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地坤:从道德的“至善”到道德的“底限”

——读阿多诺《道德哲学的问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54 次 更新时间:2008-12-17 14:4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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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地坤  

  

  在近现代西方思想史的发展过程中, 道德哲学作为人类精神生活的一个重要内容,对西方社会的理论活动和社会实践始终发挥着重要影响。18世纪康德提出的“至善”及黑格尔对康德的批判,19世纪叔本华高扬的同情和仁爱及尼采颂扬的“主人道德”,20世纪各种各样道德哲学的兴起及阿多诺提出的最低限度的道德,它们既是对各个时代的社会实践生活、尤其是道德伦理状况的折射,更是不同哲学思想在伦理学领域的反映。1997年出版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阿多诺的生前手稿《道德哲学的问题》对近现代西方道德哲学的这种嬗变进行了深刻的分析,解答了道德哲学中的不少疑惑,批判了鼓噪一时的相对主义道德论,提出了人类社会须臾不可或缺、始终必须坚持的道德底限的主张。因此,解读《道德哲学的问题》,不仅对我们正确认识和准确把握近现代西方道德哲学的发展和演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对我们加强社会主义道德伦理的建设、促进精神文明具有重要的实践作用。

  

  一

  

  在近代西方道德哲学中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康德的道德哲学。康德道德哲学的核心是“至善”。所谓“至善”,按照康德的意思就是,人们在自由意志的基础上,出自义务或职责,自愿地执行道德法则。这样的行为之所以“至善”,就在于它是绝对的、无条件的,不同于动物性的求生本能或任何感性愉悦,与任何爱好、愿望、需求、利益或结果无关,而只是为了服从道德法则。康德把这样的道德法则又称为“无上命令”或“绝对命令”。如果我们通俗地解释这个思想,就可以用下面这个例子来说明:当你看见一个人掉进河里,不论你会不会游泳,不论当时河里是白浪滔天还是冰封三尺,你都应当义无返顾地跳进河里救人。至于你是否能把落水的人救上来,你可能遭遇什么结果,你都不要考虑,因为这个无上命令是不允许你考虑这些外在因素的。在《道德形而上学的基础》中,康德认为,人们的这种行为应当成为普遍立法的基础,他如是说到,“我决不应当做其他的事情,我能够意欲的,就是我的准则应当成为一种普遍的立法。”À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康德把这种无上命令进一步设定为纯粹实践理性的基本法则,他说:“你这样行动,使你意志的准则始终能够同时作为普遍立法的原则。”Á

  

  从表面上来看,康德的道德哲学属于他的实践理性范围,正如我们所见到的那样,《道德形而上学的基础》和《实践理性批判》是他这方面的主要著作。但是,如果我们联系康德的全部思想来观察这个问题,就会发现他的道德哲学思想植根于他的理论理性范围之中,即在《纯粹理性批判》之中,而这点常常被哲学史家们所忽视。之所以这样说,就在于要遵守道德法则,实现“至善”,必须有“自由意志、上帝存在和灵魂不朽”这三个理性公设,而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对这些公设及其相关范畴的论证远多于《道德形而上学的基础》和《实践理性批判》,其理论意义也深刻得多。

  

  把“自由”这个概念引入到哲学中,是康德一个非常了不起的贡献。这方面对他有启迪作用的,一是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二是基督教教父哲学。亚里士多德在其《尼科马可伦理学》中对“内在自由和外在自由”予以区分,他认为,“内在自由”是指摆脱内心的各种情绪、欲望的困扰,“外在自由”则是指对外在权势的压迫进行反抗。这很可能与亚里士多德曾经依赖自己的学生亚历山大僭主获得讲学和著书立说的自由有关。基督教教父哲学则改变了古希腊哲学“一是一,二是二”、不能“无中生有”的定律,通过对圣经中“创世纪”的阐发,揭示出人可以凭借自己的能动性进行创造、进而达到“无中生有”的哲学意义。

  

