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黛云:全球化趋势下的文化多元化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104 次 更新时间:2008-12-10 11:1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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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的发展越来越趋向一体化。在这种趋势下,作为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精神文化 (哲学、宗教、伦理、文学、艺术等)走向如何呢?是否也将和经济、科技一样逐渐一体化,也就是说逐渐“趋同”呢?这类文化有没有可能,或者有没有必要持续多元发展?

  

  文化多元发展的重要意义

  

  多元文化的发展是历史的事实。三千余年来,以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多德为代表的希腊文化传统、以孔、老为代表的中国文化传统、以犹太教先知为代表的希伯莱文化传统以及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传统和非洲文化传统等始终深深地影响着当今的人类社会。

  

  从历史来看,文化发展首先依赖于人类学习的能力以及将知识传递给下一代的能力。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每一代人都会为他们生活的时代增添一些新的内容,包括他们从那一时代社会所吸收的东西、他们自己的创造,当然也包括他们接触到的外来文化的影响。这个传递的过程有纵向的继承,也有横向的开拓。前者是对主流文化的“趋同”,后者是对主流文化的“离异”;前者起整合作用,后者起开拓作用,对文化发展来说都是必不可少,横向开拓尤其重要。对一门学科来说,横向开拓意味着外来的影响、对其他学科知识的利用和对原来不受重视的边缘文化的开发。这三种因素都是并时性地发生,同时改变着纵向发展的方向。

  

  三种因素中,最值得重视、最复杂的是外来文化的影响。就拿今天的西方文化来说,无论是在欧洲还是美国,我们到处可以听到或看到非洲的音乐和雕塑,日本的版画和建筑以及古代中国园林装饰的影响。至于本世纪20年代古埃及法老图坦克海默(Tutankhamu1,343.1325BC.)墓葬的出土在西方电影、时装、爵士乐、舞蹈包装、珠宝设计等等多方面所引起的古埃及热就更是不用说了。直到90年代,埃及金字塔还是美国最著名的游乐场所拉斯维加斯艺术设计思想最重要的灵感资源。恰如英国哲学家罗素1922年在《中西文化比较》一文中所说:

  

  “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过去已被多次证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里程碑。希腊学习埃及,罗马借鉴希腊,阿拉伯参照罗马帝国,中世纪的欧洲又摹仿阿拉伯,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则仿效拜占庭帝国”[1]。

  

  可以毫不夸大地说,欧洲文化发展到今天之所以还有强大的生命力正是因为它能不断吸收不同文化的因素,使自己不断得到丰富和更新。同样,中国文化也是不断吸收外来文化而得到发展的。众所周知,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大大促进中国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的发展。可以说中国文化受惠于印度佛教,同时,印度佛教又在中国得到发扬光大,其在中国的成就远远甚于印度本土。在印度佛教与中国本土文化结合的过程中,印度佛教中国化形成了新的佛教宗派,如天台、华严、禅宗。这些新的佛教宗派不仅影响了宋明新儒学的发展,而且又传入朝鲜和日本,给那里的文化带来了巨大影响。显然,正是不同文化的差异构成了一个文化的宝库,经常诱发人们的灵感而导致某种文化的革新。没有差异,没有文化的多元发展,就不可能出现今天多姿多彩的人类文化。

  

  全球化与多元化的关系

  

  从现状来看,虽然多元文化的现象从来就存在,但“多元化”的提出本身却是全球化的结果。全球化一般是指经济体制的一体化、科学技术的标准化,特别是电讯网络的高度发达,三者不可避免地将世界各地连接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使庞大的地球变成了一个“地球村”。全球化使某些强势文化遍及全世界,大有将其他文化全部“同化”和“吞并”之势,似乎全球化与文化的多元发展很难两全。其实,这只是事情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如果没有全球化,多元化的问题显然也是不可能提出的。

  

  首先是全球化促进了殖民体系的瓦解,造就了全球化的后殖民社会。原殖民地国家取得了合法的独立地位后,最先面临的就是从各方面确认自己的独立身份,而自己民族的独特文化,正是确认独特身份最重要的因素。二战以来,马来西亚为强调其民族统一性坚持以马来语为国语;以色列决定将长期以来仅仅用于宗教仪式的希伯莱文重新恢复为日常通用语言;一些东方领导人和学者为了强调自身文化的特殊性提出了“亚洲价值”观念等。这些都说明当今文化并未因世界经济和科技的一体化而“趋同”反而是向着多元的方向发展。后殖民主义显然为多元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经济全球化和后殖民状态也在西方社会引起了阶段性的大变动,这就是在文化方面以后现代性为标志的后工业社会。后现代性大大促进了各种“中心论”的解体。世界各个角落都成了联成整体的地球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每一部分都有自己存在的合法性,过去统帅一切的“普遍规律”和宰制各个地区的“大叙述”面临挑战。人们最关心的不再是没有具体实质、没有时间限制的“纯粹的理想形式”,而首先是活生生地存在、行动,感受着痛苦和愉悦的“身体”。它周围的一切都不固定,都是随着这个身体的心情和视角的变化而变化的。这对于多元文化的发展实在是一个极大的解放。正是由于这一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深刻转变,对“他者”的寻求,对文化多元发展的关切等问题才被纷纷提了出来。人们认识到不仅需要吸收他种文化以丰富自己,而且需要在与他种文化的比照中更深入地认识自己以求发展,这就需要扩大视野,了解与自己的生活习惯、思维定势全然不同的他种文化。法国学者于连·法朗索瓦在他的一篇新作《为什么我们西方人研究哲学不能绕过中国?》中有一段话说得很好。他认为:

  

  我们选择出发,也就是选择离开,以创造远景思维的空间。在一切异国情调的最远处,这样的迂回有条不紊。人们这样穿越中国也是为了更好地阅读希腊:尽管有认识上的断层,但由于遗传,我们与希腊思想有某种与生俱来的熟悉,所以为了解它,也为了发现它,我们不得不割断这种熟悉,构成一种外在的观点[2]。

  

  其实,这个道理早就被中国哲人所认知。宋代著名诗人苏东坡有一首诗写道:“横看成岭侧成峰,上下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也就是要造成一种“远景思维的空间”,“构成一种外在的观点”。要真正认识自己,除了自己作为主体,要有这种“外在观点”而外,还要参照其他主体(他人)从不同角度,不同文化环境对自己的看法。有时候,自己长期并不觉察的东西经“他人”提醒,往往会得到意想不到的发展。还有一种情况是参照者和被参照者并不直接发生关系,但两者同时存在于某一范围之内,就会构成一个“文化场”,而产生可以互相说明的对照,这种对照使两者都显示出新的特点。这种对照不管是否显示出来,两者之间都会发生一种潜在的关系。正如中国古代哲人所说的:我们所以会提出“龟无毛”,“兔无角”这样的说法,就因为存在着未曾论述的、潜在的、可以用作比照的“有毛”、“有角”的东西,否则就毫无意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会期望龟变成“有毛”、兔变为“有角”,而是希望在与潜在的参照物的比照中更加认识和发现“无毛”、“无角”之物的特点。这些古老的中国睿智虽然早已存在,但也只有在“后现代”、后殖民状态的今天才能古为今用、系统化,得到新的发展。

  

  当然,最后,还应提到全球化所带来的物质和文化的极大丰富也为原来贫困地区的人们创造了在发展物质文化的同时也发展自身精神文化的条件。正是受赐于经济和科技的发达,人类的相互交往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频繁,旅游事业的开发遍及世界各个角落。一些偏僻地区、不为人知的少数民族文化正是由于旅游和传媒的开发才广为人知和得到发展。尽管在这一过程中,不免会有形式化(仪式化)的弊病,但总会吸引更多人关注某种文化的特色和未来。

  

  保持纯粹与互相影响的悖论

  

  一方面是全球化(趋同),一方面是多元化(离异),两者同时并存,就存在一个悖论:要保存文化的多样性,那当然是各种文化越纯粹、越“地道”越好,但不同文化之间又不可避免地互相渗透、吸取,这种互相吸收和补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否有悖于保存原来文化的特点和差异?这种渗透交流的结果是不是会使世界文化的差异逐渐缩小,乃至因混同而消失呢?

  

  首先,从历史发展来看,一种文化对他种文化的吸收总是通过自己的文化眼光和文化框架来进行的,很少会全盘照搬而多半是取其所需。例如佛教传入中国,得到很大发展,但在印度曾颇为发达的佛教唯识宗由于其与中国传统思维方式抵触过大,很快就已绝迹;又如陈寅恪所指出的:由于与中国传统伦理观念不能相容,佛藏中“涉及男女性交诸要义”的部分,“纵笃信之教徒,亦复不能奉受”,“大抵静默不置一语”。[3]法国象征派诗歌对30年代中国诗歌的影响亦复如是。当时,兰波、凡尔仑的诗歌被大量译介,而作为法国象征主义诗歌杰出代表的马拉梅在中国的影响却绝无仅有。这些都说明了文化接触中的一种最初的选择。

  

  其次,一种文化对他种文化的接受也不大可能原封不动地移植。一种文化被引进后,往往不会再按原来轨道发展,而是与当地文化相结合产生出新的,甚至更加辉煌的结果。希腊文化首先是传入阿拉伯,在那里得到丰富和发展,然后再到西欧,成为欧洲文化的基石。印度佛教传入中国,与中国原有的文化相结合产生了中国化的佛教宗派天台、华严、禅宗等。这些中国化的佛教宗派又成为中国宋明新儒学发展的重要契机。这种文化异地发展的现象,历史上屡屡发生。可见两种文化的相互影响和吸收不是一个“同化”、“合一”的过程,而是一个在不同环境中转化为新物的过程。正如中国古话所说:“和则生物,同则不继”,也就是说,只有在不同中互相促进,才能创造新物,如果全然相同,就不可能继续发展。如此在不同选择、不同条件下创造出来的新物,不再有旧物原来的“纯粹”,但它仍然是从旧物的基因中脱颖而出,仍然具有不同于他物的独特之处,因此全球化和多元化的相互作用,其结果并不是“趋同”乃至“混一”如热学第二定律所规定的,冷热水混同的程度不断加大,终于成为温水而完全停滞不动,而是在新的基础上产生新的不同。当然,这并不排斥在漫长的社会发展进程中,人们(特别是非政治的普通老百姓)会逐渐形成共同的价值标准,如和平发展、环境保护以及某些普世伦理等,这些共同的认知对于人类和平共处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即使是这些为数不多的共同认知在不同的地区和民族也还有其不同的标准、理解和不同的表现形式。

  

  (原载《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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