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单位 中国体改研究会

职　　称 研究员

职　　务 副秘书长 中国改革杂志社总编辑兼常务副社长

单位地址 北京西安门大街22号

邮政编码 100017

兼职单位与称谓：　

中国宏观经济信息网首席经济学家

国家信息中心高级经济顾问

中国经济信息网“中国经济50人论坛”成员

国家科技评估中心重大项目评估专家

中国体改研究会特约研究员

中国改革研究基金会学术委员

国家科技评估中心九五重大项目评估专家

首都师大兼职教授

亚太社会调查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

住址：中国人民大学静园22楼35号 （邮政编码：100872）

个人简历

一、基本情况

男，汉族， 1951年5月出生于北京。经济管理学博士。研究员职称。

现任职：中国体改研究会副秘书长，中国改革杂志社总编辑兼常务副社长。

兼 职：中国宏观经济信息网首席经济学家，中国改革研究基金会学术委员，中国经济信息网高级经济顾问、“中国经济50人论坛”成员，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特聘专家，天则经济研究所特约研究员。

联系地址：中国人民大学静园22－35号　邮政编码：北京100872;

电子邮件： tjnrenet@mx.cei.gov.cn (O), tiejung@public.bta.net.cn (H).

电话：010-62119986；62138969； 传真：62119217。

二、学历与专业进修：

1995－99年,中国农业大学在职硕士、博士研究生，获博士学位。

1991年,自费公派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进修，并到康奈尔大学和南加州大学讲学交流，其间参加密执安大学夏季学院量化分析培训，获ICPSR（国际社科联）颁发的统计分析专业结业证书。

1989－90年，获北京外国语学院联合国译员培训部英语高级班结业证书。

1987年，公派赴美国密执安大学社会调查研究所(ISR)和世界银行进修，获抽样调查专业结业证书。

1979－83年，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本科学习期满，获法学士学位。

三、主要工作经历：

从1968年山西插队起曾经有11年基层工农兵的生活经历；1978年“对调”回到北京，在人民大学新闻系摄影教研室任实验员，兼职从事“右派平反改正”落实政策和学生工作。1979年考上本校。

1983年毕业后经光明日报借调参与筹建《中国广告信息报》，并于1985年发起并组织了首批记者团驾摩托车沿黄河考察8省40多个市县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

1985年末调入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联络室从事农村调查研究工作。十多年来主要从事经济周期问题、城乡关系、地方政府与区域发展、市场与流通、贫困地区开发，以及农村合作金融、社区组织问题、乡镇企业股份制等多方面的政策调研和理论探讨。

1987年全国农村改革试验区办公室正式组建以来，先后任监测处副处长、调研处长、试验区办公室副主任（主持工作）等职，分管21个省164个市县试验区的立项调研、方案设计、跟踪、监测和成果评估等工作。其间，独立主持过世界银行首期农村部门调整贷款的监测、培训、合作等项目谈判立项。1998年因故离任。

1988年参与组建全国分城乡域的抽样调查网，经运行，被国内外专家评价为中国第一个按人口分布进行严格抽样的共用系统。这个系统的抽样框于1993年全面更新并输入计算机，随时可以启动用于推断全国情况的抽样调查。

1991年年底结束在美国进修之后，自费赴前苏联、东欧7国进行了40天考察，做制度变迁国际比较研究。近10年中已经先后在约20个国家和地区做学术考察交流和参加国际会议。

四、主要研究课题与国际合作项目

1987-90年主要从事农村政策调研。1990年国务院农研中心撤消，试验区办公室划归农业部以后主要开展课题研究和国际合作项目。

1992-93年根据国务院指示，担任农村金融、企业股份合作制、小城镇建设等课题组长；担任福特基金会资助的“澜沧江－湄公河流域经济社会变迁”国际合作课题组长。92年8月公派赴美国夏威夷大学出席“中国文化研讨会”；9月参加农业部主办的“中德合作经济比较研修班”；93年11月带领课题组赴泰国专题考察并在清迈大学举办讲座。并与中国科协合作建立亚太社会调查研究所,任学术委员会主任。

