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一介:论“天人合一”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201 次 更新时间:2008-12-09 14:1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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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一介 (进入专栏)  

  

  最近看到《科技中国)2004年l1月号和12月号刊登了由该刊和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科技发展的影响”论坛的报导和在讨论会上各位专家的发言,其中有好几位专家都讲到“天人合一”问题。本文打算就这个问题谈一些想法。

  在中国传统哲学中,“天”和“人”可以说是两个最基本、最重要的概念,“天人关系”问题则是历史上我国哲学讨论的最重要的问题。司马迁说他的《史记》是一部“究天人之际”的书;董仲舒答汉武帝策问时说,他讲的是“天人相与之际”的学问;杨雄说:“圣人⋯⋯和同天人之际,使之无间。”魏晋玄学的创始者之一何晏说另外一位创始者王弼是“始可与言天人之际”的哲学家。唐朝的刘禹锡对柳宗元的批评,说柳宗元的《天说》“非所以尽天人之际”,没有弄清楚“天”与“人”的关系。宋朝的思想家邵雍说得很明白:“学不际天人,不足以谓之学。”可见,自古以来中国的学者都把天人关系作为最重要的研究课题。在中国传统哲学中,对天人关系问题有种种不同的理论,例如苟子提出“明天人之分”,他把“天”看成是和人相对立的外在的自然界,因此他认为“天”和“人”的关系,一方面“天”有“天”的规律,不因“人”而有所改变,“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为不桀亡”;另一方面“人”可以利用“天”的规律,“制天命而用之”,使之为“人”所用。苟子批评庄子说: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是说庄子只知道“天”的功能(顺自然),而不知道“人”的功能。刘禹锡提出“天人交相胜”的思想,他认为“天”和“人”各有各胜出的方面,不能互相代替。还有如道教提出的“我命在我不在天”,成仙只能靠自己修炼,不是天生的,也不能靠外力等等,都是讨论“天人关系”的问题。这些学说,在中国历史上虽有一定影响,唯有“天人合一”学说影响最大,它不仅是一根本性的哲学命题,而且构成了中国哲学的一种思维模式。

  在中国哲学史上,讲“天人合一”的哲学家很多,如果我们作点具体分析,也许可以看到他们中问也颇有不同。根据现在我们能见到的资料,也许《郭店楚简•语丛一》:“易,所以会天道、人道也”,是最早最明确的“天人合一”思想的表述。它的意见是说,《易》这部书是讲会通天道(天)和人道(人)的关系的书。《郭店楚简》大概是公元前三百年前的书,这就是说在公元前三百年前已经把《易》看成是一部讲“天人合一”的书了。为什么说《易》是一部会通“天道”和“人道”的书?这是因为《易经》本来是一部卜筮的书,它是人们用来占卜、问吉凶祸福的。向谁问?是向“天”问。“人”向“天”问吉凶祸福,所以说《易经》是一部“会天道、人道”的书。《易经》作占卜用,在《左传》中有很多记载,如庄公二十二年“周史有以《周易》见陈侯”条;昭公七年“孔成子以《周易》筮之”条等等,均可证。《易传》特别是《系辞》对《易经》所包含的“会天道、人道”的思想作了哲学上的发挥,阐明“天道”和“人道”会通之理。

  《易经》(主要是由《系辞》所阐发的“易理”)的“天人合一”观念是要说明“天”和“人”存在着一种相即不离的内在关系,不能研究“天道”而不涉及“人道”,也不能研究“人道”而不涉及“天道”,因此它作为一种思维模式,应有着极有意义的正面价值。为了把“天人关系”问题弄清,也许应该对“天”这个概念在中国历史上的涵义有个全面的了解,至于“人”这个概念,可能没有多少要讨论的地方。

