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文化是由人类创造的，不同民族的文化是其民族生活的式样。例如我们吃饭用筷子，西方用刀叉；又如，我们的文字是方块宇，西方（例如英文、拉丁文）是用字母拼音写成。我们的建筑有许多是大屋顶，西方的建筑有哥德式的或巴洛克式的等等。这些不同文化的传统都是在历史上逐渐形成的。

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不同民族的文化，有的文化消失了，有的文化保存着，有的文化在改变着其形态。既然一种民族文化形成了，其特有的传统就有其特殊的价值。中国儒家文化有它的为其他文化不可代替的价值。西方的基督教文化同样有它的为其他文化不可代替的价值。因此，我们就有责任来保护这些对人类社会有价值的各种文化，对有的文化说甚至是带有抢救的性质。这是基于我们有一个信念，人类生活在有着丰富多彩的文化环境中，比生活在单一的文化环境中更美好。因此，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的保护与抢救”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我们把文化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具有物质形态的文化（例如建筑、青铜器等等），另一类是口头的和非物质形态的文化（如民间口头创作）。《诗经》中的《国风》原来也是民间口头创作，但后来用文字把它记录下来，而原来的口头吟诵则没有能保存下来。从这点看，保存口头的或非物质形态的文化比保存物质形态的文化更困难，需要我们更加重视，因而也就更加带有抢救的意义。当然，我这里不是说物质形态文化的保护不重要，只是说这两种不同形态的文化在保护上，哪一种更困难。为什么呢？我想，物质形态文化之所以较易保存，因为它是由死的物质载体得以保存的，而口头的和非物质形态的文化之所以不大容易保存，因为它的载体往往是和活的人分不开的。

对于文化的保护和创新可能有着一种辩证关系：对于音乐、戏剧、舞蹈等，我完全是外行。但我想，像音乐、戏剧、舞蹈等等文化遗产和哲学等文化遗产在保存的问题上，也许有共同之处。从哲学上说，把古代典籍原封不动地用高科技手段保护起来，是完全必要的，因为我们的古代典籍丧失太多（如《永乐大典》），但仅仅原封不动的保存下来，而不加以现代诠释，给它以新的解释，哲学就没有发展，特别是在全球化的浪潮中，是不能发挥作用的，甚至会淘汰。例如梅尔科(Melko)在他考察许多文献之后得出结论，他认为：在人类历史上至少有12个主要文明，其中7个已不复存在（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埃及文明、克里特文明、古典文明、拜占庭文明、中美洲文明、安弟斯文明），5个仍然存在（中国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和西方文明）。已不复存在的这7种文明，其不复存在的原因可能是非常复杂的，但不能创新不能不说是重要原因之一。从历史上看，中国哲学正因为吸收了印度佛教哲学而有长足的发展，在今天我们必须自觉的吸收西方哲学才能使中国哲学再次走上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中国哲学只有在创新中才可以更好的保存。我想以昆曲为例，昆曲为什么真正能欣赏的人不多，除了与广大的老百姓受到文化水平的限制有关外，也许没有更加注意在创新中保护有关。例如叶小刚教授用交响乐配昆曲演唱；我听说很多昆曲爱好者认为这简直是胡闹，但我认为很有意义；我们中国内地的各种戏曲，所用的乐器许多都不是原来我们汉族地区的，而现在我们已习以为常的应用在中国的各种剧种中了。这种创新的形式可能失败，但也可能获得意想不到的成功。当然，一些传统的优秀剧目作为长期的保留剧目无疑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是昆曲的根基，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旧剧目的很好保存和抢救，也就不可能有创新，这可能是一种辩证关系。

在文化的发展中也许还有一种现象可以注意，有些文学艺术的创作形式，可能有一个高峰期，过了这个高峰期，以后的后继者是很难超过的，例唐诗、宋词，现在（包括今后）用旧体诗、词形式创作的作品大概很难超过唐、宋。昆曲是不是也是这样呢？如果说它已经过了高峰期，那么也许保护和抢救的意义更大于创新。但一般的说，一种文化形式是要在创新中才能得到更好的保护，对此我们应有个文化上的自觉，所谓“文化的自觉”也就是说要对自身文化的来源和历史发展以及其特点（包括优点和缺点）及其发展趋势等等作自觉的认真的思考；在哲学上是这样，我想，像昆曲这样的艺术也许也是这样。我们要使中国老百姓能欣赏它，甚至应该让世界其他民族也欣赏它，那么我们对它应有一自觉的认识，看看如何在发展中使其得到更好的保护，否则它很难有强大的生命力。我对昆曲是个外行，说了许多外行话，这点请大家谅解，但是愿意提高对昆曲、特别是对传统的昆曲保留剧目的欣赏水平，同时也等待着昆曲的创新，等待着昆曲的走向世界，像人们欣赏西方的交响乐一样来欣赏昆曲。

(摘自作者在“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抢救与保护国际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