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一介:内圣外王之道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895 次 更新时间:2008-12-08 11:3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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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一介 (进入专栏)  

  或者说是一追求“真”的人生境界吧!“六十而耳顺”,照朱熹解释说:“声通于心,无所违逆,知之之至,不思而得。”我们可以把“知之之至”解释为超于“知天命”的,它是一种“不思而得”的境界。这种“不思而得”的境界大概就是一种直观的审美的境界,超于经验的直觉意象,因此它是属于“美”的境界。我们知道孔子在音乐上有很高的修养,他“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这真是“不思而得”的极高审美境界了。孔子对他所达到的这种境界说:“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想不到听“韶”乐竟能达到这样美妙的境地。“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朱熹注说:“矩,法度之器,所以为方者也。随其心之所欲而自不过于法度,安而行之,不勉而中。”一切所作所为都是自自然然、自由自在,没有一点勉强而都完全合乎“天道”之要求。我看,这无疑是“至善”的境界了。孔子一生中所追求的就是真、善、美合一的人生最高境界,这正如他所说的:“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了。到了“乐之者”的境界就是完全实现了“超凡入圣”的“天人合一”境界了。我们说儒家追求的人生境界或者“圣人”观还可以从孔子另外的颧导到证明,《论语•宪问》中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苟子解释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君子之学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学也,为禽犊。”(《解蔽》,杨惊注:禽犊,馈献之物)《论语集注》:“程子曰:为己欲得之于己也,为人欲见知于人也。”“为人之学”只是为了摆摆样子,做给别人看;而“为己之学”才是真正为提高自我的道德学问而达到理想人生的境界之路。“为己之学”全靠自己,它不受外界之影响,如颜回然。所以孔子说:“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境界有高低,它全靠自己的努力,所以它是主观上的。孔子曾说:“君子之道,我不能焉,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子贡说:“夫子自道也。”孔子这里所谓的“仁”、“智”、“勇”都是可以由自己努力去追求的,所以它是一种人生境界,而且是一种极高的人生境界,圣人的境界。冯友兰在他的《新原人》中把人生的境界分为四种:即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这种对人生境界的分法是否合理,姑且不论,但他对“境界”的解说颇为可取,冯先生说:“人对宇宙人生的觉解的程度,可有不同。因此,宇宙人生,对人的意义,亦有所不同。人对宇宙人生的某种程度上所有的觉解,因此,宇宙人生对于人所有的某种不同的意义,即构成人所有的某种境界。”“世界是同此世界,人生是同此人生,但其对于个人的意义,则可有不同。”这就是说,所谓“境界”就是人对宇宙人生的一种觉悟和了解,这当然是从人的主观上说的,它只关乎个人的道德学问的修养。中国哲学的大师们从他们主观上说往往都是在追求着一种极高的境界,孔孟是这样,老庄也是这样(例如老子的“同于道”,庄子的“天地与我为一”等等);王弼、郭象是这样,程朱陆王也是这样。宋儒张载的《西铭》之所以受到历代学者重视和普遍赞誉,我认为它的价值主要是他这篇文章的开头和结尾儿句:“民,吾问胞;物,吾与也”,“存,吾顺世;没,吾宁也”。“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是他主观上的追求;“存,吾顺世;没,吾宁也”则表现了他个人的高尚人格。至于他的《西铭)中的那些“治世”理想不是脱离实际的空想,就是没有多少根据的论断。

  个人的道德学问和社会的理想、政治的事务虽说不是完全无关系,但它们毕竟是两个问题。如果把“内圣外王之道”了解为,一个道德高尚、学识渊博的人,在适当的客观条件下更可以实现其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并努力去实现其理想,这也许是有意义的。但是,从现代社会看也没有必要都去“学而优则仕,”有道德有学问的人也可以不问世事而一心“为学术而学术,”“为艺术而艺术”,不必都趋向中心,也可以走向边缘,而作“边缘人”。因此,“内圣”(道德学问)可以与“外王”(事功)结合,但也可以不结含,也就是说,“内圣”不必“外王”,“内圣外王之道”只有非常有限的意义,它不应也不可能作为今日“中国哲学之精神”。