1994-2000年先后在12项国内外课题中担任正、副课题组长。其中，国家级4项：国家社科基金的 “农民自办小城镇和乡镇企业小区建设”1993-94和“中国农业基本经营制度”1996-97，中国改革研究基金的“我国农业的稳定性与基本经营制度研究”1997-98，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应急项目“农村城镇化的主要政策措施研究”1999－2000；农业部软科学2项：“中国农业基本经营制度”1995-96（重点项目）和“农业产业化中的组织制度建设”1996-97；国际合作研究4项：世界银行资助与美国华盛顿大学合作的“土地制度试验研究”1996，世界银行委托“农村税费改革研究报告”1998，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农村小城镇发展研究项目农业部分课题“农村城镇化中的集体产权”1996-99，福特基金会资助“农村改革试验区土地制度研究”1998-99。

近10年到访约30个国家和地区开展学术交流。近5年出席了约20次国际、两岸学术会议，发表数十篇论文。

此外，还于1996年受欧盟聘任为中国农业政策专家，主要进行第二期对华无偿技术援助中新增的“政策论坛”项目的设计和经济分析；1997年受UNDP聘任为联合国小额贷款扶贫项目的中方咨询专家；1998年受世界银行聘任为中国农业税费政策研究中方咨询专家。1999年代表农业部出席PECC/APEC在美国和菲律宾召开的关于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有关会议。

五、奖励：

1979－82年连续三年获中国人民大学三好学生

1988年，获国务院农研中心、国家体改委、国家科委等中央五单位联合颁发的“农村改革十周年优秀论文奖”

1988年，获国务院农研中心先进工作者称号

1991年，获农业部农研中心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

1992年，获全国农村改革试验区优秀论文一等奖

1993年，获农业部农研中心优秀科研成果三等奖

1994年，获农业部农研中心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

1994-96连续3年科研甲等

1998年获得政府特殊津贴

1999年获得农业部科技进步一等奖（第一名）

2000年获得“中华长江读书奖”论文一等奖

六、学术观点摘要及主要研究成果：

做为一个在试验区从事调查研究的“试验员”，职责所在使我只能从客观公正的立场出发，对各种理论一视同仁，不唯书、不唯上、不苟且，如实向愿意实事求是的人们报告在我们脚下这块热土上经过实践检验的感性认识……。

1、国情与增长

中国自13世纪中叶的宋代人口过亿以后，在资源与人口这个主要国情矛盾约束下颓势渐显，虽然清初“开疆拓土，移民实边”，一度由于有条件全国范围调整人地关系而出现百年盛世，但随后因“新增人丁永不加赋”人口突破4 亿而使国情约束更为严峻。于是近现代农村的土地均分制便成为我国特有的小农村社经济形成的前提条件，所造成的农业剩余量少且过度分散，不仅与中国工业化、城市化要求的原始积累相冲突，而且进一步派生了“城乡分割对立的二元结构”这个基本体制矛盾。

在这两个基本矛盾制约下，集中垄断的城市工商业和金融资本与分散小农资本之间的剥夺与反剥夺的冲突，成为我们这个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工业化浪潮打压下追求工业化不可回避的主要社会矛盾。清末、民国和新中国都以追求工业化为目标，前二者覆亡、唯后者在几乎全无外资和外部市场的条件下以国家集中垄断完成了中央一级全民自我剥夺的内向型原始积累，并在城市工业初步形成产业门类齐全、专业分工社会化之后，进行市场取向的改革。此时，经济增长的实质是资源资本化，今后的增长取决于还有多少可进一步向资本转化的资源。由于人口结构严重滞后于已经高度化的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故中长期增长的主要来源是小城镇综合改革打头的城市化。其中的问题，主要是在西方金融垄断资本主导的全球化压力下，我国相对于人口增加而日益有限的资源，在资本化进程中对应的货币增量和所要求的制度安排是否合理，以及垄断性与生具来的金融资本异化于产业资本的程度。此外，在财政“分灶”之后从1个中央政府演化出约7万个地方政府追求资本积累促进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兴未艾，在地方难免重蹈覆辙时，中央已经转变为追求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小农村社经济条件下的农业身处其间，不仅同时面临“前现代”和“后现代”交织在一起的复合矛盾，而且如何与国际化的市场经济接轨、如何完成自我改造，都还尚未破题。

