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人类社会与环境组成的世界系统在基本层面上可以概括为三种生产——物质生产、人的生产和环境生产——的联系，[1]（见图1）。三大生产呈环状结构，物质流在它们之间的畅通程度决定着世界系统的和谐程度，进而决定着人类社会是否可持续发展。
人的生产环节其基本参量是人口数量、质量与消费方式，其中人口数量和消费方式共同决定了社会总消费（对物质生产产生的生活资料的消费与对环境生产产生的生活资源的消费）。在传统的生存方式或模式中，社会的总消费决定着自然资源的消耗。社会总消费的无限提高与自然环境供给（产出）的有限性的矛盾日益严重，它导致世界系统失控；人口素质涵括人的科技知识水平和文化道德修养，它不但应决定人参加物质生产、环境生产的能力，而且应表现为调节自我生产和消费方式的能力，因此，人口素质的提高，不仅会体现在单种生产，如物质生产和环境生产的提高和人的生产的改善上，还会体现在调节三种生产的能力的提高上。由此可见，人既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动力与源泉，在某种意义上又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负担，因此，人口规模适度、人口素质优良与人口结构合理的状态是实现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
中国13亿人口中有9亿是农民，基数大、素质低、结构不合理是其最基本的特点，因此，可以说所谓“中国人口问题”从根本上说来就是中国农村人口的问题。要研究中国人口与可持续发展问题，就必须研究中国农村人口问题与可持续发展。
1中国农村人口问题
1.1人口“问题”的实质
人口，就是人口，怎么成了“问题”，而且成了一个迫切需要研究和去解决的“问题”？由上图可知，人是由自然“养活”的，自然环境给人类提供了土地、阳光、空气和水等，同时还向人类提供各种各样的生物和矿产资源。人类在其生存和发展的过程中，一直不断地在从自然界中攫取自然资源，并将其加工成满足人们生存、发展需要的产品。同时，人类在获取资源和形成产品的过程中还将大量废物弃入环境，在消费过程中还将使用后的产品以废物的形式弃入环境。人类的这种生存方式延续了几十万年，从原始文明到农业文明再到工业文明，一直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只是人类从自然界中攫取资源与向环境中弃置废物的数量越来越大，种类越来越多（其中许多都与环境不友好），速度越来越快。随着人口的激增，人的这种生存方式使自然环境产出自然资源和环境容量的有限性与当前生产方式下经济增长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从而使人类社会的发展陷入各种各样资源、环境危机的包围之中，如生活资料短缺、资源耗竭、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这些危机深刻的影响到人类作为一个物种在地球上的生存与发展，于是“人口”才成了一个实实在在的“问题”。
由此可见“人口问题”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人口”本身并不一定会构成问题，“人口问题”归根结底是相对于社会经济发展的整体状况以及资源、环境的承载力而言的，研究人口与可持续发展问题不但要着眼于人与人的关系，而且更根本地，要着眼于人与自然的关系。由上所述可见，人口问题的解决依赖于人的生存方式的改变。所谓人的生存方式是指以某种形式相对固定下来的激励和制约行动者行动的结构化特征，包括生活方式（消费方式）、生产方式和人群的组织方式，“生存方式”表征了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联系方式和特征。[2]
1.2中国农村人口的状况
人口是生活在特定地域、历史时期和社会制度之中的具有相应质量和素质的人的数量总和。据中国统计年鉴，2002年我国人口总数为12.85亿，其中农民占72.8％。下面我们从人口的数量、构成、分布、质量及其发展变化规律几个角度考察中国农村人口状况。
（1）人口数量。我国农村人口的数量之多，比例之高，在全世界是少有的。近几年我国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虽在不断下降，但仍远远高于世界上的很多国家，见图2（注：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03》）和表1（注：数据来源于《中国农业统计年鉴2003》）。
另外，由于我国农村人口的基数太大，虽然占总人口的比重不断下降，但绝对数量仍一直在上升，见图2.与此同时，作为农业生产最基本生产要素的耕地在我国快速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不断减少。从1978—1998年，我国耕地面积减少了441.55万hm[2]，而同期中国农村人口却增加1.164亿，农村人均耕地面积由0.124hm[2]下降到0.10hm[2].