  在中国历史上,“天”有多种涵义,归纳起来至少有三种涵义:(1)主宰之天(有人格神义);(2)自然之天(有自然界义);(3)义理之天(有超越性义、道德义)。“主宰之天”(如皇天上帝)和西周的“天命”信仰有密切联系。如 大盂鼎》:“丕显文王,受天有大命。”光辉的文王,被天授与统治天下的命令。《周书•召诰》:“皇天上帝,改厥元子兹大国殷之命。”皇天上帝,更换了他的长子大国殷统治四方的命令。“皇天上帝”或“皇天”、“上帝”都是指的最高神,这说明“天”是主宰意义的“天”,含有人格神的意思,对人间具有绝对的权利。在《诗经》中,“天”也是主宰意义的“天’’,如“不帚吴天,乱靡有定,式月斯生,俾民不宁。”( 小雅•节南山》)不善良不仁慈的天,祸乱没有定规的发生,月甚一月,使老百姓不得安宁。“浩浩吴天,不骏其德,降丧饥馑,斩伐四国。”( 小雅•雨无止》)浩大的天呀,不施它的恩惠,而降下死亡饥馑的灾祸,杀伐四方国家的人民。这里的“天”除有“主宰之天”的意义,而且也有高高在上的“自然之天”的意思。“天”可以降自然灾祸。这种思想,早在殷墟卜辞中已有,不过是“帝”或“上帝”降灾祸,例如“帝其降堇”,(《l、辞通纂》363)“上帝降堇”。(胡厚宣《甲骨续存》1.168)卜辞中还有“帝”(上帝)降风、降雨等等的记载。看来在殷也许还没有以“天”为最高神的意思。因此,到西周“天”既是“主宰之天”,又有高高在上“自然之天”的意思。同时,我们还可以说当时的“天”还有道德的意义,“天”以其赏善罚恶而表现着一定的道德意义。如《尚书•召诰》中说:“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帝王只有很好的崇尚德政,用道德行事,才能得到天的保佑。这就是说,在春秋战国前“天”的涵义很含混,有多重意义。

  春秋战国以降,“天”的上述三种不同涵义在不同思想家的学说中才渐渐明确起来。墨子的“天志”思想,更多具有“意志之天”的意思。如说:“天之行广而无私,其厚而不息,其明久而不衰。”(《法仪》)这就是说,天具有最高的智慧,最大的能力,“赏善而罚暴”,没有偏私。《天志》还明确地讲,“天”有“意志”,“吾所以知天之爱民之厚者有矣”,“天之意不欲大国之攻小国”,如果违背了“天”的意志,就要“得天之罚”,叫做“天贼”。由此可见,墨子的“天”基本上是继承着传统的“主宰之天”。其后到汉朝有董仲舒,他所讲的“天”,一方面继承着传统的“主宰之天”的意义;另外一方面又把春秋战国以来的“自然之天”神秘化,使之与“主宰之天”相结合。① 他提出的“天人感应”论可以说是“天人合一”的一种形式,受着当时流行的阴阳五行机械论的影响,与《周易》传统的有机论或有所不同。其实孔子、孟子也没有完全摆脱“主宰之天”的影响,如孔子说:“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八佾》)孟子说:“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万章上》)非人力所为而做成的是天的力量,非人力所能达到而达到的是命定的。但是孔孟的说的“天’,已有较强的道德意ZT。这种“主宰之天”的影响甚至到宋儒也还存在,《朱子语类》卷79,“或问: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天便是理否?日:若全做理,又如何说自我民听视,这里有些主宰意思。”盖因朱子认为“天即理”,《中庸章句》:“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天即理也”,故他的“天”大体上都是说的“天理”,即“天”为“义理之天”。朱熹还进一步认为“天”有道德意义,和他说:“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语类》卷53)但在解释经典时,又不能全然不顾原有的“主宰之天”义。同卷又有:“天固是理,然苍苍者亦是天,在上而有主宰者亦是天,各随他所说。今既日视听,理又如何会视听?虽说不同,又却只是一个。知其同,不妨其为异。知其异,不害其为同。”这就是说,对“天”可以由不同方面说,可以是“义理之天”,也可以是“自然之天”,亦可以是“主宰之天”,但都是指同一个“天”。朱熹的“天即理”说明超越性的“天”具有某种神圣性,故有“主宰义”,且为高高在上之苍苍者,故“天”是一涵义非常丰富的概念。在宋朝也有把“天”看成是自然界,如张载说:“太虚即气”,“由太虚有天之名。”(《正蒙•太和》)如果说,在西方“上帝”和“自然界”为-(但斯宾诺莎的“God is nature”又当别论),在中国“天”往往是合“主宰”与“自然(界)”为一,而后更付予“天”以“性理义”,所以朱熹说:“天之所以为天者,理而己。天非有此道理,不能为天,故苍苍者即此道理之天。”“天下只有一个正当的道理,循理而行,便是天。”(《语类》卷25)看来,到宋儒更要重视“天”为“义理之天”的方面。照我看,正是由于在中国历史上“天”这个概念有着上述的多重涵义,这样就使“天”不只是指外在于人的自然界,而是一有机的、连续性的、生生不息的、能动的、与“人”相关联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存在。基于此,“天”这一概念在中国是指与“人”有着内在联系的有机体。