  康德把自由引入哲学,并把“外在自由”转换为“内在自由”,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事业。他在《纯粹理性批判》的“第二个二律背反”中专门探讨了自由与因果性、自由与必然的关系。对康德来说,把一切人都当作自由的,是最高的具体概念。只有主体能够给自己立法,听从自己的无声命令,即实现自律,而不是屈从于外在的权势和利益,“至善”才能实现。而因果性和必然性更多地是属于“自然”范畴,这个“自然”在康德那里既有人们常识所说的大自然,如春播秋收、闪电打雷等自然现象,也有人之本性的意义,如人的嗜好、对幸福的追求等。在他看来,不论这种自然是前一种含义还是后一种意义,它都是没有经过理性驾驭的东西,是粗糙的、本能的东西,所以,康德欣赏和推崇的是以自由为核心的理性的自律。这样的自由可以创造一切,可以达到“原始的绝对创造”的境界,用他的话来说,“实践的就是指一切通过自由而可能的事情。”À对康德的这一贡献,哲学家们给予了极高的评价。阿多诺非常中肯地说:“人们几乎可以说,自由概念的这种双重转向——作为转向外部的自由概念和转向内在的自由概念——是支配、统治全部哲学史的事情。”Á

  

  康德的这种道德哲学既为他带来盛誉,同时也使他招致很多的批评。由于康德的道德哲学重视行动的形式,而忽略任何具体的经验因素,所以它被后来的哲学家们称为“形式主义的道德哲学”或“观念伦理学”(Gesinnungsethik);又由于它把实现“至善”当作绝对的“无上命令”,所以它又被称为“道德严肃论”。在德国古典哲学发展进程中,对他的道德哲学批评最激烈的就是黑格尔。

  

  对黑格尔来说,康德的道德哲学的最大缺憾就是过于形式主义,缺少具体的实在内容。黑格尔承认,康德的实践理性提出不承认任何权威、自由就是最后目的的原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但他认为,实践理性应当是具体的,而不能只提供抽象的规则和准则。在康德那里,自由只是对一切其他东西的否定,自由是空洞的;自我不承受对其他东西的义务,未受到具体的规定,仍然是没有约束力的。因此,康德的实践理性所提供的道德法则除了在形式上具有自我意志的同一性以外,不能获得任何内容和规定。对此,黑格尔讽刺说:“这就是康德、费希特道德原则的缺点,它完全是形式的。冰冷冷的义务是天启给予理性的肠胃中最后的没有消化的硬块。”À

  

  对康德的三个理性公设,黑格尔也予以激烈的抨击。在他看来,意志自由这个公设不仅空洞抽象,而且割裂了一般、普遍的意志概念与具体、个人的意志的区别。黑格尔认为,这里涉及意志的概念与特殊意志的关系,尽管我们可以设定,大多数人具有道德这个普遍意志,特殊意志应当遵循这个普遍意志,但是,这种设定仍然停留在“应当”上面,而每个具体的个人实际上则有自己的七情六欲,这样,实现“至善”的目的只是存在于无限的进展中。由于道德是根据普遍意志对七情六欲进行斗争和规定,而康德在这里并没有考虑具体的道德内容,所以,实践理性仍然是与人们的感性、冲动、爱好相对立的,完善的道德理念也只能存在于彼岸。对于“上帝存在”和“灵魂不朽”这两个公设,黑格尔以其敏锐、缜密的逻辑推理,洞察了它们的不自洽性。他认为,康德的道德法则所追求的“至善”是作为世界的最终目的,但它只是形式的,没有具体的内容,从而与外在的自然相对立,与人的感性爱好、冲动相对立,“因为幸福只是感性的自我感觉或作为这个个人的直接的现实性,并不是自在的普遍的实在性”。Á康德的这两个公设就是寻求“至善”这个道德理念与外在自然和人的感性的统一,设定上帝的存在既可以表明道德法则的神圣性,也可以表明自然的理性目的。同样,设定灵魂不朽也是旨在说明,道德是一个永远不可能臻于完善的目的,人们应当在道德生活中无穷地进展下去。然而,上帝和不朽都是一种假想,一种信仰,“至善”也停留在现实的彼岸,它们与自然和主体的实在并没有直接的关系,所以,“这些公设所表示的不外是处处自相矛盾的不同环节之无思想性的综合。它们是各式各样的矛盾的‘巢穴’”Â,它们并不可能给这两方面创造和谐,相反,只能使它们始终处于二元论之中。

  

  既然黑格尔如此批评康德的道德哲学,那么,他的道德哲学就肯定不像费希特那样,只是对康德的思想从主观方面加以阐发,而必定有其自己的东西。在黑格尔的全部哲学体系之中,道德哲学属于客观精神的范围。但是,他对道德与社会伦理又加以严格的区分。在黑格尔的视野中,道德是意志返回到自身的、纯粹精神上的东西,是意志上的善从外部世界退回到它自身之中的内在性,所以说,道德是纯粹主观的,不对家庭、社会和国家承担任何有约束的义务。伦理则不同,它是社会性的,社会伦理是主观和客观在客观精神领域内的具体的统一,或者说,它是道德概念的客观实现。因此,我们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在黑格尔那里,道德直到超出它本身、并且成为社会伦理时,它才是真正的存在。

