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曾赞誉波兰人民是“欧洲不死的勇士”，连华沙的美人鱼雕塑也是一手拿剑一手拿盾，与丹麦著名的哥本哈根美人鱼温顺的形象不同。
对宗教热而不狂，信仰与理性兼容、宗教热情与宗教宽容并重，是波兰民族的传统。波兰人尊重教会，但反对政教合一；没有“信仰真空”，但不会扼杀世俗理性。
马恩论波兰：“东欧民主的策源地”
1918年11月11日，波兰俄、德、奥属地区合并，成立独立的波兰共和国，红白两色国旗在华沙古城广场升起，亡国123年的波兰正式复国了。自此11月11日独立日与5月3日宪法日并列为波兰国庆节。1939年波兰遭到纳粹德国和斯大林苏联的“第四次瓜分”再度亡国。1945年波兰光复后依附苏联成为“大家庭”成员，国庆节也换成苏军解放日。直到1989年波兰“剧变”后才又恢复了原来的传统。到今年恰恰是波兰独立90周年大庆。
现在的波兰很少为国人所关心。有人说：在世界越来越清晰的时候，东欧在我们面前却越来越模糊了。除了“剧变”之初的负面报道外，我们媒体近来频频报道的主要是波兰、捷克等“新欧洲”国家如何比“老欧洲”更亲美反俄，基调也是负面的。基于今天的意识形态与国际政治背景，这并不难理解。
然而如果我们透视历史的纵深，就会发现今天有人非议的这种状态在波兰已经有200多年历史。而当年在“老欧洲”，对波兰人这种态度最为赞赏的思想家不是别人，就是我们的意识形态祖师马克思与恩格斯。马、恩在当时世界各国中最反感的就是专制的沙皇俄国，经常张口闭口“俄国佬”。而在尚无“社会主义国家”（我们不知道马、恩泉下有知，对后来的苏联会怎么看）的当时，对于“资本主义”各国他们最欣赏的（至少是批评最少、赞扬最多的）国家就是美国。我们都知道马克思曾如何热情洋溢地祝贺林肯当选，称这位美国总统为“工人阶级的优秀儿子”，在痛斥欧洲一些工人运动人物与当局合作的同时，马、恩却支持他们的密友、第一国际美国支部创建者魏德迈加入美军，直至成为林肯麾下的圣路易斯军区司令。
同样很自然地，在欧洲各国中，马、恩对波兰的支持与赞赏也是最热情的，并与他们对沙俄的反感形成极为鲜明的对比。恩格斯曾称赞波兰是“东欧民主的策源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422页），说波兰人到处传播民主，是“唯一的一个过去和现在都一直以全世界的革命战士身份进行战斗的民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633页）。马克思更在纪念波兰抗俄起义的专文中高度赞誉波兰人民是“欧洲不死的勇士”，称赞波兰人历史上对蒙古人、奥斯曼帝国与沙俄的抵抗拯救了欧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225页）。“欧洲的人民群众在他们能够自由呼吸的时刻记起了波兰对他们的恩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631页）
另一方面，马、恩都多次批评“旧欧洲”列强对俄国实行迁就与绥靖政策、没有对波兰人的抗俄斗争给予应有的支持。1866年马克思为第一国际临时中央委员会写的“就若干问题给代表的指示”中强调通过帮助“民主波兰”复国的途径来“消灭俄国在欧洲的影响的必要性”。“民主波兰的存在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必要了。没有民主波兰，德国就一定会变成神圣同盟的前哨；有了民主波兰，德国就会同共和制的法国进行合作。在这个重要的欧洲问题没有解决以前，工人运动总会遇到障碍，遭受失败，发展也将延缓。”（《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222页）他还强调：“对欧洲来说只能有一种选择：要么是以俄国佬为首的亚细亚的野蛮势力像雪崩一样压到它的头上；要么它就应当恢复波兰，从而以2000万英雄为屏障把自己和亚洲隔开，以便赢得时间来完成本身的社会改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229页）
