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唯:北洋往事:严范孙与袁世凯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817 次 更新时间:2008-12-10 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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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修(1860——1929年),字范孙,天津人,晚清进士,先后任翰林院编修、贵州学政、直隶学校司督办、学部侍郎等职,是近代中国北方教育的重要主持者,曾先后创办南开中学、南开大学等校,被誉为“南开校父”。他具有学官、绅商和民间兴学者等多重身份,在商学两界曾与南通张謇并称“南张北严”。他与清末民初北洋系军政集团关系密切,特别是与袁世凯在一段时间里“情同手足”,然而在民国初年复杂的社会政治环境下,他却洞察世事而进退自如。

1898年6月间,严修由好友徐世昌引介,在天津小站结识了在此练兵的袁世凯、段祺瑞等一批新进军人,彼此印象颇佳,日后随着北洋系军人的政治崛起,严氏在北方的兴学活动得到这个实力集团的鼎力相助,甚至不妨说,直隶教育的勃兴本身即是北洋“政绩”的一个组成部分。1904年,正奋力推进“新政”的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袁世凯,恳请严修出任直隶省学校司(后改称学务处)督办。袁氏尝自述:一生事功乃练兵、兴学二项,练兵,世凯自任之;兴学,则以范孙先生任之。严修此次也是当仁不让,毫无推脱之意,慨然应允,所提唯一条件,乃是再去日本考察教育。他返国后锐意兴办学校,不可避免地与传统科举发生碰撞。

科举制度于1905年寿终正寝,系由袁世凯、张之洞等地方大员联名会奏所致,而袁氏作为发起者,其近侧的严修、卢靖(木斋)等人持“科举不废学校不兴”主张,终于促动袁氏约同江、楚诸督入奏。科举罢后成立学部,统管全国学务,严修被委以侍郎之职。此举可视为朝廷对严修兴学业绩的肯定,也缘于袁世凯此时势焰正炽。并无办学经历的荣庆,因籍属蒙古八旗,又与袁世凯交好,出任学部尚书。在张之洞入京以军机大臣“兼管学部”之前,严修实际上主持日常部务,故有学部“凡百设施,十九出公(严修)意而不见其迹”之说。不过,严修内心对学部差使却感到苦闷,他在家信中感叹:“余尝思蝨处其间,不如在家自办学堂之为愈耳。”张之洞的到来,使学部情形更为复杂。

清末学部实乃“新政”期间兴学模范省直、鄂人员、经验的汇合之所,亦是袁世凯、张之洞两位封疆大吏权势平衡消长的外在显现,袁、张入值军机后,分别兼领外务部和学部,已成晚清的倾天二柱。严修与袁“情同手足”自不必说,与张亦可谓渊源有自,如今身处学部这一敏感机构,自然须十分审慎。张之洞兼理学部期间,整顿学务,强调质量,保存国粹,奖励出身,扩充京师大学堂等举措,未必尽合严修的主张和心思。他与张氏赏识的学部参事罗振玉在若干“技术细节”上意见歧异和争执,如国子监的存废,太学旧址改师范学堂抑或继续讲习国学,各省提学使之资格限定等。罗氏惊讶于严修出身翰林却“思想新异”,折射出直、鄂两地虽同办新学然观念内蕴尚有所分别。诚如论者所言:“在新政中本有激进之称的袁世凯将学务全权委托严修放手去干,直隶经验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严修等人的观念主张,与张之洞亲手培植的湖北模式相比,直隶更多实干家的作风和世界眼光,而较少儒学名臣的传统理念”。

严修的离开学部,与袁世凯的“落难”有直接关联,甚至不妨说严是与袁氏共进退。1908年冬,光绪、慈禧几乎一日之内相继“龙(慈)驭上宾”,清廷权柄落入摄政王载沣之手,其首要之举便是将权重势大的袁世凯开缺回籍。据载:袁氏“奉旨日,仓皇出都,旧识无敢与通音讯者,惟学部侍郎严范孙独抗疏,讼言进退大臣,应请明示功罪,不宜轻于斥弃等语”。严修的上书自然是“留中”不见下文,而袁氏黯然离京的寥寥送行者中更有严侍郎的身影,载沣对这位“袁党”智囊人物当然不会轻易放过。此后不久,即以严修引见廷试留学生“奏对错误,殊乖体制”为由,给以“罚奉半年”的处分。严修隐忍迁延多时,待张之洞病逝后痛感“学部已无可作为”,遂请假归里,结束了后期京官生涯。返津当天,他便来到南开学校,与张伯苓谈话至子夜时分。无官一身轻的严修此时刚好是“知天命之年”,此后便再未出仕。他坦言:“举世纷纷,求仕所谓自寻苦恼也”,“尤自适者,无官守,无言责,飘然一身,愧怍较少”。当有人游说朝廷拟请严修作宣统的“帝傅”时,范孙先生“闻之汗下”,避之惟恐不及。而此时已“落难”返乡的袁世凯驰书以子弟求学之事相托,他立即应允,妥为安排。借着南下修葺祖墓之机,又顺路拜访袁氏,二人交谊在一个特殊时期尤显真挚。

