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明棋 韦森:保护主义会抬头并终结全球化吗?

——徐明棋研究员在上海社会科学院的讲演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03 次 更新时间:2008-12-10 10:0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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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明棋   韦森 (进入专栏)  

  

  【作者简介】

  徐明棋:1953年出生于上海,现任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欧洲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上海世界经济学会秘书长。专业研究领域主要涵盖国际经济学、世界经济理论、国际金融、货币金融政策等。主要著作有《国际金融》、《市场深化中的金融重构》、《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等10余部,在国内外报刊杂志发表论文和文章共100多篇。

  

  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和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奥巴马当选美国下届总统,让不少人开始担心贸易保护主义将抬头。因为经济衰退时期各国倾向于贸易保护有着历史的惯例,而民主党反对自由贸易的纲领和奥巴马在竞选中的保护主义言论,也让世界各国对贸易保护主义产生了诸多担忧。那么,我们是否真的要迎来新的贸易保护主义高潮?是否如一些西方学者所说的那样,全球化和全球主义将要走向终结?

  回答这些问题,我们不妨先对贸易保护主义的理论渊源及其与自由贸易的关系简单做一个梳理。

  

  一、贸易保护主义自重商主义后在理论上居于下风

  

  在亚当·斯密的绝对利益学说和大卫·李嘉图的比较利益学说占主导地位之前,世界曾经经历过比较典型的金铸币本位阶段,那个时候,货币就是黄金,财富也就主要是以黄金为代表的。国际贸易虽然早就发生,但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尚未取得大一统的地位,贸易除了互通有无之外,在当时的学者眼里主要目的是为了换取黄金,从而获得更多财富。因此,他们鼓吹贸易出超,因为顺差将带来黄金的流入。这就是历史上重商主义学派的主要观点。重商主义在16世纪后期达到高潮,其早期代表人物有英国的威廉·斯塔福德,晚期的代表人物有法国的科尔培尔和英国的托马斯·孟等。晚期重商主义为了使贸易保持顺差,增加财富积累,还提出了限制进口的主张,开了保护贸易理论的先河,成为后来贸易保护理论的始祖。

  

  当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完成、英国开始工业革命后,英国对国际贸易的需求发生了变化,它需要其他国家改变重商主义的态度来更多地进口英国源源不断生产出来的工业品。于是,鼓吹自由贸易的理论逐渐占据上风并取得统治地位。最早对贸易的必要性进行系统论述的是亚当·斯密。在其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里,斯密论证了劳动创造物质财富的原理,把财富的观念拓展至贵金属之外,并指出了财富的源泉是生产性的劳动。他认为不同国家在生产不同商品上的技能和熟练程度不一样,因此劳动生产率不一样。这样,有些国家生产这一种商品更有效率,另一些国家生产那一种商品更有效率,通过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不同的国家就都可以从中获得利益。由于斯密的理论是建立在两个不同国家在生产不同商品上存在绝对的优势,他的理论就被称为“绝对优势(利益)说”。后来大卫·李嘉图拓展了斯密的理论,认为不同国家间不一定存在生产某种商品的绝对优势,如果存在比较优势,也就是即使一国生产任何商品的效率都要低于另一国,两国之间仍有必要进行贸易,因为一国肯定会存在着生产某种商品的比较优势(利益)。李嘉图与斯密一样,通过具体的事例进行了论证,结论具有雄辩性,于是他们的理论为后来的自由贸易政策奠定了基础。

  

  在自由贸易理论占据统治地位的同时,鼓吹保护贸易的理论并没有销声匿迹,美国建国初期的财政部长汉弥尔顿就主张,后进的国家新兴工业初期效率不高,不能和经验丰富的外国生产商竞争,因而需要关税壁垒加以保护,所以他认为自由贸易不适合美国。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1841年出版了《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书,强调一国处在特定阶段是不能实行自由贸易政策的。对于当时的德国,李斯特明确提出了要保护幼稚工业,对那些有发展前途的工业加以保护,使它们尽快成熟起来。李斯特还认为,关税保护是“弱国对抗强国以图发展的有力武器”,主张主要用高关税来保护国内幼稚产业。尽管李斯特也强调保护是有条件的,等到工业取得进步后要逐步降低关税,但他的理论对后来一些国家贸易保护政策的实施还是产生了很大影响。