他们为什么这样赞赏波兰？波兰的独立之路为什么这么坎坷？“民主波兰”为什么这么重要？让我们从头说起。
“贵族民主”：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去年的《大国崛起》电视片使英国中世纪贵族限制王权的“大宪章”作为近代英国宪政的源头活水而广为人知。应该说，欧洲宪政的确与贵族政治的传统有关，但贵族政治本身对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又构成障碍，而贵族强大往往以农奴制依附关系的存在为基础，这种关系也不是近代文明所能认可的。都铎王朝时期在“市民与王权”联盟的基础上克服贵族政治的弊病（其实也就是在某种意义上破坏“大宪章”）对英国后来宪政之路的影响，并不亚于“大宪章”本身。可以说，没有贵族对王权的制约，英国就会变成拜占庭式的“东方专制帝国”，但不克服贵族政治的涣散，英国也不可能走出中世纪。
波兰贵族享受着当时任何欧洲国家都比不上的广泛的民主自由权。15世纪贵族就首先使用波兰文的“共和国”（Rzeczpospolita）来给自己的政体定型。贵族议会的权力高于一切，不经议会同意国王不能增加税收、不能动用军队、不能批准法律。到雅盖沃王朝结束时贵族政治更进一步发展为“自由选王”制和“协商一致”原则，国王不能世袭继承，王族血统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国王是由贵族会议选举产生，议会分上下两院，而小贵族组成的下院权力更大。这是欧洲最早的两院制“贵族民主”政体。在这一体制下原则上每个波兰贵族都有当选国王的可能，但是由于彼此差不多的人之间不容易摆平，所以反而波兰国王是从邻国的王族中产生的较多，这个时代法国王子、瑞典王子、特兰西瓦尼亚大公等等都当选过波兰国王（欧洲当时尚无“民族国家”概念，“外国人”当国王在各国都是见怪不怪的）。
贵族议会初时在限制王权、规定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关系、尊重公民权利、发展市民文化、促使城市自治、繁荣社会经济方面有积极的影响。1364年成立的雅盖沃大学是中欧的第一所大学，哥白尼推翻“地心说”的《天体运行论》也是在那个时代产生。而在波兰成长为中欧文化重镇的同时，她的国力也一度强盛。当时波兰贵族主要是能征善战的小贵族，他们人数多达人口的10%-20%（可以比较：同时期的俄国贵族仅占人口的1%），不易形成寡头，多数决定就能形成决策，因此行动能力较强。15世纪时波兰已成为中欧强国。与立陶宛合并后的雅盖沃王朝一度统治着包括今天白俄罗斯、乌克兰大部、匈牙利、捷克乃至罗马尼亚的特兰西瓦尼亚和斯洛文尼亚等地的庞大地区，在北方于1410年坦宁堡之役打败条顿骑士团，1525年迫使骑士团归附为受波兰册封的世俗领地普鲁士。在东方于1514年奥尔沙之役打败莫斯科大公国，以后还一度进军莫斯科，先后扶植两个“伪沙皇”建立依附波兰的政权。众所周知，后来由普鲁士统一起来的德国和由莫斯科大公国发展起来的沙皇俄国成为波兰的两大克星，但曾几何时，当初这两者都曾俯首称臣，成为波兰的附庸。
