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洪林:我的“理论工作者”经历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913 次 更新时间:2008-12-14 00:1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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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洪林  

  

  我现在是一介平民,退休以前的职业是所谓“理论工作者”。在当代中国,被称作“理论”的,只是马克思主义。其它人文学者和社会科学家都要冠以本科的帽子,只有研究或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人,才算是“理论工作者”或“理论家”。

  

  在共产党当政的国家,马克思主义享有特权,是君临一切科学、裁判各种是非的普遍真理。它直接为当局的政治服务,因此“理论工作”便有一种特殊的地位。

  

  但是同一件事情还有另外一面:正因为直接为政治服务,所以便有特殊的风险,稍有不慎便会犯“政治错误”。这比“思想错误”严重得多。“思想错误”只是“认识”问题;“政治错误”便是“立场问题”了。我“参加革命”已经六十多年,绝大部份时间是作理论工作。这六十多年正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从风靡一时到盛极而衰的时期,也是人们对它从如饥似渴地学习到味同嚼蜡而普遍厌弃的时期。我的理论活动的经历,就和这个过程交织在一起。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学说,有它自己的理论体系,能讲出系统的道理。它那种与传统彻底决裂的激烈言词,和剥削压迫势不两立的态度,特别是建立一个人人平等的幸福社会的远景,对一切不满现实的人们具有强大的吸引力。这正是灾难深重的中国许多知识分子相信马克思主义和向往共产党的原因。这个时候知识分子相信马克思主义完全是自愿的,没有任何强制的因素。只是共产党掌权以后,把马克思主义和政治权力结合在一起,强迫人们必须接受和服从它的训条时,事情就走到反面:作为一种理论,它的生命也就结束了。这正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由盛而衰的真正原因,也是我由热爱到怀疑并且终于不再迷信它的原因。

  

  我怎样用理论为政治服务

  

  我一到“解放区”就做理论工作,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教学、研究和宣传。那时我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是解放全人类的学说,共产党就是为人类有史以来最美好的共产主义社会而奋斗的大公无私的政党。作为这个党的一分子,投身于共产主义事业,使我充满了自豪感,并且热爱自己的事业。这种热情一直延续到一九五九年春天。

  

  这个时期,我是无条件地相信党,我的理论工作就是全心全意为党的政策作出理论上的说明,从马恩列斯毛那里找出根据,证明党的路线是正确的。一九五八年那种疯狂的“大跃进”,我也是坐在办公室里鼓气煽风的“理论家”之一。我最尖端的作品是一九五九年给《红旗》杂志写的一篇社论:《十分指标,十二分措施,二十四分干劲》。这个题目便已说明一切。一九五八年为了钢产量翻一番(从五百三十五万吨升为一千零七十万吨),发动九千万人上山,砍光森林烧炭,砸了铁锅炼“钢”,庄稼熟了烂在地里没人收,还叫农民“放开肚皮吃饭”:这种“革命浪漫主义”已经斫丧了国家元气,弄得人困马乏并且开始挨饿。在这种困境下,一九五九年中共中央又订出个一千八百万吨的钢指标,这在当时是绝对不能实现的空想。然而胡乔木还叫我写出那样一篇“鼓劲”的《红旗》社论。我在五八年“大跃进”高潮中从未到下面走走,哪里知道生产第一线的艰辛!所以接到这个任务,丝毫也未感到有什么不对,而是兴致勃勃地在稿纸上把那“十分”、“十二分”和“二十四分”的“辩证关系”演绎得头头是道。虽然这篇文稿又经胡乔木修改之后才作为中共中央权威刊物的社论发表出去为害全国,但我毕竟是它的起草者,至今想起来都心中有愧。

  

  反映真实情况,却犯了错误

  

  作为理论工作者,为政治服务还有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调查研究。我当时工作单位是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它实际上是直接为毛泽东服务的一个小小的秀才班子,主任是陈伯达,副主任是胡绳和田家英,他们都是毛的大秘书。这个单位虽然“级别”很高,但并不是中共中央的职能部门,没有行政性的任务,也没有下级对口单位,只接办毛所交代的社会调查和理论研究方面的任务。当时它编印一个只向毛和中央反映情况的半月刊,叫做《思想界动态》,由我负责编辑。有一次中央办公厅转来一个材料,是武汉华中工学院一个学生张治水写给毛泽东的一封长信。此信全面批评了“三面红旗”(即“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反映了民不聊生的情况,并对毛略有微词。信写的很恳切,希望中央能够纠正这些错误。