2、农村产权问题

任何制度安排都不过是宏观条件约束的结果。在上述两个基本矛盾的制约下，我国农村解放前既在人口不断增加、社会冲突加剧的约束下，不再具有建立完全私有制的资源条件，农村土地权基本上以“部分公田”和“两权分离”为主，并且由于使用权得以向最有经营能力的自耕农集中而使农业资源配置相对合理。解放后的基本制度变迁大体上是在国家政治权利介入之下从“部分公田”到土改使村社内部完全私有化和人民公社的完全公有化，再通过大包干回到“部分公田”与“两权分离”的轮回。

后者与前者之不同在于，经历过集体化的制度经验及其相应的政治和法律约束，村社内部已经形成了土地和集体企业产权在集体与农户之间共有共享的“两级构造”。大包干以后15年的改革，大都是对在这种国家权利介入形成的不完全排他的残缺产权基础上、农村基层进行的制度安排的承认。在国家推进城市化大范围调整人地关系真正发挥作用（一般市场经济国家农村人口低于 10%）之前，这种产权结构基础上的制度安排，对于稳定我国小农村社经济进而稳定全局，仍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

3、乡镇企业与小城镇发展

“乡镇企业”这个概念得以成立的依据，是其因资产来源决定的本质属性与城市企业不同；而且自问世以来的主要功能就是替代解决本应由国家负责的农村过剩劳动力就业、提供农业发展资金和社区公共品供给，以及农民社会福利问题，于是企业社区化而非公司化；其与国有企业相比有竞争力的秘密既不是企业家能力，也不是经营机制；而主要在于企业利润中隐含了 70%以上的社区转移收益。由于农民或乡村组织在农村创办企业，事实上节约了占用土地和对劳动力的社会保障开支，使80年代乡镇企业原始积累阶段吸纳劳动力越多占有的隐敝收益越大。因此现在改制切不可要求也像城市企业那样搞资本排斥劳动、完全脱离社区、不再承担以工补农责任的“公司制”，而要另外立法保护基层创造的可以提高就业率从而稳定农业、提高农民收入、甚至能够抑制人口增长和社会犯罪的“股份合作制”。

由于上述内部化的产权制度不可能与充分流动的资本市场接轨，因此应在有利于所有者监督的一定区域内实行股权交易转让，促进过剩的、半自给自足的农业人口得以携带其价值化的资产向小城镇流动集中，提高城市化比例以增加城镇人口规模带来的消费规模，进而形成对第三产业的需求，并逐渐成为中长期国民经济增长的动力。

4、农业的稳定性

近代我国农业最主要的问题是，土地生产率高、劳动生产率低的矛盾并未随商品化程度提高而根本改变，农业结构调整使得级差地租显化，政府价格政策主观上是要保护农民种粮积极性，但客观上如果不能弥平级差地租就不仅无作用而且会形成农民与政府谈判的价格惯性。因此农民对价格微调不反映而对价格波动则反映过度。过去农民从事种植、养殖业在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不计代价地以劳动替代资本投入，在追求温饱的同时也有效地维持了小农经济条件下的农业稳定，现在劳动力价格也已经在流动就业中变成市场决定，生产要素的可替代性明显增强，在国际上大农业的竞争压力下小农经济难免破产。因此，市场经济条件下对传统农业的改造与其说是农民的问题，不如说是对政府的挑战。