但是“贵族民主”后来就走向没落。首先是连年征战导致小贵族衰落，大贵族兴起，他们成为互不相让的寡头，多数决定的民主制蜕变为我行我素的“自由否决权”制，任何决定非经“协商一致”不能作出，议会里每个代表都有否决权。这种“一票否决”的后果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在各有外来势力背景的贵族中取得绝对一致几乎不可能，于是任何议案的生效都难乎其难。1652-1707年的半个世纪中波兰议会召开过55次，其中就有48次一个议案也没有通过。加上自由选王制下当选者多是外来者，1572-1795年的200多年里的11个国王有7个是外国人。这些外来因素使邻国纷纷插手波兰政务，导致波兰中央政权衰弱，贵族割据，政治混乱不堪，国势也江河日下。
一般来说，“贵族民主”衰落后的出路不外乎两个：一是建立专制独裁，二是结束贵族政治变成近代的宪政民主。很多国家，包括“大宪章”与近代宪政之间的英国都曾经过一个王权强大的专制主义（现在一般叫“绝对主义”）阶段，它先结束了贵族政治，然后才是市民战胜王权建立近代民主。波兰其实也有这样一个阶段，然而它却是以波兰亡国的形式出现的。波兰人似乎比英国人更强烈地喜欢民主自由，她自己内部并没有形成君主独裁的气候。而是周边的三个君主国———奥匈帝国、德意志帝国、尤其是最为专制的沙皇俄国灭亡了贵族的波兰。
而波兰人从此就把两种斗争———反抗外来专制、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和对内改变贵族传统、建立近代民主的斗争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可以说，直到1989年的剧变，这“二合一”的斗争一直是波兰历史的主线。
《五·三宪法》：抗俄斗争与民主改革的结合
波兰在东欧具有特殊的地理位置，一方面它是俄罗斯的西邻，历来被后者视为它面向欧洲的屏障，对俄罗斯来说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另一方面波兰作为中世纪大国长期与俄罗斯处于敌对状态。一些俄国人认为他们自摆脱蒙古人自立以来遇到过三大外敌：波兰人、法国人和德国人。其中德国希特勒逼近过莫斯科，法国拿破仑短暂占领过莫斯科，但只有波兰人不但曾占领莫斯科，还扶植过傀儡政权。今天红场上最著名的铜像就是米宁和波扎尔斯基两位抗波英雄的。但17世纪中叶以后，俄转强而波势衰，俄国转而西侵。1654年俄国沙皇以哥萨克首领赫梅尔尼茨基请求为由，把原属波兰的德聂伯河东岸8万平方公里的乌克兰领土并入俄国，此后俄国军队就没有离开过波兰。从18世纪末起更在一百多年里与日耳曼列强连续四次瓜分波兰，致使波俄两国人民间形成长达数百年的民族仇恨。
俄国一方面把沙皇专制强加于波兰，另一方面极力保持波兰人内部一盘散沙的贵族传统以便其渔利。因此在波兰亡国前就不断干涉波兰事务并阻挠其改革。1764年波兰举行新国王选举，俄国女王叶卡特琳娜二世便要求：新国王“必须是对俄国有利的人”，最后施压使叶卡特琳娜的情夫斯塔尼斯瓦夫·博尼亚托夫斯基当选。当时波兰议会准备通过限制“自由否决权”法律，也遭到俄国的阻挠。1772年，俄国在镇压了波兰农民起义后与普鲁士、奥地利在彼得堡签署瓜分波兰条约，使波兰丢掉了1/3的领土（21.1万平方公里），这期间波兰的贵族和知识界痛定思痛，经过四年艰苦的议会辩论（史称“四年议会”），终于在1791年5月3日通过了《五·三宪法》，在建立近代民主宪政的进程中取得了关键性的突破。