显然，伴随我国农村人口数量问题的是农村的人与自然资源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如果继续扩展下去，将使我国世代以土地为生的农民逐渐丧失生存依托，而我国的城市化与工业化又不可能及时吸收那么多从农村中转移出来的人口，这将对我国的可持续发展构成莫大的威胁。退一步说，即使我们想通过开荒造田来缓释这一矛盾，也是无济于事的，因为我国现存的宜农荒地已经不到3500万hm[2]了。
（2）人口素质。人的素质具有明显的时代性特征，在不同历史时期，人口素质的内涵、要求及规格不同。在工业文明时代，农民的素质应该包括文化素质、综合科技技能以及敏锐的商品意识与市场观念、创新的精神、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道德观念、参与市场竞争所必备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等等；就是说工业文明要求农民成为“复合型”的全才，既懂技术又懂经营管理，既善于积累知识，又具有大胆实践的勇气和能力。这对于中国绝大多数农民而言，已经几乎是“奢望”。然而工业文明还不是人类文明发展的终结，相应于即将到来的环境文明时代，农民的素质中还要增加天人和谐的环境保护意识和少生优育的人口意识等。
目前，我国农民的文化素质和科技素质都不容乐观。据《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02年我国农村劳动力文盲、半文盲占7.59％，小学文化程度的占30.63％，初中程度的占49.33％，高中程度的占9.81％，中专程度的占2.09％，大专以上的仅占0.56％。而且地区之间的差异较大，西部地区以小学以下文化程度为主，其中小学文化程度占33.10％，文盲、半文盲率超过16％。再看科技素质，目前我国平均2000多个农业劳动力才有1名农业技术推广人员，而发达国家平均不足400人就有1名；1999年，我国农科学院在校学生总计17.6万人，平均每一万农业人口中只有两名大学生，而发达国家90年代初期平均每一万农业人口中拥有的农业大学的在校生，美国为200多人，加拿大为100多人，日本为50多人。[3]随着时代的发展，现代种植业、养殖业和畜牧业对农民文化素质、科技素质的要求在不断提高；同样，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日益完善，市场营销、市场预测和产品开发等方面的能力也以较高的文化素质为前提。显然，我国农民文化、科技素质的现状是不能满足这一方面要求的。由于文化科技素质低，我国多数农村仍然采用以大量消耗资源为代价的粗放式、浅层次的传统生产技术进行农业生产，致使效率、效益低下，经济增长缓慢，农民的收入也相对下降。一些生态本来就很脆弱的地区，形成了“越垦越穷，越穷越垦”的恶性循环局面。
不可否认，中国农业文明时期的传统文化大量积淀在农村人口中，其中不乏一些优良的传统，如勤劳、俭朴、注重经验以及安天而守常道、自在而不失创造性等等。但同时农业文明的保守性又使得农民素质滞后于“工业文明”以及即将到来的“环境文明”的要求。中国农民数千年来以一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固定方式生产生活，逐渐养成了墨守成规的生活习惯，形成了相当稳固的文化观念，无论是地理上的迁徙，或是职业角色的变更，对于农民来说都是难以接受和难以适应的。长期的乡村社区生活方式形成的村落意识抵制文化交流，排斥外来进步因素，禁锢了农民的思想。致使中国很多农民都缺少与市场经济要求相符合的敢于创新的精神、敏锐的商品意识、质量观念、法律意识、法制观念等。
（3）人口的构成与分布。人口构成包括自然构成和社会经济构成。从人口的自然构成来看，我国农村已经进入老年型社会。根据《中国人口统计年鉴》，2002年我国有7.72亿农民（不包括1964年以后的新建制镇人口），其中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有6305.7万人，占农村总人口比重的8.1％，超过联合国规定的老年型社会7％的标准；0～14岁年龄段有1.82亿人，占农村总人口比重的23.5％，老少比大大超出了30％以上的规定。值得特别注意的是我国农村是在经济欠发达背景下进入老年社会的，也就是说农村人口的自然构成已经成为我国农村地区经济发展的沉重负担。
人口的社会经济构成是与人们的生产方式包括对资源的利用方式有关。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到2002年，中国乡村劳动力中有近70％的乡村劳动力在从事初级农产品的生产活动，仅有1.65亿人从事非农产业，占乡村劳动力总量的34％。这种职业构成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农民收入增长极其缓慢。1997年以来初级农产品价格持续低迷，农民实际纯收入人均增长4.6％，比上年回落了4.4个百分点，1998、1999、2000年持续走低，到2000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只增长了2.1％。2001、2002年虽然实现了恢复性增长，但仍然保持在4.6％的较低水平。
1.3中国农村的生存方式
这里，生存方式指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人群的组织方式。
