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雪峰:乡村治理研究的现状与前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569 次 更新时间:2008-12-16 14:4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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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雪峰 (进入专栏)  

  

  中国九亿农民从农村转移出来,是一个长期而艰难的过程。理解中国农民的生活状况,对于保持中国的稳定与发展,具有基础性的意义。乡村治理研究的目标就是要理解中国九亿农民的生活,并为改善农民的生活提供理论指南。具体地,乡村治理研究是以理解乡村秩序如何维系,乡村社会如何发展为主要任务的问题导向的多学科综合研究。它大体上可以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展开。宏观层面的研究主要是理解乡村治理发生的背景、历史条件及其现实处境;中观层面的研究主要是理解自上而下的政策、制度和法律在农村实践的过程、机制及后果,并为理解农村政策的实践提供理论解释;微观层面的研究主要是理解乡村社会内在的运作机制及农民的生活逻辑。本篇报告将对中国乡村治理研究的状况做出描述。第一节重点讨论乡村治理研究的兴起,第二、三、四节将分三个方面讨论乡村治理研究的现状。

  

  一、当代乡村治理研究的兴起

  

  乡村治理作为一个概念,在1990年代末开始被国内学界使用,不久即流行起来。乡村治理研究的焦点集中在公共权力问题上,这是与当代中国乡村治理研究兴起的历史联系在一起的。

  具体地说,当代中国乡村治理研究的兴起,与人民公社解体和村民自治的推行有关。人民公社解体后,如何重组中国农村基层社会,成为各界十分关注的问题。到1980年代末,推行村民自治已经成为各方面的共识。如何具体实施村民自治,在实施村民自治的过程中,如何解决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就不仅成为政策部门迫在眉睫需要面对的问题,而且成为学界的理想研究课题。在这个背景下,1990年代,国内以从事政治学教学和研究为主的一批学者开始关注村民自治,并进入农村第一线,研究村民自治制度在农村实践的过程与机制,从而较好地将理论与实践结合在了一起。[1]

  一旦进入实践领域,村民自治制度文本的局限很快就被突破。学界不仅要理解村民自治制度在实践中的命运,而且不得不关注起农村社会本身的运作逻辑,关心农村社会是如何自下而上地去接应那些自上而下的制度的过程及其中发生的意外。这时,村民自治便难以概括学界的研究。学界开始使用“村治”这一1920年代乡村建设派使用过的词汇,来概括国内学界1990年代中期以来以村民自治为中心的农村政治社会研究。[2]

   “村治”一词可以读作“村民自治”,也可以读作“村级治理”,“治理”是一个目标向善的多主体行动过程,较“村民自治”的涵义要广泛得多。在很短的时间内,“村治”的涵义就由“村民自治”为主变成了“村级治理”为主;由村民自治扩展而来的“村治”研究,就逐步容纳进了较之前多得多的内容;并且,“村治”的涵义还由“村级治理”进一步扩展到“乡村治理”。

  村治内涵向乡村治理变化,既是做村民自治研究的学界同仁视野开阔的过程,也是更多的相关研究被纳入进来的过程。以我们这个学术群体的研究为例,1999年,我们提出“转型期乡村社会性质研究”,试图从对村民自治的研究,进入到对乡村社会及其区域差异的研究,并由对村民自治的研究,转入到对农村社会治理的研究,最终转入到从调解制度、水利政策等在农村实施的区域差异,来理解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的研究中来。

  随着由村民自治到村治再到乡村治理及其基础研究的延伸,越来越多的相关研究被纳入到乡村治理的范围中来。也因此,乡村治理研究逐步由开始时的政治学界跨入到社会学、人类学、法学、历史学(尤其是区域社会史)乃至经济学等学科之中,乡村治理研究成了一个问题导向的研究领域,有了相对独立、固定的问题意识。