210多年前出现的《五·三宪法》的精神即便在今天仍然有生命力。它废除了外国人担任国王的传统；改“自由否决制”为“多数表决制”，实行三权分立；废除贵族特权，实行“市民参政权”；废除农奴制，改行“自由农民”制；并提出让农民也享有各种“受到国家保障的权利”。用恩格斯的说法，在“贵族民主”的废墟上波兰人要建立“农民民主制”，而沙皇要建立专制独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408页）。《五·三宪法》还宣布，天主教虽为国教，但与宗教宽容精神并行不悖。全体公民是“民族独立自由的捍卫者”，在国家受到侵犯的时候“任何阶层都可以拥有军队”。在18世纪末世界史上的“宪政突破”中，这部宪法具有很高的地位。现在不少学者都把1791年的波兰宪法、法国的“人权宣言”和美国宪法视为近代民主法治的三大开山之作。
但《五·三宪法》的通过却引起了专制邻国的强烈反对。1792年，俄国伙同普鲁士以波兰帮助“法国革命的雅各宾党人”为借口出兵波兰，对波兰进行第二次瓜分，《五·三宪法》被废除，“四年议会”的决议被取消。1793年波兰议会在俄国军队的刺刀下召开了最后一次会议，整个会议无一人发言，气氛悲愤，成为史上著名的“无声议会”。波兰至此只剩下20多万平方公里，400万人口。面对危难中的祖国，曾参加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革命的科希秋什科秘密潜回克拉科夫组织了一场全国性的起义，史称“科希秋什科起义”。起义军以教堂作为据点，靠变卖教会的银器为经费，起义最后被俄普联军共同镇压。1795年波兰第三次被瓜分，国家彻底灭亡，地图上已不存在波兰了。
1815年俄国在反法战争胜利以后，成为欧洲专制势力镇压民主浪潮的“神圣同盟”的盟主。俄国把原来的普、奥两国控制的占领区攫为己有，建立了一个由沙皇任国王的“华沙大公国”。波兰反对占领者的斗争实际上主要就是抗俄斗争。1830年华沙发生起义，5万人的波兰起义军与12万人的俄国正规军殊死拼搏。1864年俄国成立“波兰王国事务委员会”，其旨意是要抹煞掉一切有关“波兰”的记忆，比如禁止波兰人讲波兰语，禁止学校讲授波兰历史，当时唯一可以公开使用波兰语的是教堂，所以教会成为波兰人心目中的“地下政府”和精神依托。1863年在教会的策划下，波兰民众以在教堂内用波兰语祈祷和高唱波兰圣歌来反对俄国的奴化政策，从而开始了波兰亡国期间最大一次抗俄起义，即1863-1864年起义的高潮。这些起义虽然最后都以失败告终，但是有力地支持了欧洲民主潮流。所以才有了卢格的著名说法：民主在波兰的失败换来它在欧洲的胜利。
“全欧洲自由的传播者”：波兰的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
波兰民族有许多鲜明的特点。她酷爱自由，在整个亡国期间前赴后继一次次发动起义，不愧为“欧洲不死的勇士”。复国后头一仗就是苏波战争，内战中所向披靡的苏联红军在华沙城下遭到唯一一次大败。在惨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波兰是牺牲人口比例最高、流血最多的国家，战前的1938年波兰的人口是3500万，二战中死亡22%（600多万）。而且波兰人的抵抗不是拿老百姓做炮灰，而是精英率先赴难。二战中波兰教会神职人员死亡三分之一，知识分子死亡38%，都明显超过一般居民的死亡率。著名的雅盖沃大学甚至全体教师都被德国人杀害。人口仅有中国1/18的波兰，牺牲人口几乎达到中国的1/3，一直到1970年代波兰人口才恢复到战前的水平。