（1）生产方式。我们在这里所说的生产方式是指人类将自然界中的物质转换为可被人类直接使用的产品的方式。具体到农村来说，就是指利用土地获取生物资源，然后经过加工转变为商品的方式。传统的农村生产方式以解决自身温饱为主要目的，完成于田间。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生产的主要目的已不是为满足农民自己生活的需求，而是以市场交换为主要目的。为了增加农产品在市场上的竞争能力，获得最大收益，就必须对农产品进行深度加工，增加农产品的科技含量与附加值。于是农村中的农业生产系统也就扩展为获取、加工、流通、销售的全过程。但在目前，我国广大农村中的主要生产方式仍局限于“获取生物资源”这一个基础环节上，最多有一点初级加工。而可获得高附加值的加工、流通、销售环节都被排除在农村生产方式之外，因而农业生产所形成的财富大多不能进入农村，更到不了农民手里。
（2）人群组织方式。人群组织方式指的是人在物质和非物质活动中结成的秩序化关系，其中生产单元是人群组织方式的基础内容。农村人口数量增长导致的农业资源相对稀缺以及家庭联产承包下的“均田制”决定了农业生产的基本单元还是“农户”。农户分散小规模经营的格局与农产品流通大市场之间存在着严重的矛盾，一方面，分散的农户生产不利于规模化、集约化经营；另一方面，分散的农户生产难以获得银行的资金支持，也难以抵挡市场波动带来的风险；最后，凭借一家一户的力量，农业生产的管理和技术无法更上一层楼。这些矛盾严重制约农民收入的提高和农村经济的发展。由此可见，我们必须十分重视组织创新在解决三农问题中的重要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很多地区的农民已经出现了一种主动寻求合作的要求，而且在某些地方已经出现了不同类别的农民组织，比如各类协会、研究会、促进会等等。许多地方政府出于服务农民、获取利润的双重考虑，也开始积极地参与到各类农民组织中。新成长起来的农村经济合作组织都有一个统一的基本框架：龙头企业＋基地＋农户，但由于龙头企业的性质不同，以及与农户的连接方式不同，又构成了不同的组织形式。
（3）生活方式。生活方式通常的理解是：人除了进行必要的物质生产活动外其余的时间都在做什么？以怎样的方式去做？意即社会生活中具有代表性的、可以概括日常生活全貌的若干方面，以及社会分层间日常生活面貌的差异的抽象。
能概括农村人口日常生活全貌的代表性方面很多，比如生活消费的走向、生活时间的分割、生活目标的寻绎、生活交往的转轨等等。其中生活消费的水平与方式是生活方式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和体现，农民对生活方式的选择与变更，突出表现在他们的生活消费的变革及其走向上，其消费水平的提高和消费结构的更新，演示着生活方式的新旧交替。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和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见图3（注：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03》）、表。2（注：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03》）
这些年来，农村居民消费水平不断上升。从消费结构来看，绝大多数农民的生活注意力，已经开始往精神生活、文化娱乐和作为生活主体的人的发展上。具体表现为，一是食物支出不断下降，文化服务、医疗保健支出明显增长；二是生存空间即住房条件的日益改善。虽然农民消费水平的绝对值不断增加，但另一个方面，与城市相比的相对值却一直在下降，1978年全国城乡人均消费水平之比为2.9，2002年上升到3.5，西部地区某些省份如宁夏、青海农村人均消费水平不足150元，农村卫生条件、医疗条件差的情况在全国仍普遍存在。
当然，转变农村的生活方式，并不等同于简单的向城市看齐，更不是要完全否定传统农村生活习俗，因为其中积淀着许多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基因”。农村生活方式的转变既要适应时代发展要求，又必须立足农村实际。
1.4中国农村人口问题实质上就是中国可持续发展问题的表现
由上述分析可以发现中国的农村人口问题折射在农业、农村问题上，最终形成“三农”问题。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已经成为共识，在一个农村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国家，只有不断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实现农村的现代化，才有可能壮大城市化的基础，从而实现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所以“三农问题”已成为当前中国可持续发展首要解决的问题，而解决“三农问题”又必须从农村人口入手抓起来。故本文认为“中国农村人口问题实质上就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不解决以农村人口问题为核心的三农问题，就谈不上中国的可持续发展”。
2中国农村人口问题破解途径的思考
解决中国农村人口问题就是转变我国农村的生存方式的问题，而关键或突破口就在于转变农村的生产方式。
要使我国农业生产进入一个较高的水平和境界，首要的条件是有一大批熟悉市场经济规则、掌握一定的生产技术、了解信息、精通管理、善与于经营，并且能够随着形势、条件的改变及时变换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组合方式的人进入农业生产领域。这类人基本上不是原来的农村人口，而是城市中有志于在农业生产领域中干一番事业的能人。从表面上看来，鼓励城市能人进农村似乎是与帮助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市是相反的举措。其实这是完全一致的，“意欲取之，必先与之”，城市能人进农村将有助于提高农民的素质，有利于尽快提高农业生产率，从而可以使农村出现更多的剩余劳动力，这些剩余劳动力有更强的转移到城市就业的能力，因而也更加有助于农村的现代化与城乡的协调发展。
