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戊戌年间，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决意变法，首先召见的维新人士就是康有为和张元济。康，张于“百日新政”中过从频繁，多有合作，此后数十年，二人虽各有所务，却仍保持连绵不断的交往，维系这一关系的强韧纽带，便是当年“同沐皇恩，效命新政”的特有情谊。

张元济祖籍浙江海盐，却生长于广东，直至十四岁始归故里。他与康有为有着实际上的同乡关系。张元济小康有为九岁，然而在康中举之前，张即已成为翰林院庶吉士；不过，康伏阙上书、长兴讲学，且倡伪经之说，在士林中巳初具声名。甲午之前，张应广东学政徐花农之邀游粤，得闻康氏其人。二人晤识，则在一八九五年夏秋之际。其时，康发动“公车上书”，随后筹创强学会，矢志维新；张居京官数年，目睹国运衰颓，渴求变革。张本来就是“陶然亭聚会”的热心成员，当康氏藉此聚会谋建团体之时，二人随即结交。显然，张对“南海狂生”在国难关头敢为天下先的胆识钦佩不已，而康对这位通达干练的年轻京官印象颇佳。不久，康有为离京南返，张元济一则通过康氏门人梁启超获读时已毁版的《新学伪经考》一书。这部寓维新主旨于传统学术之中的新奇之作，引发张对今文经学的探究兴趣，他告知好友汪康年：“弟近读公羊，兼习公法，志在必得，断不中止。”此时，元济正热衷西学，攻习英文，却肯于分心研读《公羊春秋》，足见系出于对康氏思想的探源之需。尽管他对康氏为抒己见而任意裁断史籍的做法不以为然，却能深识内中变革主旨，赞成康的维新思路，并付诸实践。

1897年，张元济与几位友人集资自建通艺学堂，招收“京员及官绅子弟”，专授西学，并奏明总理衙门立案，得到允准。严复、黄遵宪、林旭等维新人士予以大力支持，张之洞、王文韶等地方大员亦出资赞助，连李鸿章也向张元济表示：愿予匡扶。可知，张等自创学堂在当时颇具影响。舆论认为，“在北京，继续强学会维新事业的，不是官书局，而是这个通艺学堂”。康广仁、徐勤主持的澳门《知新报》亦称：通艺实乃强学会之绪余。因此，康有为对张元挤愈加重视而引为同道。

是年冬，康有为入京推进变法运动，二人的交往日渐频繁。张曾赴保国会聆听康的演说，虽对其鼓动民心之外尚无具体良策不无忧虑乃至抱怨，但仍视康为变法救亡的“灵魂”。他或独自，或与友人夏曾佑等不时造访米市胡同南海会馆，与寓居于此的康氏筹议变法事宜。这时期张致外地友人的信中提及康时的称谓从“康先生”，到“康公”，进而直呼其名“长素”，从中当可窥见张、康交谊的程度变化。

正是由张元济的办学实绩及其与维新派的洽契，“百日维新”开始后，侍读学士徐致靖将他与康、粱、谭、黄一并保荐给光绪帝，以“参赞新政”。近年有关论著认为，徐氏密荐人才折实由康有为草拟，康急于通过徐暗行自荐，以施展抱负。康、徐素称莫逆，演此出“双簧”并非不可能。然不论怎样，徐氏密折突出反映了张、康当时在政治上的一致性，也促成二人同以六品主事之职特蒙召见，共享咸丰以来四十年未有之“殊遇”。

这次召见在颐和园勤政殿举行，康、张先后入对，只是他们各自与光绪帝对谈的气氛及内容显有不同：康侃侃而谈，纵论变法大计，语涉皇上关心的实质问题，君臣均感相见恨晚；元济与光绪的交谈则平淡得多，彼此一问一答，了无奇处。据张的事后追述，乃“温语虚怀前席意，愧无良药进忠言”。这一对比，除却性情因素外，与二人对皇上所抱期望的轻重有关。康似乎深信“人主有雷霆万钧之力，所施无不披靡”，而元挤对受制于母后且“殊欠刚健”的光绪帝只抱有限的希望。不过，二人均探知光绪帝欲废八股的决心，因而召见后“飞告”梁启超，促其速拟变革科举的奏稿。此后，康被任为总理衙门章京（此乃张已充任两年的现职），特准专折奏事，张则一仍其旧。这便是使维新派深感失望的“南海不能大用，菊生无下文”。