波兰在整个沦陷时期一直由德军控制，没有出现伪政府、更没有伪军，甚至德军设在华沙的总督府也不敢雇用波籍雇员。面对二战中出了150万“伪军”的苏联，波兰人骄傲地说：“我们没有波奸，更没有‘解放军’（按：由苏军降将弗拉索夫上将率领的最大一支俄国伪军名为‘俄罗斯解放军’）”。就连华沙的美人鱼塑像也与丹麦著名的哥本哈根美人鱼温顺的形象不同，是一个一手拿剑一手拿盾的美人鱼，一副大义凛然保卫民族独立的写照。作为老对头的俄国人深知这个民族性格刚烈，苏联时期因此也让她三分，苏联与南斯拉夫闹翻后在东欧各国掀起大“肃反”，杀了几十万的“铁托同党”，但在波兰基本没有下手。1956年波兰的波兹南事件本是当时东欧自由之风的始作俑者，后来的匈牙利事件起初就是为声援波兰人而发动的，但是苏联在匈牙利出动大军大开杀戒，对波兰最初也想出兵，后来却在波兰人的强烈反应下止步，改而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波兰民族的自尊自立精神确实令人钦佩。
然而另一方面，波兰人又是十分突出的世界主义者。今天的世界语就是波兰人柴门赫夫创造的，它虽然未能在世界上成功推广，但“世界主义”的精神影响很大。波兰文化十分开放，天主教来自西方就不用说了。在文化传统上，法国对波兰的影响甚至大于俄德奥三个宗主国，无论宗教还是民主理念，波兰均类似法国，二战前她在欧洲一直有“斯拉夫人的法兰西”之称。波兰近代的几个最著名的文化精英，如肖邦和居里夫人等都与法国有不解之缘。如果说波兰精英特别亲法，那么一般波兰民众对美国更有好感。由于历史原因，波兰左中右都亲美，在美国有300万波侨，1000万美国人有波兰血统。
18世纪末波兰走向亡国，同时世界却迈向民主。在此过程中大批波兰人抗争失败后漂流四方，因失去祖国成为“世界公民”，造就了一大批民族英雄。他们认为波兰的自由只有在人类自由的背景下才能实现，因而摒弃孤立主义眼界，到处打抱不平，为超国界的“人类正义”、也为波兰的“独立和民主”浴血奋战世界各地，成为卢格所说的“全欧洲自由的传播者”和马克思所说的“唯一为世界革命而战斗的民族”。可以说，哪里有革命，哪里就有波兰人。
K·普瓦斯基和T·科希秋什科，两人都有“两个大陆的英雄”之称。普瓦斯基是1768年波兰抗俄起义领袖，抗俄失败后到北美参加独立战争，又成为美国革命的英雄。他于1777年成为美军骑兵司令，又深入英军后方组织“普瓦斯基军团”开展游击战，1779年阵亡后，华盛顿为他撰写了碑文。科希秋什科则是先率领波兰志愿者在美国革命中一举成名，然后回到波兰，领导了1794年抗俄起义。
法国革命与拿破仑战争中，大批波兰志士组成“波兰军团”为保卫革命法国而战，他们军装的袖口上写着“普天下自由的人们是兄弟”，体现了强烈的世界主义理想。“波兰军团战歌”在剧变前后一直都是波兰国歌，前南斯拉夫国歌也是采用它的旋律修改填词而成的，但这首歌却不是在波兰国内创作，而是波兰军团的维比茨基在意大利参加抗奥地利战争时创作的。
波兰人在各国热心于据说是姓“资”的民主运动，也热心于姓“社”的工人运动。波兰人参与了第一国际的建立。1871年有600多波兰志愿者成为巴黎公社的保卫者。曾经参加过俄国民粹派运动的波兰人东布罗夫斯基和符卢波列夫斯基流亡法国，又成为巴黎公社军队的两个主要将领，分别领导西线与南线的防御。东布罗夫斯基阵亡，成为最著名的公社烈士。而符卢波列夫斯基在公社失败后继续成为第一、第二国际的活动家。
亡国后的波兰人还大批卷入了宗主国的反对派运动。俄国的民粹派、德国的社会民主党都有不少波兰人参加。而当时的社会主义具有鲜明的“英特纳雄耐尔”世界主义倾向，因此尤其吸引波兰精英。投身于德国工人运动的波兰人卢森堡、投身于俄国工人运动的拉狄克、捷尔任斯基等人都是代表。