然而，目前我国社会中还存在着很多不利于这批人进入农村的障碍。也就是说，农村人口进城市有很高的门槛，城里“能人”进入农村也存在着许多很高的“门槛”。诸如户籍制度问题、土地经营权问题、生产贷款问题、社会保障问题等等，这种种障碍都不利于城市“能人”的进入，为了克服这些障碍，我们提出以下建议。
（1）打通一、二、三产，大力发展“龙头＋基地＋农户”的新型农村经济合作组织（注：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03》）。农村经济难以得到迅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农村中第一产业、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之间的人为分割，而“龙头＋基地＋农户”的农业生产组织则可以打通一、二、三产，使得原来分别从事农产品的生产、加工、销售与售后服务的各企业与农户联合起来，形成一个一体化的企业利益主体，使它们成为同一个企业内部的不同生产部门或生产车间。而他们如果分属于不同的利益主体，就必然会因交易成本的增加和市场风险而降低总效益，且使它们之间的分配不合理；这就必然会使它们各自承担市场风险而难以追求规模效益。打通一、二、三产不但可以提高社会总效益，而且可以增加农民在盈利中的分成，提高农民的收入；不但可以根据市场信息合理配置生产链上各个环节的资源，从而减少生产的盲目性、增加效益、降低风险，而且还可以将分散在农村中的农户组织起来，实行规模经营。特别是，这种农业生产组织模式能有效地克服土地经营权难以流转的障碍。
（2）制定有利于“三流转”的制度与政策，大力扶持新型农村经济合作组织。“三流转”是指人（人力、人才）、财（资金）、物（土地、生产装备）的流转。[4]由上文所述可见如果农民不被组织起来，农村就不可能走上现代化的生产轨道、农民在市场中的竞争能力就不可能得到加强。而农民能够被组织起来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土地的经营权能够流转，因为土地经营权的流转才能使农业生产逐渐形成规模化，也才可能创造出吸引“能人”进入农村创业的条件。另外，城市“能人”进入农村创业还需要一定资金的支持，对于农业生产这种生产周期较长的产业，无疑需要更大的资金投入。如果城市里的人员、资金、技术、信息不能持续不断地流入农村，农村的发展就将旷日持久，城市化与现代化也将遥遥无期。因此制定有利于“三流转”的制度与政策，大力扶持新型农村经济合作组织是解决中国农村人口问题的一个重要举措。
（3）注意建设小城镇，夯实新型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发展的载体。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发展小城镇是带动农业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大战略”。发展小城镇其实就是要发挥小城镇的辐射功能，把大量的生活资料、工业原料聚集在一起，将城市的技术、信息等生产要素流入农村，对农产品进行深加工，彻底改变农村的生产方式。离开了这一点，小城镇、乡镇企业也就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了。
小城镇作为新型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发展的空间载体，其建设至少应该包括以下两方面的功能，一是如通讯、交通、电力、供水、房产、教育、医疗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二是为当地农产品深加工业的发展提供诸如产品的价格、技术、供给与需求的变化信息，以及物业管理等服务功能的建设。功能日趋完善的小城镇将通过提升乡镇企业的规模化，来吸引城市科技人员向小城镇流动，为农村经济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为了促进这些“能人”向小城镇的有序流动，还必须对小城镇中的财政、社会保障、户籍制度、劳动人事制度等进行精心设计和安排，并通过贷款、用地、税收等优惠政策与奖励，使“能人”能在小城镇中得到更为宽松的环境与发展空间，使农民的文化、科技素质得以提高，为城市化打下坚实的基础。
总之，解决中国农村人口问题必须从转变农村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与社会组织方式入手，逐步消除城乡生存方式上的差异。我们以为解决中国农村人口问题的手段必须通过统筹，实现共赢，以达到和谐。“共赢”是指人口生产、物质生产、环境生产的共赢，社会、经济、环境的效益共赢，政府、企业、公众的利益共赢，“共赢”是处理一切问题的准则。“和谐”则包括人与自然的和谐、个人与集体（社会）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这既是解决农村人口问题所要达到的目标，更是各种行政管理手段整合的准则。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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