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力刚:三校同学传奇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297 次 更新时间:2008-12-12 11:36:17

郑力刚  

  

  一.题解

  

  我的三个学位是分别在三个大学读的。加上硕士毕业之后留校工作的二年和做博士后的一年,前后在大学呆了十三年。在不同的地点,环境,时间,可以说认识了许多人,经历了很多事。随着岁月的流逝,年岁的增长,这些人和事,就像在学校里学的那点知识,忘掉了不少。但也有一些让我思索不已,感怀不已;还有一些让我取乐不已。这些记忆中有可赞可叹的人和事,但并没有大忠大奸;有青春的机智,也有时代的烙印。我有时想,这些人和事,是不是可以写下来作为读人生这本大书的一点笔记或眉批?

  作为试笔,笔者想写点轻松的东西。这样一来,师友的记忆中有关“师”的那一部分自然不便触动;只能在“友”的户头上取用。但另一方面,如果以真名真姓写下我自己的往往走了形的记忆,同学们肯定会指责我这聚焦严重不准的“同学写真”,有可能要我道歉,甚至对簿公堂。让我花钱请律师为自己解释倒还是小事,毁了几十年的同学情谊可是没法衡量的损失。何况有不少同学或位高权重,或名师博导,怎么写都不是很方便。

  一日忽想,何不仿唐人传奇,宋人笔记的办法,用春秋笔法,张冠李戴;而且为行文方便,将许多的事放在一个人身上,再加上想象和创造?这样一来谁也不是,而且符合故国教导多年的“来源生活,高于生活”的写字原则。

  

  二.就涨了一个零

  

  “你们大家要多读一点书”,郭教授看着坐在教室里这批在文化大革命中接受中学教育,打倒四人帮后的第一批大学生,诚恳而又无可奈何地说。是啊,在那个史称“十年浩劫”的年代,连戏都只有八个,何况一般的书呢?知识越多越反动,革命小将自然不愿为“反动”而努力;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未来接班人更加不屑将自己的青春年华在一页又一页的书中消磨,那广阔天地才是真正培养臭皮匠的地方。

  时至邓公复出,国人才恍然大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是一条放之四海历千万祀而颠扑不破的真理。一下子形成了人人谈高考,个个关心高考的热潮。那些历史的幸运儿,带着时代的青睐,亲友的希待,社会的羡慕;冲出农村,工厂,社会,还有中学,走向大学(借用日后很红的口号,冲出亚洲,走向世界)。遗憾的是,这批自我感觉甚好的大学生(我自己的同学中就有人自封自己和同学们为“十年精华”)绝大多数是先天不足,营养不良,斗大的字不识一升的白丁。于是有了留过洋的,学富五车的,被打成右派的郭教授那一声殷切的,迫不得已的呼唤,“你们大家要多读一点书”。

  “郭老师说我书读得好”,从科学馆回到宿舍的小高一边将书包往床上一扔,一边兴冲冲地对大家说。这下可破纪录了!大家七嘴八舌地问起小高郭教授是在什么情形下对他说的这句可以终生引以为自豪的话。因为在这之前,诲人不倦的郭教授对大家常说的是要多读一点书。据不完全的统计,郭教授只夸过系里周先生的一位研究生(此公是文革前的大学生),“你还读过一点书”。现在小高得到郭教授的“书读得好”的夸奖,不啻是破天荒的事。“可惜你当时没有录下来,否则你这一辈子不需要任何人为你写推荐信了”,一位同学半认真,半开玩笑;同时半羡慕,半嫉妒地说。

  凭良心而言,小高的书的确读得好。他不仅天资聪颖,更难得的是孜孜不已的努力。这位从浙东来的小伙子自从入大学后,还没有回过一次家,连续六个寒暑假在学校苦读。他也从来不睡午觉,别人吃完饭,洗完碗了,他才往食堂去,因为他不愿意将时间花在排队上。你更可以保证他是那个每天最晚从教室回到宿舍的人。专业以外的书,如有关理论物理,天体力学,生化方面的,他比那些专业的学生看得还多,而且只要图书馆能借到英文的,他一般是不会看中文的,除非那是公认的专著。大家有时也在背后议论这位几乎门门功课都名列前茅的同学,不知他是否也有七情六欲,不知他是否知道女排中那几位引人注目的姑娘(开始是周晓琼,后来是郑美珠);或者他的努力是否和他出生的地域有关?(浙江自古大量出两种人:执笔的文人和走四方的商人。原因大约是浙江除了杭嘉湖地区外,别的地方大多是山多地少。上面不能种,下面有没有东西可挖。贫瘠的地理环境和越人不屈的精神自然造成了大量的出外讨生活的人)。