当时俄罗斯帝国境内犹太人、波兰人和格鲁吉亚人是社会主义精英最集中的三个少数民族，在包括布尔什维克在内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上层中，这三个民族的人远比俄罗斯人多。但是耐人寻味的是：随着社会主义运动后来的“俄罗斯化”，这三个民族的革命家几乎都被清洗出局。就波兰人而言，除早死的捷尔任斯基外，不但以共产国际领导人拉狄克、乌克兰共产党创建者柯秀尔、白俄罗斯共产党总书记博古茨基等为代表的一大批波兰族布尔什维克后来都在苏联死于非命，就是复国后在本土从事亲苏共运的波兰共产党，也于1938年莫明其妙地被共产国际说成是“奸细”控制的党并被下令解散。当时波苏关系紧张，该党由于亲苏在国内受到迫害，领导层几乎都流亡在苏联，结果在苏联大肃反时全部被杀。斯大林屠杀流亡苏联的外国共产党人并不稀奇（中共的俞秀松等人就是这样遇难的），但整个党被解散的，只有波共（后来执政的统一工人党是二战末期重建的）。当时整个波共政治局所有成员中只有在国内“反动派”的监狱坐牢的兰普一人活了下来。兰普于世界大战爆发后出狱到苏联，1943年逝世前留下著名的“兰普遗言”：“如果靠苏联红军的刺刀在波兰建立社会主义，那么社会主义在波兰将会被推迟几代人时间。”
总之，民族自尊与普遍价值在波兰人那里显得非常协调。说来也怪，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或曰国际主义）唯独在波兰“共运”中时常扞格。20世纪初波兰共运起源于民族主义色彩较浓的波兰社会党和国际主义传统较浓的波兰与立陶宛王国社会民主党，两党素来就有矛盾。后来由两党各自的左翼合并成立了波兰共产党，这两大传统似乎应该能结合起来了。然而不久就出现了更加血腥的一幕：波兰人把波共视为“共产国际支部”而加以排斥，而苏联人又说他们是“波兰的奸细”而残酷屠杀，真是令人浩叹！
宽容的十字架：波兰的宗教文化与信仰自由
尽管欧洲各国普遍信仰基督教，但波兰生活中的宗教氛围之浓厚仍然极为突出。波兰人口中90%以上是天主教徒，而且其中大多数经常参加宗教活动。教会作用之大、威信之高令人吃惊。神职人员的构成相当年轻则是波兰教会的另一个特点，尤其在基督教各分支中较为“传统”的天主教国家，波兰神父们的年轻化可以说是首屈一指的。
波兰教会的地位有悠久的渊源。历史上天主教是民族之魂，在抗击蒙古、奥斯曼土耳其、瑞典、德国、奥匈帝国与俄国人的历次斗争中，天主教都起了巨大的民族凝聚作用。圣城岑斯特霍瓦的明山大教堂，曾是波兰人抗击瑞典入侵的组织核心。克拉科夫的圣玛丽亚大教堂上，当年抗击蒙古人进犯的报警号角至今还作为一项著名传统仪式而定时吹响。尤其在亡国的123年里，面对信奉东正教的俄国统治者和信奉新教的德国统治者，天主教信仰成为波兰人民族意识的支柱，教会以其在波兰人民中的威望，实际上成为影子政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许多国家（如东欧的克罗地亚与斯洛伐克）的天主教会曾与纳粹占领者合作，但波兰教会始终坚持抵抗立场，大量的教士慷慨赴难，有1/3的神职人员牺牲。他们的鲜血换来了民族的尊敬。
由于教会深得人心，即使在苏联控制下的时期，当局也让她三分。当时波兰统一工人党是东欧共产主义执政党中唯一党纲中不写入无神论、并正式允许教徒入党的。在波党领导的波军中那时仍然设有军中教堂和随军神父，波军总政治部甚至还设有副部长级的总神父（由党员教徒担任）。这在全世界无论是执政的还是反政府的共产党军队中都是绝无仅有的事。
所以波兰人中能出现著名的天主教世界领袖教皇约翰·保罗二世（过去我国往往简称保罗二世，这是不对的。罗马教皇保罗二世在15世纪另有其人），并不是偶然的。他是450年来第一个非意大利籍教皇。他于1978年当选后，曾应邀访问过波兰，当时出现了万人空巷的狂热欢迎场面，但几乎没有警察维持秩序，波兰人传说是当局有意如此，希望发生混乱损害教会声誉。但是几十万欢迎者自觉地维护了现场秩序，据说事后广场上干干净净，连一朵花都没有被践踏。
