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唯:胡适梁启超初晤时间新说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00 次 更新时间:2008-12-04 13:0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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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晓唯 (进入专栏)  

  

  梁启超和胡适,可谓近百年来中国学术和舆论界的两位“骄子”,他们之间的交谊乃至在“墨学”等问题上的论争,一直为后人所津津乐道,以至被视为“五四”时期思想学术新旧嬗变的某种象征。而关于两者初次晤面的时间,长时期以来被认定为1918年11月23日,地点即在天津梁氏“饮冰室”。不过,近期出现新的说法,将该时间延后至1920年春。倘该说成立,则相关的史事就有“重新审视”的必要。

  梁启超年长胡适近二十岁,清末梁氏处于“全盛期”,人们曾不无夸张的描述:当时“在思想界已造成了整个是他的天下”(梁漱溟语)。胡适“功成名就”后作《四十自述》坦承:“我个人受了梁先生无穷的恩惠”,最分明的两点,“第一是他的《新民说》,第二是他的《中国学术思想变迁大势》。”正是缘于梁启超的影响,才播撒下胡适后来做《中国哲学史》的种子。令胡适记忆犹新的是当年梁启超提出的一个革命口号:“破坏亦破坏,不破坏亦破坏!”胡适甚至认为:“梁任公为吾国革命第一大功臣”,国人所以稍知民族思想和世界大势,“皆梁氏之赐”!正因如此,1918年初冬,已任教于北京大学且因倡导白话文而名声鹊起的胡适,借赴津参加南开学校十四周年校庆之机,主动求见梁启超。

  后人用“唯敬唯谨”来形容当时胡适欲见梁启超的心境,颇为准确。胡适首先托请曾任梁氏秘书的徐新六(字振飞)代为先容,随后修书于梁,内称:甚思趋谒先生,“一以慰平生渴思之怀,一以便面承先生关于墨学之教诲,倘蒙赐观所集墨学材料,尤所感谢。适亦知先生近为欧战和议操心,故乞振飞先生代为介绍,拟于二十三日(星期六)上午十一时趋访先生,作二十分钟之谈话,不知先生能许之否?适到津后,当再以电话达尊宅,取进止。”这封信,在梁启超作古后由丁文江、赵丰田编著《梁启超年谱长编初稿》时被收入其中,并加按语谓:是时,“(梁)先生始识胡适之”。该年谱初稿公开印行后,海内外有关梁启超、胡适的传记、年谱等一系列专著均袭用二人初晤于1918年说,几成定论。尽管有的论著也承认:“他们见面的情形如何,不得而知”。显然,梁、胡会面的直接材料尚付之阙如。

  最近,有学者撰文对此“定论”提出了颠覆性论点(见《南开学报》今年第5期朱洪斌文),颇值得关注。该文提及胡适晚年撰写《丁文江的传记》曾忆述:结识丁文江好象是在他随同梁任公赴欧洲考察回来之后,“我认识任公大概也在那个时期。”梁启超自欧洲返国乃是1920年3月间。胡适在此用了“好象”、“大概”之类不确定字眼,显然因时隔太久,无法确定。因此《胡适年谱长编》的作者胡颂平轻忽胡适的说法,而依旧信守《梁谱》收录信札的原说,错过了一个“纠错”的机会。该文作者查阅1918年11月23—25日的天津《大公报》和《益世报》确知:就在胡适约期拜访梁启超前夕,北京政府大总统徐世昌电请梁启超入京商议参加巴黎和会事宜,梁随即覆电同意。梁启超乃当年力主对德断交宣战之人,希图通过此举“因应世界大势而为我国熟筹将来所以自处之途。”欧战结束,中国作为战胜国似乎面临着大转机,更需“熟筹”一番,梁氏急务莫此为大。《益世报》和《大公报》的“车站纪事”显示:“梁启超乘23日午车进京。”而这恰恰与胡适约定拜访梁启超的时间相冲突。极有可能的事实是,梁、胡未能见面。

  该文进一步举证近年出版的《胡适日记全编》(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其中1920年3月21日赫然载曰:午后6时,“宗孟宅饭,初见梁任公,谈。”宗孟,即林长民,乃林徽音之父,曾与梁启超一同出任段祺瑞等内阁的总长,系研究系要员。胡适与林亦是知交,称其为“我的老辈朋友”。此次在林宅“初见”梁启超,似乎证明“1918年梁、胡初晤”只是人们根据胡适信札所作的推断,并未成为事实。此时,梁启超刚刚以半官方身份旁听巴黎和会并考察战后欧洲归来,进京向大总统“述职”。翌日午间,梁启超和胡适又一同应邀出席欧美同学会的宴会,彼此接触渐趋频繁。同年5月上旬,胡适陪同他的老师杜威来津,顺道拜访梁启超于饮冰室,二人论学交谈,已呈现平等的态势。其时,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和新诗《尝试集》正先后面世而风靡海内,他在学术界的地位已得到广泛认同。而梁启超自欧洲返国后,决计舍弃“迷梦般的政治”,回归学术,从事著述,这固然有政坛失意的原因,更与他受到北大开创的思想学术新风气的启迪相关联。他称誉胡适治汉学有正统派遗风(《清代学术概论》),甚而他读罢《尝试集》,“欢喜赞叹得未曾有”,特专函向胡适祝贺。时代转换之际,新旧“骄子”得风气之先的角色易位,实在令后人叹为观止……

  梁启超、胡适初晤时间新说的提出,有可靠的史料作依据,应是信实的,也再次印证了当年胡适提倡“于不疑处有疑”治学路径的可继承性。不过,令人费解的是,丁文江、赵丰田编写《梁启超年谱长编初稿》基本完成后,曾由翁文灏主持油印若干部分别送梁氏亲友征求意见,胡适亦得到一部。据该年谱五十年代在台湾正式出版时胡适为之所撰序文称:他曾仔细读过梁谱的清抄本。以胡适一贯的精细和 “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的风格,何以对梁谱内自己与谱主初晤时间的明显“误记”视而不见,无动于衷?是粗心疏漏抑或另有原由?这似乎是持“新说”者不应回避、亦并非无足轻重的一个“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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