  大学生活结束时,同学们入学时那带有几分不知天高地厚的理想被社会和现实,以及自己渐渐加深的对人生的理解,洗涤得所剩无几。更多的是对未来的迷惘和对现实的失望,这种情绪在毕业的聚餐上表现得淋漓尽致:有的同学喝了两口酒,不由得失声痛哭;有的同学借着酒劲,更是直骂分配制度和不公平的结果。但小高却没有一点激动的表情,他已考上了出国研究生,将去美国东海岸著名的长青藤大学中的一所深造。我问他今后有什么理想,他的回答不是那种“愿乘长风破万里浪”极富诗意的,更不是那种“老婆,孩子,热炕头,两亩耕地一头牛”极为现实的,而是似乎只有中学生才会说的,然而又是地道的小高的,“我要做一名科学家”,他平静地回答说。

  过了四年,我也来到了西方世界。最令我吃惊的,不是西方世界的物质文明,而是其精神文明。想起曾经同窗的小高,不由得拿起电话和他叙一番旧情。颇让我有几分吃惊的是,他仿佛是以一种漫不经心的态度,用国画中那种写意的方法,谈了他论文的内容和进展,他更关心的是怎么在这块土地上留下来的问题。

  这种跨时间和空间的联系以后还进行了几次。得知他博士之后,如愿获得了大陆校方的允许,在美国另一所著名大学做博士后,并奉其父母之命,回家乡娶了一位美丽的姑娘为太太,后又有一位可爱的女儿了。

  在90年的一天,我接到他的电话。使我大吃一惊的是,他告诉我他是从他在华尔街的办公室打来的。科学家,华尔街的投资商,我怎么也难将这两者联系上,特别是在这位被班上女生定位为“科学家型”的小高身上。他向我透露,他已经多年坚持每天学习《华尔街时报》,早已看出点名堂来了。

  这年末,他来到我所在的城市公干,顺便来看看我。从商务会议出来的他衣着笔挺地来到寒舍。同学相见,感情依然如旧,只是我感觉当年的小高完全变了。那个立志在微观世界做出成就来的他,现在语调略高地为我介绍华尔街的那些大手笔的投资,让人觉得世界就掌握在很少几个人的手中。而昔日这位吃饭都几乎是最后一位的同学,就在助这几个人中的一臂之力。被郭教授称为“书读得好”的绝顶聪明又肯花功夫的小高,在这自由世界,似乎也实在不必为那微观的世界而烦恼,他的聪明才智也许可以用在更显眼,更见效快的地方。酒过三巡,他对我谈起华尔街也不是一个弯腰就能捡着钱的地方,一天工作十二,三个小时是常事,“好在我一直不是偷懒的人”,他自豪地也有点伤感地说。我赶紧安慰他,努力工作的回报肯定也是很好的吧。还可以,他回答。比起你干博士后肯定要涨了不少吧,我好奇地进一步问道。“也没有涨什么,就涨了一个零”,他平静地说。($30,000/年 + 0 = $300,000/年)。

  

  三.我不相信世上只有一位居里夫人

  

  我们班上的几位女同学学习都非常努力,让男同学都感到很大的压力,因为让同班的女生瞧不起并不是一件很容易接受的事情。女同学中的D小姐,大家对她更是佩服得怕。从入学起,你可以保证每天晚上D同学会在图书馆就坐,而且她肯定是排队等候图书馆开门人群中前二十名之一。她很少和人言语,在排队时手里总是拿着英语单词本看着–––她不念。她静静地听课,静静地自学,静静地在每次考试中名列前茅,也静静地让青春岁月就这样流过。

  这位皮肤嫩白,戴着白镜框的眼镜,在夏天总是穿着白色的或浅色的衬衣的D同学,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在教室,图书馆,食堂,还有那神秘的女生宿舍进去出来,连在学校餐厅的舞会上都找不到她的影子。男同学们对她这种似乎不食人间烟火,仿佛没有七情六欲的女同学爱恨交加:对她刻苦学习的精神和优异成绩,实为敬佩;但另一方面,对她这种仅拥抱知识和科学,而拒其他在外,特别是和本班的男同学都没有话说–––更不用说稍许有友好的表现,却是恨得很。的确,本来班上就只有几个女生,而其中又有这么一位目不斜视的,让男同学那本来就不大的想象和活动空间大大地打了折扣。同学们对这位世外高人无可奈何,只好背后给她取了一个代号:“科学”,因为科学总是正确的,但又是无情的。