然而对于近代文明来说尤其可贵的是：波兰一方面是个几乎全民信教、宗教氛围十分浓郁的国家，另一方面又是基督教世界最早确立宗教宽容、信仰自由原则的国家。这也与当时波兰独特的政体有关：1572年国王西格蒙德二世去世，来自欧洲各王室的5个人竞争波兰王位，其中来自法国的安茹公爵亨利呼声最高。但亨利被认为在法国曾参与策划屠杀新教徒的“圣巴托罗缪惨案”，遭到波兰新教徒的抵制。新教贵族在波兰人数很少，但是按当时的“自由否决权”制度，没有他们同意亨利是无法当选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天主教贵族同意与新教贵族达成协议，在选举前的1573年1月28日，全体世俗议员都签署了关于宗教宽容的《华沙公约》。它规定所有波兰贵族都享有宗教自由。后来当选的国王也宣布尊重这一公约。
过去人们往往把中世纪的异端审判仅仅归罪于教会。其实一般情况下教会的权力只能把“异端”革除教门，真正对异端动用刑罚是要世俗权力来干的。中世纪以火刑残害异端的地方通常是世俗王权十分狂热，“异教徒”被宗教法庭革除教门后世俗法庭再判处火刑。而宗教迫害最严重、火刑最泛滥的西班牙，恰恰是世俗王权最强大、教会完全屈服于王权，以至于宗教法官由国王任命、而不是按惯例由罗马教廷任命的结果。波兰的国王既然承认信仰自由，也就不会有这样的事了。1573年《华沙公约》使波兰成为欧洲很少几个既无异端审判、又没有遭到宗教战争蹂躏的国家。而这个时期，宗教迫害的火刑柱在南欧到处竖立，西欧也爆发了一系列“神圣之战”：胡格诺战争、胡斯战争、三十年战争、再洗礼派运动、清教革命……
400多年来，波兰的各种少数派教会在天主教的绝对优势下一直保持着生存与布道的权利。波兰对犹太教的相对宽容（当时欧洲排犹相当普遍，波兰并非完全没有），使她在纳粹占领前长期成为欧洲最大的犹太人聚集地。笔者旅波期间，在赫尔姆参观过东正教堂，在切钦进过新教教堂，它们都正常活动。据说波兰还有喇嘛教的寺庙活动。今天在波兰，宣传无神论、抨击教会的言论不会惹来任何麻烦，尤其是《论坛报》、《今天》等左派报刊经常刊登文章，揭露教会神职人员的奢侈与腐化、反对教育宗教化倾向。我想正是由于有了这种自由，波兰教会尽管影响很大，却仍处在舆论监督下，不可能像路德抨击的中世纪教会那样发生体制性腐化。而这又反过来维护了教会形象与人民的宗教热情。
在自由环境下，人们不可能以标榜信教来谋取权力、获得世俗利益，因而信仰动机比较单纯，也不会因政治气候变化而看风使舵。这种信仰经得起时间考验。同时在现代社会，信仰是个人的事，他人也不能以信仰为由任意干预你的私生活。笔者曾与一位从教堂做弥撒出来的华沙大学女生交谈，她赞成堕胎自由，而天主教会是反对堕胎的。有趣的是，国民如此虔信天主教的波兰，今天却是欧洲堕胎率较高的国家之一。
看到过波兰人欢迎约翰·保罗二世那种热烈场面的中国人几乎都会想起“毛主席接见红卫兵”。但波兰人从不像红卫兵那样狂热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对宗教热而不狂，信仰与理性兼容、宗教热情与宗教宽容并重，是波兰民族的传统。波兰人尊重教会，但反对政教合一；没有“信仰真空”，但不会扼杀世俗理性。在转轨时期，波兰人的宗教信仰为社会伦理规范和精神秩序提供了宝贵资源，而宗教宽容传统又使宗教极端势力与教权主义难成气候，这些都很值得称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