  在由村民自治到乡村治理的推进过程中,从村治立场看,发生了几次甚为重要的学科融合。一是1990年代末,王铭铭等人出版的人类学著作[3],给了研究村治学者的全新视野,为村治的田野调查打开了一扇新的窗户,尤其给我们这群华中村治研究者以很大的启示。正是受到社会人类学的影响,我们开始了深入细致的村治田野调查。[4]二是几乎与王铭铭的《社区的历程》同时出版的苏力的《法治及本土的资源》,也给我们很大的启示,并使由“政治学研究下沉”[5]而来的村民自治研究,开始摆脱政治学常见的价值偏见。苏力的著作改变了我们的研究方向,我们开始从理解乡村社会,从制度的社会基础的角度看问题。三是孙立平等人在1990年代后期倡导的“过程-事件分析”,为我们提供了社会学的理论资源;四是2000年前后,我们在田野调研中发现了曹锦清所说的“农民善分不善合”的问题[6];五是村治研究必然会面对同样政策在不同农村地区实践机制和后果的区域差异问题。不理解中国农村的非均衡状况,就很难真正理解自上而下的村治制度实践后果的不同。正是在这一点上,以区域社会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区域经济社会史研究,为村治研究提供了现成的成果,也提供了研究的方法。

  人类学对乡村治理研究的贡献还在于,它站在农民立场看问题的视角,使乡村治理研究有了一个造福利于大多数农民的善治目标。在当前社会快速转型时期,如何站在农民的立场上,理解他们从中国现代化及其制度安排中的获益或受损,是个不可回避的话题。也因此,农民的日常生活甚至其精神生活成为了进一步深化乡村治理研究的重要方面。

  以上对十多年来乡村治理研究的兴起及其深化的简单描述,是站在我们这帮华中村治学者的角度,以“我们主位”进行的。以上描述的乡村治理研究,并非中国乡村治理研究的全部。从纵向看,近代以来,因为民族危机,中国社会科学从产生之日起,就不得不回应富国强兵、实现现代化的时代问题。这是中国社会科学的显著品性。尤其是在20世纪20—30年代,它是几乎所有中国社会科学学者关注的焦点。其中,以梁漱溟为代表的乡村建设派,以吴文藻、费孝通为代表的社会学本土化派,以毛泽东、陈翰生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派,都对中国问题做了诊断,并开出了药方。尤为可贵的是,这些前辈学者对农村做了深入的研究,提出了建设和改造乡村乃至整个中国的设想。中国社会科学因为民族危机和乡村衰败,而在20世纪初开展的大规模的乡村研究与建设实验,为当代的中国乡村治理研究提供了品性和学术资源。回到梁漱溟,回到费孝通,回到毛泽东,就成为当代乡村治理研究所无法回避的话题。

  从横向看,当前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内容丰富,领域广泛,这些研究有助于加深对当前中国乡村治理状况的理解,并充当乡村治理研究的学术资源。当前乡村治理研究的学术资源很多,如海外的汉学研究、社会科学一般理论研究、农村政策研究、乡村建设试验、社会调查案例等等。如果从学科上看,则乡村治理研究几乎可以从当前中国社会科学的所有主要学科中受益,如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人类学、历史学、宗教学、心理学、地理学等等。乡村治理研究是一项以问题为导向的开放研究领域,或者说,乡村治理研究只是一个平台,它能为各种相关研究提供深入理解中国乡村及中国社会的空间。

  要描述当前中国乡村治理研究的现状,就需要弄清楚乡村治理研究的范围。乡村治理研究的核心是要理解乡村治理的机制及其内在逻辑,但我们必须同时理解乡村治理的外在条件和内生基础。所谓外在条件,就是宏观的结构性条件,它决定了乡村治理的空间及其资源限度。所谓内生基础,就是乡村社会性质及农民生活状况为乡村治理提供的可能性。从某种意义上,上述三方面很难清晰地划分开来。不过,为了讨论的方便,下文仍按这一初步标准,分别从乡村治理的外在条件、内在机制和内生基础三个方面,对当前中国的乡村治理研究方面做一个划分。乡村治理研究的这三个方面刚好构成了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次。

  

  二、乡村治理的外在条件研究及其现状

  

  所谓乡村治理外在条件的研究,就是对乡村治理得以展开的历史现实条件及其可以获取治理资源的研究。乡村治理外在条件的研究,要回答乡村治理得以展开的宏观历史现实条件,乡村治理的目标与任务,和乡村治理可以获取的治理资源能力与状况。不理解乡村治理得以展开的外在条件,我们无法评论乡村治理的好坏。中国的乡村治理是在中国现代化的背景下展开的,现代化对于乡村治理有至少三重含义:

  ——一是为了实现现代化,中国乡村要作贡献,尤其是在未建立完整国民经济体系和完成工业化之前,农业要承担起为中国赶超型现代化提供原始积累的任务,在中国已经完成工业化后,工业则可能反哺农业,城市可能带动乡村;

  ——二是现代化的过程,也是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在这个转型过程中,各种新的制度安排会锲入乡村社会,在现代性的冲击下,大传统与小传统的不断碰撞中,乡村治理所面对的规则体系可能发生极大变化;

  ——三是现代化往往同时也是城市化的过程,农村人财物资源不断地流出农村,农村会越来越衰败,与之相伴的是乡村传统的伦理、价值体系遭受冲击,甚至濒临颠覆。这会对乡村社会的秩序基础产生根本性的影响。

  现代化因素所能自上而下、由外及内,对乡村治理产生影响的三大维度,构成了乡村治理得以展开的三个宏观历史条件。这方面的研究,就是乡村治理外在条件的研究。

  乡村治理的外在条件构成了乡村治理制度发生作用的结构性约束条件,乡村治理制度只能在这一结构性条件的制约下发挥作用。中国是有9亿小农的巨型国家,9亿农民的城市化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因此无论是站在小农的角度来看现代化,还是站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宏观视角看乡村治理,首先会面临一个问题:“脆弱的小农能支撑得起一个农村的现代化体系吗?”[7]这是一个基础性的问题。

  以陆学艺为代表的学者认为,解决三农问题的办法是消灭农民,而其关键是要尽快改变“一国两策”的制度安排[8];林毅夫认为,要从根本上解决农民问题,必须发挥中国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鼓励农村劳动力进城,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以温铁军为代表的学者认为,在短期内,中国城市接纳庞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面对中国9亿小农的现实,无论是苏联的集体农庄还是美国的个人农场,都缺少在中国推行的现实条件。

  基于对宏观背景的不同判断,对于正在展开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该沿着怎样的路径推进,学界形成了不同的观点:林毅夫希望通过国家投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既增加农民就业和收入,又拉动内需;温铁军注重从农村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战略地位来讨论农村建设,尤其注重农民合作的问题;我们认为新农村建设重在组织建设和文化建设。

  站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宏观视角看乡村治理,还必须正确地看待人民公社,这是研究当下农村问题绕不开的一个坎。

  在工业化初期的以农补工和完成工业化后的以工哺农,是工业化的一般规律,尤其是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的一般规律。这个视野下面,中国农村的人民公社制度就有其合理性,当前中国正在开展的新农村建设也有其必然性。这方面温铁军做出了开创性研究,他的研究既回答了中国为什么要选择人民公社制度的赶超战略背景,又回答了承包责任制得以推行的宏观经济背景[9]。

  林毅夫讨论合作社的有效性时提出了“退出权”假说,认为虽然合作社较个体经营有效率,但它面临着对偷懒行为的监督困难。因此,如果赋予参加合作社者的退出权,少数合作社就会瓦解,这会构成其他合作社偷懒者不敢偷懒的安全阀,从而形成合作社有效运转的均衡。林毅夫假说的核心问题不止是其误会了农村熟人社会的逻辑,[10]更忽视了当时的宏观条件。周其仁则以承包制的合理性来否定人民公社,他同样也忽视了人民公社制度的外在条件。不能对宏观背景准确把握,是难以对人民公社形成正确的评价的。

  如果从中国现代化的角度来看1949年以后的新中国、乃至自晚清以来的乡村治理,我们可以发现自晚清以来,中国农村的确有一个十分清晰的受制于国家从农村提取资源这一宏观背景的乡村治理逻辑。杜赞奇的《文化、权力与国家》一书中提出的国家政权建设与政权内卷化,正是揭示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乡村治理的核心命题。而人民公社制度也正是因为克服了政权内卷化的弊病,成功地实现了农村的组织和整合,基本完成了农村社会的再造。

  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和人民公社的解体,有其合理性,一是因为工业化原始积累业已完成,二是农业基本建设已有成果。但承包制是否合理及人民公社是否合理,显然并非仅仅与能否调动农民的积极性相关。老田说,在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极多的情况下,决定农业生产率的要素就与劳动积极性无关,至少是关系不大。也就是说,如果不对宏观的外在条件进行清理,仅仅局限在人民公社制度或家庭承包制度的制度层面讨论乡村治理的好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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