  

  基于这样的思考和体系的需要,黑格尔把道德的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一是故意,二是意图和福祉,三是善和恶。只有在第三个阶段,当个人的意志、目标与普遍意志的目的相统一的时候,道德才是真正的存在,或者换句话说,只有在这个阶段,意志与概念才达到一致,善才会存在。对黑格尔来说,现在只是在主观上达到了善,它还是普遍的空洞形式,是纯粹一般的理念,还需要具体而实在的填补物,这就是经验因素。因为他还认为,善不只是良心,善还应当是意志的对象,是主体依靠自己的行动创造和建立客观世界的东西。这样,黑格尔就从主观的道德过渡到客观的伦理学。他的伦理学体系依然遵循其三一式的圆圈,包括三个部分:一是家庭,二是市民社会,三是国家。在每一个部分下面又有三个层次À。

  

  这里显而易见的是,与康德抽象的、形式主义的道德哲学相比,黑格尔的道德哲学具有更多经验的、实体的内容,它既要求主体主观上的善良,又要求人们对家庭、社会和国家承担义务和责任。所以,不少学者把它称为“责任伦理学”(Verantwortungsethik)。从表面上看,黑格尔比康德有了重大进步。但是,如果我们深入思考的话,或许就会得出相反的结论。康德的道德哲学始终是以一个终极目的为目标,在追求这个目的过程中是不允许有任何不确定的经验或实体因素的,否则,这个目标就会因为感性东西而大打折扣,甚至会陷入相对主义窠臼之中。黑格尔的思想是与现存的社会批评结合在一起的,他好象超过了康德,但实际上他的批评却混淆了一般的道德戒命与具体的现实要求之间的区别,由于他过于考虑经验的和现实的因素,他的这个思想不仅不具有康德的纯洁性和批判性,而且更容易屈服于“现存的权威和专制”,也更容易看重利益的得失。

  

  二

  

  在西方哲学从近代向现代过渡的进程中,叔本华是一个不可不注意的人物。从本质上说,“叔本华以作为一个意志论者开始,而终于变为一个理智论者”。Á在道德哲学领域,叔本华的思想也同样摈弃意志,十分推崇理智,并且还笼罩着一种他那个时代所有的悲凉之雾。他受佛教影响,悲天忧人,否定现世,反对理性主义哲学,把善良的希望寄托在来世的空洞慰藉上。

  

  在叔本华的眼中,黑格尔哲学是不值一驳的,他把黑格尔哲学看作是一种古弄玄机的神秘主义,是最空洞无物、扼杀精神活动、荒谬可笑的东西。对康德他还是抱有一些恭敬之意。他清楚地看到,正是通过康德哲学的影响和同期自然科学的空前进步,道德或伦理学的原有支撑物已经被证明是腐朽的,康德在这方面的伟大功绩,就是他清除了道德哲学中的一切幸福论,而他的结论所具有的纯洁性则为他赢得巨大声誉。但是,叔本华认为,“道德,鼓吹易,证明难。”Â康德的道德哲学不论是在其根据、基础上,还是在其主要原则、推论形式方面,他的证明都有矛盾,有些甚至是根本站不住脚的。所以,叔本华公开宣称,他自己的道德思想是与康德针锋相对的。

  

  叔本华认为,康德的道德哲学证明的首要错误,就是他把应当发生的道德法则当作实在发生的事情,以假设当根据,并且还把这种假设当作他的整个体系的基础。把一个应当发生、然而尚未发生的事情当作命题的根据是错误的,而康德继而认为这个假设具有全然的和绝对的必然性,则是错上加错。叔本华在这里正确地看到,在伦理道德领域,我们首先必须考察那些支配人们意志的法则,追溯这些规定、戒律、命令的来源,而不能无条件地拿来使用。他认为,像义务、责任概念最初都来自神学道德,只要我们不能从人的本性或客观世界提出它们的其他渊源的可信证据,它们在本质上就与纯粹的道德哲学没有关系。在欧洲,自从基督教兴起并占据统治地位以来,这些道德规定和义务、责任等观念无不与基督教相联系,尤其是与摩西十戒有直接关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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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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