  

  我因脱离实际,对外面的情况并不了解,而这封信所陈述的严重情况,和公开报道的“大好形势”截然相反,所以引起我高度重视。我觉得必须让毛和中央看到这封信。尤其毛一贯重视调查研究,这个材料他不会置之不理。于是我把它登在《思想界动态》一九五九年第十四期(七月下半月)上。谁知那时中央正在庐山开会。《思想界动态》送到庐山,正是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给毛泽东写信批评“大跃进”,而毛借机发起“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斗争”的时候。真是无巧不成书,这一期《动态》来到庐山,正好撞到枪口上。

  

  我因刊登张治水这封信,被指控为“配合”彭德怀反对三面红旗,“向党进攻”。所以我经历了参加革命以来第一次狂风暴雨般的批判。批判完就被“下放”到农村去“劳动鍜炼”了。

  

  现实使我更加右倾

  

  一九六○年和一九六一年,我分别在北京和河北的农村中度过。党把我“下放”,是为了改造我的右倾,不料我却被可怕的现实教育得更加右倾了。我亲眼看到了农民怎样在人民公社的囚笼里痛苦地煎熬。这还不说,一九六二年春天我参加田家英领导的湖南调查,使我和党的政治路线离得越发遥远了。

  

  田家英是奉毛泽东和刘少奇之命,到他们两人在湖南的老家做农村调查的。我被分在宁乡调查组,去一个炭子冲大队,这是刘少奇的老家,其特点是饿死的人最多。尚未饿死的人也不过是苟延残喘,在死亡线艰难地挣扎着。所有的农民,可以说都是家徒四壁。我们在一家农民的锅里看到的“饭”是“米糠”煮青杏,所谓“米糠”乃是粉碎了的稻谷壳,并不是碾米时的副产品米糠。他的小孩们围着桌子,仔细找寻稻壳中偶然遗留下的谷粒,剥出一颗生米粒,连忙放在嘴里,像含一粒糖果一样慢慢咀嚼。看了这些可怜的孩子,真叫人心酸。

  

  炭子冲大队的调查报告是我执笔的。对我右倾的批判言犹在耳,但我已顾不上这些指控,而是如实地把这种人间地狱的惨状都写出来了。我认为,这是真正为政治服务,只有让党了解这种可怕的情况,才能改变政策,得到人民的谅解。

  

  田家英很欣赏这篇调查报告,因为那上面写的都是他也亲自看到的。我们回到北京以后,田把调查材料交上去了。我很高兴,能让毛直接看到这些第一手材料。

  

  谁知我又错了。毛泽东看了调查报告以后大怒。田家英把毛的责备独自承担了,从而使我躲过一劫。但我的思想却开始彷徨了,说实话倒是“犯错误”,究竟怎样才算政治正确呢?换句话说,党的政治究竟是什么?要怎样才能跟得上,怎样才能不犯错误呢?

  

  一九六二年中共八届十中全会猛烈批判“三风”(“黑暗风”,认为形势不好;“单干风”,认为人民公社搞糟了;“翻案风”,认为反右倾反错了),号召全党“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这就让我明白了:党的政治是左比右好。

  

  理论和政治的蜜月结束了

  

  事实上自从中共建国以来,一直是左比右好。八届十中全会不过是“三面红旗”失败之后,拒不认错,反而重申左的方针,决心更加坚定沿着这条绝路走下去罢了。

  

  我作为这个党的“理论工作者”,在下乡以前,从未接触实际,只在办公室里,紧跟党的步伐,按照党的要求写这写那,因此“理论”和“政治”完全一致,配合默契。可是一旦接触实际,“理论”和“政治”的蜜月就结束了,从此就陷入彷徨的痛苦之中。

  

  让我感到彷徨的还有一个重要问题,是“社会主义优越性”。从《共产党宣言》问世起,搞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人无不信奉一条天经地义:私有制是万恶之源。要改造社会,就必须消灭私有制而代之以生产资料公有制,因为私有制束缚生产力的发展,只有公有制才能解放生产力。

  

  然而我在农村做的两次调查,却无情地推翻了马克思主义上述原理。

  