  如果我们从传统的一般意上上来了解“内圣外王之道”在理论上的弊病,那就更为明显了。《大学》把修、齐、治、平归结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作为一种政治哲学理论那就十分有害了。因为“身”之修是由个人的努力可提高其道德学问的境界,而国之治、天下之太平,那就不仅仅是靠个人的道德学问了。盖因国家、天下之事不是由什么个人的“修身”可解决的。如果企图靠个人的道德修养解决一切社会政治问题,那么无疑必、将走上泛道德主义的歧途。

  人类社会是一个复杂的统一体,它至少要由三个方面共同运作才可以维持,即经济、政治和道德(当然还有其他方面,现暂不论)。在一个社会中,这三个方面虽然有联系,但它们绝不是一回事,没有从属关系,故不能混同,要求用道德解决一切问题,包揽一切,那么不仅仅经济、政治等社会功能要受到破坏,而且道德自身也将不能起它应起的作用。由于中国传统哲学把“内圣外王之道”作为一种追求目标,因此就造成了道德政治化和政治道德化。前者使道德屈从于政治,后者使道德美化了政治,从而不仅使道德沦丧,而且使政治败坏。在中国历史上造成了“道统”(学统)成为“治统”(政统)的附庸,使圣学失去了应有的光彩,使道德失去了作为社会良心的地位。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儒家所塑造的那样的“圣王”,所出现的大都是有了帝王之位而自居为“圣王”的“王圣”,或者为其臣下所吹捧起来的假“圣王”。我们难道没有看到,在中国古往今来的社会中,有不少占有最高统治地位的“帝王”,他们自以为是“圣王”,别人也吹捧他为“圣王”,而使中国社会几乎沦于崩溃的边缘吗?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正是由于孔子或荀子没有成为“帝王”,这样才使中国历史上有他们这样伟大的“哲王”。照我看,帝王不宜也不可能当圣人,因此根本不可能有“圣王”。当了帝王,那么我们就没有“哲王,”从而也就没有哲学了。所以,道德教化与政治法律虽有某种联系,但它们毕竟是维系社会的两套,不能用一套代替另外一套。因此,“王圣”(以有王位而自居为圣人,或别人推尊之为圣人)是不可取的,“圣王”也是做不到的,“内圣外王之道”作为一种政治哲学理论也就不是什么完满的理论,它不仅在中国历史上起过消极作用,而且它更加不能适应现代的社会政治生活发展的要求。

  中国哲学理论体系中“普遍和谐观念”,可以说是中国传统哲学的宇宙人生论,“内在超越问题”可以说是它的境界修养论;“内圣外王之道”可以说是它的政治教化论。中国传统哲学的这套理论,无疑曾对人类文化作出过重要贡献,它作为一不间断延续了几千年的文化传统也必将对今后人类的文化作出其应有的贡献。如果要使它对人类文化继续起积极的作用,我认为,一方面我们应适应现代化的要求,未使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今的全球意识观照下得到发展;另一方面,我们也应看到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一种哲学体系所存在的缺陷,并充分吸收其他国家、民族文化的长处,使中国文化更加完善。但是,我们也必须注意到,任何哲学体系都会存在一些它自身不能解决的问颗,而且应视这为正常的现象。因此,我们不能希望有一种哲学体系一劳永逸地把所有宇宙人生的问题都解决。如果哪一哲学体系自认为它可以解决一切宇宙人生的问题,那么我想,这种哲学很可能一个问题也解决不了,它很可能是一种极为荒唐无意义的咒语。以上我对中国传统哲学的哲学思考,我也只是认为它是一条思考的路子,它绝不是唯一的路子,也不一定是较好的路子。不过如果我们能从多条路子来思考中国传统哲学的价值和存在的问题,总是一件有益的事。

  

  (原载《在非有非无之间》,台湾正中书局1995年9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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