清末立宪运动风云迭起,严修认定君主立宪乃最合国情的政体。然而世事偏偏跳跃式发展,武昌城头的枪声将国人带进了共和时代。严修与晚清大学士李鸿藻之子李符曾、李石曾兄弟多有来往,严氏对李石曾在巴黎的公司还有所赞助。此时李作为北方同盟会负责人,向严修引见刚刚出狱的汪精卫,希望借助严与已经复出的袁世凯的特殊关系,展开南北议和。严修不便推却,于是为双方穿针引线。袁世凯此次出山,再次显现了中国政治的波谲云诡,然似也在意料之中。袁氏先后以度支(财政)大臣、南北议和大臣、直隶总督、教育总长等要职频频请严修出仕襄助,却均被婉拒。北方一些政治势力也曾有意拥严修为直隶督都宣布独立,严修同样拒绝为他人所利用。有一段时间天津局势不稳,严修作为津门巨绅竟每日赴天仙茶园看戏,地方民心得以安定。足见,当年严修在津门地位之重要。民国肇始,袁氏作为大总统,其权势如日中天。严修一如既往地与袁保持私谊,却严守“不涉公务”的底线。

他于民国元年暑期携妻带子第三次举家东游,返国后不长时间,又劝说袁氏送子弟出洋留学,并亲自陪送至欧洲腹地,勾留近一年之久。此类举动,看似闲适无忧,实则意在缓解和摆脱来自权力核心的纠缠。在智者严修看来,袁世凯是个有气魄有作为的地方督抚大员,充其量在君宪政体下做个国务总理,驾御更大的局面未必适合,而时势竟魔术般地将他拥上共和大总统的高位,前景殊难预料。与严修有“同宗之谊”的严复也认为:袁“固为一时之杰,然极其能事,不过旧日帝制时,一才督抚耳”。至于所谓共和究竟为何物,袁世凯们何曾了然?表面上国家“万物更始”,实则盲人瞎马夜临深池。严修的真实态度,正如这段时间他常常观赏的一出戏的剧名——“冷眼观”。

袁世凯对严修的高蹈远引甚至“汗漫外邦”颇感困惑,正在用人之际,与自己相知甚深的范孙先生尚且如此“懈怠”,又何以号召天下名流?于是,他让秘书长张一麐致电严修稍予诘责,其中有民国后拒任官职可有遗老之志,与大总统感情冷淡等语。严修复一长函自辨,力图化解疑窦,并劝袁氏应示人以广,不可尽用旧人。对于民国初年的袁、严关系,一些史家将之比作东汉光武帝与严子陵的古事今版。袁氏与刘秀是否可比暂且不论,严子陵的后人严修此时倒确有几分追慕先人的气象。当年严光告戒友人侯霸:“怀仁辅义天下悦,阿谀顺旨要领绝”。而今,严修对业已“发迹”的朋友表现出的那份“矜持”,其本心恐怕难以向外人道及。后来他凭吊浙东严光钓台古迹,作《登钓台》诗,略有表白:“今日登高怀祖德,但有慨慕难希踪。此意难为外人道,可与言者惟吾宗”。

随后出现的“筹安会”研究国体问题,引起严修警觉,他当面探询袁氏真意,却是一头雾水,他又通过袁的秘书进言:“为中国计,不改国体,存亡未可知,改则其亡愈速”。“若行帝制,则信誉为妄语,节义为虚言;为之则各派人士,相率解体矣”。严修的“忠言”未能阻遏洪宪一幕的登场,其《自订年谱》谓:“筹安会起,入都争之,不得,遂绝迹于北海”。严氏好友赵元礼的《蟫香馆别记》记述得更具体:公以故人谊,力阻项城称帝无效,“遂断袍绝交,不复通问”。袁世凯死后,严修入京吊唁,叹曰“项城此去,可谓大解脱”。此后,袁氏子弟的读书授学之事仍然得到严修一如往昔的眷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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