新政期间，张元济和康有为在若干方面有过合作。他们热心倡办的京师大学堂成立后，管学大臣孙家鼐曾先后敦请康、张分任总教习和总办。其间，张就大学堂事商之于康，康列订“四款”：一、预筹巨款；二，即拨官舍；三、精选教习；四、选刻学书。尽管二人由于不同原因，未就大学堂之职，但在“最高学府”草创之际，确曾尽过心力。

随着八股的废止，特别是康有为奏请在京设置十二局后，传统势力群起攻之，“几皆欲得康之肉而食之”。在此情形下，张元济劝康有为离京暂避，返粤兴学，培育新人，以待来日。在他看来，八股既废且允开学堂，已属大收获，应适可而止，不必操之过急。维新人士中，持张这一看法的还有康广仁，他对“志气太锐”的兄长亦曾旦夕苦劝，“言之甚切”。康有为显然已抱定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决心，更无意将业已启幕的变法新政半途中止，因而不可能察纳元济等人的“良言”。不过，《时务报》奏准官办之后，康“以朝避危疑，欲藉此以观进退”，亦曾决意离京赴沪，督办报务。为了“羁縻”控制该报的汪康年，康致电汪，请其相助；同时，又嘱梁启超函请张元济“作函挽留”汪氏。张、汪乃知交，关系非同恒泛，但在汪与康、梁师徒的矛盾中，张大抵取持中调和的态度。汪与梁为《时务报》发生龃龉，张多方劝解；康自作主张，荐人取代与汪有约的在京售报人员，张亦极力息事宁人，化解纠纷。元济希求合力共图维新大计的用心可谓良苦。正因此故，康、梁欲从汪手中顺利接办报务，便要借助张的侧面翊赞。

光绪帝革除礼部六堂官的第二天，张元济便连上封奏，提出了包括“满汉通婚、去发辫、除拜跪”的一系列大胆建议。有的论著对张此举颇为不解，觉得元济既知“回力不远”，上书无谓，何以出此徒劳之言?其实，历史并不完全依形式逻辑推演，某些潜在因素常常突破初期框限。对于变法，张元济虽主张稳健行事，但在光绪帝断然罢免压制新进的礼部堂官，“士气大伸，维新之士争出其所怀，以闻于朝廷”的形势下，他不可能无动于衷。何况，张氏上书与康有为有关。胡思敬《戊戌履霜录》载曰：“七月，李岳瑞请易服色，张元济和之，有为实主其谋”。近年有的研究者甚至认为，张氏之“痛陈本病统筹全局”折系康有为代拟。证诸史实，元济在此问题上并非完全依违于人。康氏《自编年谱》（即《我史》）称：自请开制度局，京内谤言鼎沸，连“张元济请废翰林院、都察院”，亦“皆归之于我”。看来，张元济当年确乎也是一个摇旗呐喊的人。故而，张的上书应是他与康的联手之作。亦因如此，其后，康请开懋勤殿，推荐十名顾问官，张名列其间。当然，张元济没有预闻康、梁、谭等“杀荣围后”的核心密谋，而是居于“外围”。不过，由于他在变法运动中的活跃表现，戊戌政变后，京城误传张与“军机四卿”同被拿问，连他的友人孙宝瑄亦信以为真而载入其《忘山庐日记》中。