  

  不过,从总体上看,在随后的年代里,贸易理论不断发展的主线仍然是倾向于自由贸易的,比如瑞典经济学家赫克歇尔和俄林的要素禀赋论,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的要素价格均等化理论等,都是在比较优势基础上进一步论证国际贸易的价值和影响,是比较优势理论的补充,并不是对其所做的修正或批评。因此,自由贸易理论的地位一直在巩固,并越来越广泛地影响了世界各国的贸易政策。

  

  二、经济危机曾经使贸易保护主义抬头

  

  虽然自由贸易理论占据理论高地,各国在实行对外贸易政策时,却或多或少还是受到重商主义的影响,对本国出口给予鼓励,对进口实施有形或无形的控制。尤其是当经济危机来临时,各国贸易政策上往往会出现贸易保护倾向的抬头。个中原因也不难理解,那就是通过保护本国市场增加本国的就业率,不让有限的市场资源被外国商品占领。最典型的例子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和随后不久爆发的全球经济大萧条时期,贸易保护主义基本上主导了西方各国的贸易政策。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有多方面原因,从经济层面看,即第二次工业革命以后,资本主义国家进入垄断阶段,一方面各国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后起资本主义国家如德国,资本剧烈膨胀,要求扩大殖民地来拓展市场,但世界已被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瓜分完毕,因此占领和拓展市场的矛盾导致各国需要通过武力来重新瓜分世界,战争因此爆发。在这一时期,各国为积聚经济实力,拓展自己的市场,对外就实行保护主义贸易政策,纷纷设立高额的关税壁垒,外汇管制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了限制进口的手段。正因此,后来的学者们将贸易保护主义看成是一次大战的原因之一。

  

  一次大战后,西方各国试图恢复正常的贸易为经济增长提供动力,于是一些国家试图恢复金本位制,并要求推进自由贸易。但是,更多国家是在要求其他国家实行自由贸易政策,而自己则千方百计对本国贸易实行保护。随1929年大危机爆发,各国都陷入困境,保护主义重新占据主导地位。结果,资本主义世界逐渐形成了美元、英镑和法郎三个贸易和货币集团,集团间完全实行保护主义的贸易政策,并有严格的外汇管制,只是在集团内实现有限度的自由贸易。这种困境一直延续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在这一时期不能不提的是,凯恩斯经济理论也在客观上支持了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实施。凯恩斯在大危机后掀起了经济学的革命,在凯恩斯那里,出口贸易是促进本国就业和经济增长的手段,而且贸易具有乘数效应,因此他主张政府通过政策刺激本国出口,保持贸易顺差来刺激本国需求,并且借助顺差带来的货币供应增加来维持低利率水平。虽然他并没有明确提出限制进口来保护本国产业,但是其理论逻辑支持了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

  

  二战后,由于美国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霸主,经济实力独步天下,极需要自由贸易为美国的利益服务,于是在美国的一手推动下,建立了战后以关税贸易总协定(GATT)为核心的多边自由贸易体制,自由贸易政策才逐渐与自由贸易理论一样真正占据主导地位。

  

  二战后,贸易保护主义形式发生了变化。GATT建立后通过连续八轮的贸易谈判,将阻碍国际贸易的关税大幅度降低,并且在第八轮乌拉圭回合谈判后将GATT升级为WTO,极大推动了国际贸易的自由化程度。但是,贸易保护主义并没有就此偃旗息鼓,在自由化的旗帜掩盖下的各种贸易保护措施改头换面,层出不穷,并且由一系列理论支撑。由于很多保护主义措施具有很强的隐蔽性和复杂性,与历史上出现的保护主义有很大不同,因此也被称作“新保护主义”。又因为很多保护措施的目的不仅仅是本国工业,而是要维护其市场垄断地位或者扩张海外的市场,又被称为“超级保护主义”。就贸易保护主义的形态看,主要是隐形保护方式、各种非关税壁垒,比如技术标准、环境保护、劳工标准、竞争政策、知识产权保护等,都可以被用来限制进口和保护出口。

  