  了解了中国哲学中“天”之涵义的复杂性,来讨论由《周易》开启的“天人合一”学说,或者能较好地揭示其意义。如果我们从科学的意义上了解中国哲学中的“天”,无疑会提出种种问题。但是,中国哲学中的“天”只是一哲学概念,因而体现“天人关系”的“天人合一”命题,也只能从哲学意义上了解它。关于“天”在中国哲学中的涵义,上文作了分析。下面我们讨论“天人合一”这一中国哲学的重要命题。

  为什么现在“天人合一”思想受到大家的重视,我想和当今发生的“生态”危机有关。科学的发展无疑会造福人类社会,但也有可能危害人类社会。近世以来,由于对自然的无量开发,资源浪费,臭氧层变薄,海洋毒化,人口暴涨,环境污染、生态平衡的破坏,已经严重威胁着人类自身生存的条件。1992年世界1575名科学家发表了一份《世界科学家对人类的警告》,开头就说:“人类和自然正走上一条相互抵触的道路”。造成这种情况不能说与西方哲学曾长期存在“天人二分”的思想没有关系。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说:“笛卡尔的哲学⋯⋯他完成了或者说极近完成了由柏拉图开端而主要因为宗教上的理由经过基督教发展起来的精神、物质二元论,⋯ ⋯笛卡尔体系提出来精神和物质界两个平行而彼此独立的世界,研究其中之一能够不牵涉另外一个。”②西方哲学这种把精神界和物质界看成是各自独立的,是互不相干的,因此其哲学是以“精神界”与“物质界”的外在关系立论,或者说其思维模式是以“精神界”与“物质界”为独立的二元,可以研究一个而不牵涉另外一个。(现代西哲学一些派别对这种二元思维已有所批评,如怀德海的过程哲学③)然而中国哲学以及其思维模式与之有着根本的不同,中国哲学(特别是儒家思想)认为研究“天”(天道)不能不牵涉“人”(人道);研究“人”也不能不牵涉到“天”。这就是中国哲学的“天人合一”思想。而这一思想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为中国哲学家提出,这就是《郭店楚简•语丛一》中所表达的“易,所以会天道、人道也。”下面我们来分析一下《周易》中所包含的“天人合一”思想。

  (1)我们知道《系辞》是对《易经》作哲学解释的“传”,在其中深刻地阐明“天道”和“人道”相会通之理。《系辞》中说:“易之为书,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兼三才而两之。”王夫之《周易外传》卷六谓:“三才之道,大全统乎一端,而一端领乎大全也。非达天人之际者,无以喻其深矣。”“道”是贯通“天道”、“地道”、“人道”的,“道一成而三才备”;“大全”者“道”也,由“道”则可以统一三才的任何一个,而且由三才之一也可以领会(统领三才的)“大全”。不懂“天人关系”是无法使之理解《易》的深奥道理的。(“易之为书,广大悉备”,王夫之《周易外传》谓:“悉备者,大全统乎一端,而一端领乎大全也。”)《易经》这部书,广大无所不包,它既包含着“天地”(天)的道理,也包含着“人”的道理。另一解释《易经》的《说卦传》中说:“昔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情,是以立天之道,日阴与阳;立地之道,日刚与柔;立人之道,日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古代的圣人作《易》是为了顺乎性命的道理,所以用阴和阳来说明“天道”,用刚和柔来说明地道,用仁和义来说明人道,把天、地、人统一起来看都表现为乾坤。所以宋儒张载注说:“三才两之,莫不有乾坤之道也。易一物而合三才,天(地)人一,阴阳其气,刚柔其形,仁义其性。”④天、地、人三才都是说的乾(一)、坤(一一)两两相对相即的道理。《易》是把天、地、人统一起来看的,所以天人是一体的。在这里张载用的是“天(地)人一”,这是有道理的,因为“天”可以包含“地”,所以《易经》讲的“三才”实际上是认为“人”和与人相对应的“天地”是统一的一体。这种“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到宋朝的理学家就更加明确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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