  “科学”小姐的努力使她如愿以偿地考取了出国研究生,将去美国著名的斯坦福大学深造。太平洋的东岸是吸引人的,但又是神秘的。“科学”的父母对她一人赴那个前几年还要被大家打倒的美帝国很不放心,尽管他们相信“美国人民是友好的”(时国人常常被教育怎么区别政府和人民),还有他们更相信“男大当婚,女大当嫁”那一套,多次向“科学”讲应该找一个男朋友的道理和程序,如“先谈一个放在那里,不用马上结婚”,并动员其他亲友也为此事办忙。

  在众人的推动和影响下(时班上已有两对男女同学在教室里出双入对,让大家羡慕不已),“科学”终于托她同寝室的大姐约系里另一专业也考上出国研究生的杨君在图书馆外的草坪上见上一面。春风得意,手上有几个女朋友候选人可以考虑的杨君本来并没有把“科学”放在心上,但是大姐面子难推,只好硬着头皮赴约,“没有什么,就是见一面,交个朋友而已。”大姐向杨君保证。

  皎洁的月光下,几句话后,杨君问起“科学”对未来的憧憬和展望,“我不相信世上只有一位居里夫人”,“科学”含意深深地对杨君说。杨君反应倒是很快,“但我相信世上只有一位居里”。好家伙,未来的夫君如果这么没有出息,那还得了!“科学”气得眼泪都快要出来了,对杨君说了声对不起,小跑步回到宿舍痛哭了一场。

  杨君不想当居里先生,并拒绝了未来的居里夫人一事在同学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我们班上的男生对“科学”拒大家于“国门”之外,一概不与考虑自然是不满;但另一方面,对杨君如此“粗暴”地伤害“科学”更是义愤填膺。有位同学建议是不是将这位平常在楼道里不太招人喜欢,自以为是的杨君揍一顿;还有位同学建议大家在楼道里指桑骂槐地历数杨君的德性(如买饭插队,喜欢唱“红米饭啰兰瓜汤”这种歌等等)。正当大家说得有劲时,平常不大说话,爱读钱钟书先生的著作的张君不急不忙地站了起来,将手上打开的《围城》递给正在慷慨激昂的赵君,“杨君不是不想,而是不敢。请看这一段”,赵君一看,就不言语了。“‘科学’只有洋人才敢娶”,张君得意地说。大家把书抢过来一看,也都傻了眼。原来早在四十年代钱钟书先生就断言“女人读了几句书最难驾驭。男人非比她高一层,不能和她平等匹配。所以大学毕业生才娶中学女生,留学生才娶大学女生。女人留洋得了博士,只有洋人才敢娶她,否则男人至少是双科博士。”“那文盲洋人也可以娶我们女博士吗?”我试探地问。“你写信去问钱老先生好了”,张君不耐烦地回答说。

  远渡重洋的“科学”果然不负众望,四年就拿到了斯坦福大学的博士,后成为美东著名的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教授。我知道她还在为第二“居里夫人”而努力,可惜条件还一直不够成熟,因为那第二“居里”还不知在何方。我有一次问她,海外华人僧多粥少,这么多年没有人向“居里”努力过吗?“我喜欢的人不约我出去,我不喜欢的人倒是一个接一个地约我出去”,原来是这么一回事,我心里说,“约我出去的那些笨蛋到美国许多年了连给女孩子开车门都不会,还有什么可指望的”她接着说。啊,这位不相信世上只有一位居里夫人的同学,原来也明白未来的“居里”首先得是个懂得体贴她,照顾她的人!

  

  四.Essential English

  

  来到西方读最后一个学位,自然是件费力的事情。别的不说,在英文上花的功夫如果都用在“科学研究”上,不敢说自己有可能成为“居里”先生第二而得到“科学”同学的青睐,至少也可以向“居里”靠拢一点,说不定日后也成为名师博导的。

  系里这些研究生在一起party的时候,可以说是一个小小的联合国。有台湾同胞,有港澳和海外侨胞,有整天关心两伊战争的伊朗哥们,及阿尔及利亚,黎巴嫩,斯里兰卡,越南这些第三世界的朋友,再加上德国,捷克,匈牙利,法国,英国,美国的,自然还有我们大陆的——有人的地方就有大陆人,就如宋朝时有井水处就有人歌柳词一样。

  都是年青人,自然就比较容易交流和了解。在我入学后大约二个月的一天,我们系里的Larry(我常叫他老李)问我在哪里学的英文,是怎么学的。我于是从大学学的科技英语和上研究生时听学俄语出身的老师教英语课简约地向“老李”介绍了一番,顺便把申葆青教授(自称没有出过北京的海淀区)的广播英语也带进去了。原来是这么回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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