  从理论层面讲,二战后出现的战略性贸易理论,是新贸易保护主义理论的主要代表,其主要代表人物是詹姆斯·布兰德、巴巴拉·斯宾塞和2008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保罗·克鲁格曼。战略性贸易理论认为,由于存在不完全竞争,在寡头垄断条件下,不论在促进本国具有竞争优势的企业开拓国际市场方面,还是在维护本国企业免受国外竞争对手的冲击方面,都需要国家的贸易政策发挥作用,从而为国家通过干预贸易、提高和维护本国产业的战略地位,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持,并由此形成了战略性贸易政策体系。由于战略性贸易理论否认了自由贸易理论的基本前提,即自由竞争的市场,战略性贸易理论也就否定了自由贸易政策,它为各种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的实施提供了理论基础。但是,战略性贸易理论同时也在另一个维度上为自由贸易提供了新的理论支持,比如关于规模效应和产业内贸易的分析,就为贸易扩大和贸易自由化提供了新的理由。克鲁格曼本人后来也从政府干预贸易可能产生扭曲的角度,修正了贸易保护的理论。

  

  战后新贸易理论在新的层次上为保护主义政策提供了理论基础,并同时也具有自由贸易的基本内涵;同样,战后各国的贸易政策固然在不断地向自由贸易的方向演进,但各种保护主义的政策措施也在并不否定自由贸易原则的同时不断被各国运用。这两者构成了战后贸易政策相辅相成的矛盾统一体。正因此,学者对战后贸易政策的判断就存在很大分歧,有人认为,二战后是自由贸易政策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交替占上风的时代;也有人认为理论上是自由贸易占主导,实际上是保护主义风行;还有人认为战后是自由贸易和保护主义相互交织推进的时代。

  

  三、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客观上促进了自由贸易的流行

  

  尽管保护主义并没有偃旗息鼓,但是改头换面的保护主义终究无法正面否定自由贸易的理论逻辑,也无法名正言顺地宣称保护主义的合理性。这得益于战后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

  

  对经济全球化,学者存在着不同理解,对其起源也有争议,但是,大家对二战后掀起的经济全球化高潮都看法一致。推动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动力除了跨国公司在全球投资配置资源、使生产的国际化程度进一步提高之外,跨国公司所推动的产业内和公司内贸易也是重要动力。战后建立的多边自由贸易体制也为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基础条件,而全球化的发展也对世界各国自由贸易政策提出了要求。正是在这种相互作用中,自由贸易理论和自由贸易政策在战后确立了主导地位,贸易保护主义只能以修正主义的方式对自由贸易理论作出补充和局部改进。

  

  战后另一个重要的发展特征,是世界市场空前扩大,世界经济整体性大大增强。一方面,获得独立的原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以自主形式参与到国际分工的行列,这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使世界经济的规模急剧扩大。另一方面,原来游离于世界市场之外的原计划经济国家通过改革转型也都陆续加入到统一的世界经济体系之中。这也在客观上使自由贸易的力量得到增强,因为世界市场随着新兴和转型国家的加入日益扩大,贸易迅速扩展给所有参与到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国家带来了更多的贸易和经济发展机会,各国福利的增长也从来没有像二战后那样迅速而惊人,尽管在利益分配中不平等、不均衡始终是一个困扰全球化的难题。

  

  正是因为经济全球化这一大背景,自由贸易虽然不断受到形式多变的贸易保护主义的冲击,并且有增强的趋势,但是战后的贸易理论主流和各国贸易政策的主流仍然是贸易自由化。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在扩大世界市场的同时,也通过产业的全球布局和转移,将原来存在的国家间的生产体系打破重组,改变了原来的商品交换体系和格局。尽管这种生产和交换格局的改变并没有改变发达国家占据优势地位、在生产和贸易格局中获得更多利益的本质。但是交换,也就是国际贸易的内容和形式,毕竟发生了重大变化。发达国家不再生产和出口工业制成品,而是将生产过程转移出去,并进口工业制成品。发展中国家不再仅仅是出口原料和初级产品,而变成生产和出口工业制成品。当然,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仍是生产和交换的组织者,是整个价值链的主导者。但是原来发达国家内的利益格局在这种背景下发生了改变,发达国家原来的制造业者和工会就成了这一改变的利益受损者,他们就演变成为商品自由贸易的反对者。同时,发达国家新兴产业利益集团由于其利益重点已经转移到服务贸易、知识产权贸易以及其他领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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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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