“百日维新”被扼杀，张、康同罹党锢，一被革职，一远遁海外。回顾此次变法，张元济与友人一再论及康有为，他认为，康处事为人固非“平正”，其“强世人以就我”的变革主张亦难望成功，然风气之开，端赖斯人！因而，在此后的岁月里，他与康仍时相往来，绵续私谊。光宣之际，清廷欲行立宪，为此，康有为在海外积极推动，张元济在国内亦热心奔走。在此背景下，1910年春，张出国游历，第一站到新加坡，便赴槟榔屿看望卜居于此的康。此时，康去国已十二年之久，其自况：“神伤不敢看时报，花下藤床搔白头”。在他“恻恻睨神州”之际，张的到来，带给他的欢愉可想而知。二人在康寓南兰堂中畅叙离情，纵论时事，康还引张驱车同游当地素负盛名的植物园。张回国后发表于《东方杂志》上的《环游谈荟》记述槟榔屿之行颇详，内载“友人”实即康氏。1914年夏，康有为回国定居上海，适与张元济同居一地，二人不时相聚于新闸路辛家花园康宅。不久，张着手辑印《戊戌六君子遗集》，屡屡向康征集康广仁等人的诗文。康赞赏此举，但因南海故里当年被抄没，文稿散落杂乱，加之忙于政治活动，无暇清理，遂告张暂付阙如，以俟来日。

如所周知，康有为在民国后仍力主“虚君共和”，意欲复辟清室，招致国人诟病。那么，与之时有往还的张元济对此究竟持何态度?康参与“丁已复辟”北上赴京前夕，还邀张到其府上宴饮并观烟花，张对康即将开始的“大动作”是浑然不知，抑或微有所闻?此点关涉张氏社会政治倾向，颇堪探究。揆诸情理，张与康一样，对光绪怀有知遇之恩，后来亦热衷立宪。有的论著认为武昌起义不久，张即与清廷决裂。此说甚牵强，所举张拟编鄂等省革命纪一事不足以揭示其内在政治态度。不妨说，共和后若干年内，目睹纷乱的现实，张的社会政治取向还是比较复杂矛盾的，并非那种非此即彼的派别标识所能概括。只是就感情而言，他与包括康在内的一班“遗老”式人物似更接近。故此，孙中山视其为“保皇余党”，非仅《孙文学说》被商务印书馆拒印而发的激愤之辞。对于康有为拥宣统复辟，张元济后来曾作过评论，认为康等“拳拳于故国故君之意，至可敬，亦可悲也”。看来，张的观念还是颇为“暖昧”的。当然，对于康晚年的一些谬举，张亦有所保留。1917年底，康有为续编《不忍》杂志，撰著《共和平议》，迭求张元济主持的商务印书馆予以代售，张一再婉拒，延宕两年后方勉强应允。至于康氏门人要求商务为孔教会捐款一事，张则执意回绝。

1927年3月，康有为猝然病逝。张元济随即致函梁启超，倾诉哀切之意，内云“南海先生七旬称庆未及一月，遽尔作古。人之云亡，邦国殄瘁，可胜悼惜。”当得知粱拟辑印《康南海遗著》，张极表赞许：“大业宏愿，不胜佩仰。成书之日，敝馆可以效力之处，总不敢卸责也。”可知，张对康这位“故友”颇愿尽后死者之责。此后数十年间，张先后校评《清史稿·康有为传》，存录《康南海藏书书目》，题跋《康长素书札》，并为康门后人所绘《万木草堂图》题字。直到九十高龄，张还向友人叶恭绰函索戊戌年康氏京寓南海会馆七树堂(即“汗漫舫”)的照片，借以凭吊。五十年代初，张元济撰成《追述戊戌政变杂咏》七绝十八首，第一首，即忆述康有为，诗云：“南海讲学开新派，万木森森一草堂．谁识书生能报国，晚清人物数康梁。”这是张元济作为“参加维新运动硕果仅存的当事人”，在岁月流逝半个多世纪之后，对当年朋辈的历史定评。

张元济和康有为均属近代中国不可多得的杰出人物。康可称“霸才”，即所谓“常有六经皆我注脚，群山皆其仆从之概”，故而能够大刀阔斧，开创局面，形成气候。张则感悟敏锐，处事明快，稳健务实，为世人公认为“干才”。康—生基业在思想和政治领域，其高峰即戊戌变法，但诚如曹聚仁所评：“维新人士中，康有为就局限在戊戌那一阶段，一点也没有进步，不仅没有进步，反而开了倒车。”张毕生倾心文化教育，主持商务印书馆后，苦心经营，十数年间得执海内出版业之牛耳，客观上给予社会进步的影响反而远过于康氏后来执意于政治的诸多努力。这便是康、张两人特异处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