫“经济秩序混乱”。

  

    由于经济秩序的混乱和腐败问题,到了1988年春,价格问题在第七届全国人代会上变成了反响最大的问题。当时的总理李鹏给邓小平同志汇报工作时,邓小平问什么是代表们意见最大的问题,李鹏回答说是价格问题。邓小平同志说,价格问题长痛不如短痛,所以要下决心搞“价格闯关”。从当年4月份开始,一系列的价格改革政策出台。同年8月份中旬,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通过了《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并要求军队和警察做好准备,防止价格改革中可能出现的意外情况。价格闯关成为了重大社会事件,造成了紧张的社会气氛。在该方案公布的当天,全国各地出现了触目惊心的抢购风潮,银行存款急剧下降。十天之后,国务院做出了稳定价格的决定,价格闯关停止。不久,中央决定开始实施三年的“治理整顿”,整顿一直到1992年。这三年的治理整顿是一个保守的,甚至是反改革的过程,一些已经放开的价格又被重新收回控制。直到1992年春天,邓小平在南巡的讲话中说要搞市场经济,于是,政府放开了大部分的商品价格,双轨制基本上变成了单轨制。

  

    从1988年价格改革闯关失败到1992年价格放开的成功,说明中国价格改革常常是一个歪打正着的过程。刚才提到的三年“治理整顿”以及“六四”之后的整个政治气氛其实是不利于改革的,甚至是反改革的,但是这三年的治理整顿恰恰为1992年的价格放开奠定了基础,因为治理整顿把经济的增长速度压了下来,1990年达到最低,只有3.8%的速度,是改革之后增长速度最低的一年,结果是,很多产品的市场价格也随之降低,市场价和计划价的差距就越来越小。这样,1992年放开价格就比较容易,没有引起大的社会振动。所以,反改革的措施客观上为改革创造了条件,尽管初衷不是为了改革。

  

    整个来看,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一直都有类似现象,就是经济发展的自发力量在起作用。改革成功了,并不一定是国家领导人的高瞻远瞩,恰恰是因为其政策能顺其自然,将自发的市场力量变成自觉政策,把改革变成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比如,“双规制”变成政策之前,黑市价格已经存在,1985年的政策无非是因势利导。既然有黑市,干脆就承认黑市价格,黑市合法了,问题也解决了。这就为中国的价格改革找到了一条出路。到了1993年,价格的自由化就已基本完成。当然,没有邓小平1992年的南巡讲话,价格的自由化不可能这么快就实现。

  

    国企改革和企业家成长

  

    第二个方面,是企业制度改革。可划分为两大阶段:

  

    第一阶段是1992年之前,即在改革的前十五年,主要是由于非国有部门,包括乡镇企业和私人经济的发展,使得整个经济中的国有比重降低,同时仍然保持国有部门的增长。第二阶段,从1993年开始,中国才真正触及到国有企业本身的产权问题,即国有企业的非国有化问题。

  

    就国有企业的改革而言,在1992年前,我们一直是在保持国有的前提下谈国有企业改革,这与1985年之前的价格改革的思路很类似,假定国有企业是能搞好的,问题是如何搞好。这样的思路既有意识形态原因,也有认识方面的原因。1992年之后这个思路才发生变化,不再假定国有企业一定能搞好,采取国有企业非国有化的道路。

  

    国有企业改革最初是两大措施:一、扩大企业自主权;二、实行利润分成,建立奖金制度。这两项政策到1986年后演变成经营承包制,就是国家和企业之间签订合同,完成合同后剩下的利润可以分成,利润分成有很多办法,但是所有措施的前提都是保持国有企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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