  一九六一年我在河北省新城县孙家漫撒大队,一九六二年我在湖南省宁乡县炭子冲大队,都作了该大队从土改后到公社化以后历年的产量调查,可惜这两份调查材料都已遗失,但是那结论当时把我们调查组惊得目瞪口呆的景象,至今都历历在目,因为那历年产量表上清清楚楚告诉我们:公社化不如合作化,高级社不如初级社,初级社不如互助组,互助组不如单干。但是这些调查并不是上边交办的任务,而只是我们私下“业余”进行的,所以调查报告也没有往上送。但它已从根本上动摇了我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的社会主义路线的信念。

  

  我实在没有能力为这种政治服务。在这种心情的支配下,我把自己多年的藏书,除了工具书和少许几部珍本线装书以外,包括马恩列斯的全集和选集,全都送到废品收购站卖掉了。我对外宣布是“洗手不干了”,同时正式提出要求调动工作。至于想到什么地方什么部门去作什么工作,根本也没想过,只求不再做理论工作了。结果,“洗手不干”之说挨了批评,据说只有土匪强盗改邪归正,才称为“洗手不干”,怎能把党的理论工作和强盗相比呢?至于调动工作,也不批准,还得在中央政治研究室干下去。我虽然心情忧郁,但党员个人必须服从组织,这一点我还是牢记并且认真履行的。

  

  《理论风云》的命运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是中国走向改革开放的历史转折时期。回顾一生,“参加革命”逾六十年,只有这短暂的几年,才不曾虚掷年华,总算做了一点有意义的事情。然而这几年也是在风霜雨雪中度过的。

  

  那时我的本职工作是在中国历史博物馆筹备中共党史展览。不过在党史上,我的作用却很有限,因为官方早已有了框架,况且党史和国史的档案都深藏在中央档案馆倚山而建的钢筋水泥库房里,原子弹都炸不开,中央委员都不能随便进去,普通人更无从问津了。在它解密之前,谁能知道真相?

  

  我的兼职是参加中央文件起草小组,那倒是个美差,因为它是一座平步青云的天梯。但是能不能平步青云,要看你“党性”如何而定。我的“党性”本来就不够格,况且后来又和胡乔木闹翻了,自然不是“通天”的材料。而我真正有兴趣的是按照自己的心意写文章,自己命题自己写,最惬意了。

  

  那两三年,是我写作最密集的时候,经常收到大量读者来信,给我热情的鼓励和支持,使我就像生活在他们中间一样。另一方面,这些文章也遭到一些人的反对和中伤。

  

  一九八五年,三联书店出版一套《研究者丛书》,第一辑是我的文集《理论风云》,收录了这个期间我发表的文章。因为这些文章和它的作者早就受到最高层的“关注”,所以此书刚一出版,就被陈云办公室从三联书店要去五本。后来传出来的权威评语是:“没有理论,只有风云”。

  

  这句评语倒也中肯。这本文集确实谈不上有什么“理论”,因为所谈都是常识,并无创见,只不过别人尚未说出来的时候,我把它说出来罢了。而在当时,要想说出常识,就得突破禁区;说出常识以后,又须防备暗箭。其所以只须防备暗箭,不必抵御明枪,是因为我的这些文章发表之后,从来没有人公开和我论战,而都是背地里向上诬告。不论突破禁区还是防备暗箭,都是一种战斗,它可以说是在当代中国仅有的一次“思想解放运动”的风云际会中产生,又在“反对自由化”的风雪交加中遭到禁锢,所以取名“理论风云”。这本书第一版卖光了之后,三联书店又重新进行装帧设计印刷了第二版,但是不久就“奉命”收回,化为纸浆了。对于这种现代化的“焚书”(实际是“煮书”),我曾有意循法律途径讨个公道,为此询问三联领导人:封杀此书的命令来自何处?封杀的理由为何?均避而不答,使我打算起诉都找不着被告人。然而我又不能把三联书店告上法庭,因为正是由于三联的关爱,这本书才能面世,我怎恩将仇报呢?想当初三联敢于在我落难之时出版此书,已属石破天惊,如今被迫收回,显然有难言之隐。我不忍强人所难,只得作罢。将来总有一天,继“文革博物馆”之后,会有一座新建的“愚民博物馆”,专门展览文革之后中共箝制思想封杀文化的政绩。它的展品中大概少不了《理论风云》。到那时,查禁这本书的原委就不会成为“国家秘密”,而能在博物馆的“陈列说明”中大白于天下了。

  

  被中共目为离经叛道的《理论风云》,可以说是完全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而且被我用来作为论据批判“左祸”的,有许多都是毛泽东和他的“思想”。这也正是官方始终拿不出一篇像样的文章对它开展正面批判的原因。(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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