由于“人地关系高度”个基本国情矛盾的，小农村社经济内部通过“分家析产”或现在的“土地均分”，都只能体现传统社会的“公平原则”，不仅与市场经济要求的效率优先原则相悖，并且人口增长重分土地的实惠由农户占有、负担由社会承受的制度作用，必然导致人口过剩。除了寄望于国家采取打破城乡二元结构的决策、主动推进城市化，可能再度调整人地关系之外，近期只能利用上述村社内部产权两级构造和传统组织资源建立内部化的农村基本经济制度，明确农民所有者的委托权和村社集体作为代理人的管理权，使村社集体组织能够在必要的监督之下对内部资源和收益进行调节，尽可能减少小农村社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过程的制度成本。

5、农村政治体制与税费改革

自秦置郡县以来，由于小农经济剩余太少，所以历史上“皇权不下县”，县以下只能维持乡村自治，地主和自耕农纳税，贫雇农则只交租。这种政治制度得以延续几千年的原因在于层次简单、冗员少，运行成本低。我国在国家工业化初期阶段建立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使政权下设，当时有利于为国家资本原始积累而控制资源。经过30年工业化，公社任务完成之后改制为乡镇，如果村民委员会自治法得以施行，本来不必建立约7 万个以追求自身利益为第一目标的乡镇完全政府，增加7百多万向9亿农民伸手要钱的冗员。而且农民对公共品的需求与政府的供给之间不对称，这是现在农民负担演化为政治矛盾的根源，靠“大检查”、“纠风”，甚至立法，都不是治本之策。

在上述农村基本经济制度建设、财产关系清晰的基础上，乡村两级应全面贯彻村民委员会自治法，同时建立合作社组织作为独立经济法人和纳税主体，农民作为村民和合作社员，只根据村民委员会和社员代表大会议定的项目在村社内交费或租金，在合作社之外的经营例如进入市场则依法缴纳交易环节税。这样只对70万个合作社征收税费，可以把对2 亿多兼业农户进行税费征收的过高成本大大减少。在基层管理成本下降的同时乡可以改制为派出机构、即由县级财政直接开支的“乡公所”，中心镇可以改制为副县级、一般镇保留现行建制，但都不得管辖行政村。在农村政治体制理顺、制度费用下降的同时，可以进一步试验中央监督下粮食主产区和调入区双方财政专项划拨方式的、税费折实征收的“公粮制”改革。

文章和各种著述：

1988年：“危机论”，经济学周报88.5，新华文摘88.7，编入《中国的危机与思考》，天津出版社 88.9第一版；

1989－90年：《现代调研与监测》、《改革思考录》、《改革实践录》，卓越出版社90.9 第一版；

1992年：“东方私有化风潮启示”，中华工商时报 92.9.30，“苏联东欧私有化问题的经验教训”，发现杂志92秋冬合刊；

1993年：“国家资本再分配与民间资本再积累”，发现杂志93秋季号，新华文摘93.12，战略与管理 94.4，“1993－－中国通货膨胀趋势与历史比较分析”，改革与 试验93.6，“关于农村股份合作制的研究报告”《研究、观察、试验》1993.11；

1994年：《九十年代产权制度的对策性研究》，中国商业出版社1994年5 月第一版，“农村合作金融六年试验研究报告”，中国农村经济94.1.，“中国农村改革6年试验的教训分析”，中国农村经济与社会 94.4.，“中国的四次周期性经济危机与对应政策分析”，市场经济研究第12期，科技与市场报12月连载，“国际金融资本的全球性危机与中国改革”，战略与管理94年11月；

1995年：“粮食是问题，但不是粮食的问题”中国农民95年第二期，农村合作经济经营管理95年4月，“粮食问题：现象与实质”，中国党政干部论坛95年10月；

1996年：“中国农业基本经营制度试验研究”，中国农村经济96年第 1期，“中国粮食的生产周期与供给周期”，改革96年第二期，“宏观波动与发展”中国软科学96年第9期，“政府资本原始积累与土地农转非”管理世界96年第5期；

1997年：《认识与实践的对话》农业出版社97年12月第一版，“中国粮食的供给周期与价格比较分析”，“欠发达地区经济起飞的关键是资源资本化”管理世界97年第5、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