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允若:谔谔一士数学家傅种孙

——名家言罪录之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070 次 更新时间:2008-12-02 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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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允若 (进入专栏)  

“有些人就是要千夫之诺诺,而不要一士之谔谔”,这是老一辈数学家傅种孙的慨叹,也是他对专制主义的强烈谴责。他的一生充分表现了一介谔谔之士的独立品格。

(一)

傅种孙(1889—1962),江西高安人。1920年毕业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数学部,毕业后留校任教,以后又先后在北京大学、西北大学任课。1922年他翻译出版了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的算理哲学著作,对罗素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作出积极的贡献。1945年作为访问学者赴英国考察,与英国同行进行广泛的学术交流,至1947年回国,担任北平师范大学数学系主任、著名刊物《数学通报》总编。他以几十年教学和研究的积累,撰写的学术专著《初等数学研究》,在数学界有很大的影响。

1949年北平解放,5月北平师范大学校务委员会成立,语言学家黎锦熙任校委会主任,傅种孙为教务长。毛泽东自西柏坡进驻北平不久,为表示“礼贤下士”之态,曾专程来到北师大,宴请汤璪真、黎锦熙、傅种孙等著名教授。1952年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后,中央人民政府任命著名史学家陈垣为北京师范大学校长,傅种孙为第二副校长(第一副校长是党委书记)。

1957年中共中央号召党外人士帮助党整风,傅种孙在学校党委会召开的座谈会上坦诚进言,对党在高校的工作提出意见;同时又在学校内部刊物《师大教学》上发表题为《中共失策之一》的文章,对党的知识分子政策阐述己见。这些文章和讲话,切中时弊,内容实在,体现了他作为中共的诤友、挚友的基本态度。但却因此获罪,成了“向党和社会主义进攻”的不赦之罪,很快被划为“右派”,大会小会批斗,批判他的所谓“反动政治立场和政治观点”。甚至傅种孙在学术著作中论述的“科学的数学化”方法,也被上纲为“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潮”,大张达伐,声称要全面肃清他散布的“资产阶级主观唯心论和形而上学观点”。曾几何时,毛泽东的座上客,忽而又成了他的阶下囚,此一时彼一时也。

经过几年的“监督改造”,1961年12月,他被宣布摘去“右派”帽子。不过他的耿介之心始终如一。第二年1月14日,几位当年的学生前来拜访恩师,相互间谈及数学“教学改革”中的种种乱象和弊端,他忿然地说:“有些人就是要千夫之诺诺,而不要一士之谔谔。”不料他刚说到这里就突发脑溢血症,送医院救治无效,几天后不幸辞世。“只要千夫之诺诺,不要一士之谔谔”,成了他对祸国殃民的专制体制和专横作风的最后声讨和批判。

(二)

下面是傅种孙教授当时因之获罪的两篇言论:

(1)响应帮助整风号召,在校内刊物《师大教学》上发表的《中共失策之一》一文的摘要:

中国共产党近几年来究竟得计多还是失策多?自然是得计多。为了爱护中共,我倒愿意谈一谈失策的地方。

首先我愿意谈一谈对知识分子的失策,也许这是中共近几年来最大的失策之一。

每一个政治运动起来,虽然这个运动名目不叫斗争,不管它叫学习也好,思想改造也好,肃反也好,每一运动起来,知识分子就心惊胆跳。对于统治者忠心奉承而一再受白眼、挨耳光,这是史无前例的。我想不起来有哪一个朝代是这样糟踏知识分子的。我也不晓得这些知识分子究竟造了什么孽而致会遭这么大的祸殃。地主之所以为地主,资本家之所以为资本家,必然是有剥削行为,有罪过。我们能够说个知识分子必然有罪吗?我们来看看中共是怎样来对待知识分子的。所有的报章杂志上所写的,报告会、讨论会上所说的,只要一提到知识分子,必然戴上帽子“旧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资阶级知识分子”,很少单独提知识分子而不戴帽子的。

知识分子所感受的待遇与中共所标榜的知识分子政策几乎完全相反。这能怪知识分子得福不知感吗?中共中央可以深切反省一下。这能把责任完全委于下级吗?下级的普遍偏差与上级的领导无关吗?中共可以检查一下,这几年来四海之内有哪一个地方的知识分子不寒心。我不相信知识分子对中共离心离德而中共能够达到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目的。现在的知识分子与中共既无冤又无仇为什么不可以利用?知识分子愿为中共效劳,因为为中共效劳也就是为祖国效劳,为人民效劳。你有远大计划,现有人懂行、愿效劳,何苦不用?自然中共会说,我现在是用了,没有一个知识分子失业呀!但打着用、骂着用,叫知识分子成天用眼泪洗脸,这是何苦来?难道这是一种政策吗?

就知识分子锐,养着他而不听从他的意见,就是所谓“豕交兽畜”的待遇,是知识分子所不甘受的。知识分子的气节是从古以来所鼓励的。中国共产党在历次运动中声色俱厉地说:“要把旧知识分子的臭架子打掉”,对士气毫不顾惜。我认为这是很大的隐忧,无形的损失。

毛主席号召学习苏联之后,请来许多苏联专家,中国知识分子不论老少都虚怀若谷,参加学习。这在中国知识分子说来就算是很难得的了。因为知识分子都有自尊心,都不免有“世无孔子,不当在弟子之列”的想法。但是,近几年来,高等学校请求聘请苏联专家时,高教部都责成学校要有计划、有准备,其中一条,要准备好继承人。为了学得快,有的学校就指定教授作培养对象,作准承衣钵的人,以便苏联专家回国之后,就能传神授苏联专家的学业。对这办法我曾提出过异议。我认为,我们也是一个国家,既然称这人为教授,就应该承认他有相当的知识水平。如果我们选拔教授为培养对象,那培养他的人势必要比教授高。即使这个中国教授非常谦恭有雅量,苏联专家也许不好意思吧!再说在国际上往来,也要替中国教授留体面,也就是替国家留体面。

(引自朱正:《反右派斗争始末》,明报出版社,2004年)

(2)1957年5月27日,北京师范大学校党委按照中央部署邀请党外负责人举行座谈会,号召大家对党的工作提意见。傅种孙在座谈会上发言的主要内容:

我们学校内党群关系比以前有了进步,但还是不够的。以前党外人士对党团员存着戒心,怕他们挑碴儿,说话不敢随便说,一定要想好才敢说,有些党团员假装进步获得组织的信任,在他们的报告之下许多教授丧失了威信,许多系的教研组也因此而垮台,如当时的英文系,就这样垮台了,许多教授走了。教授的威望是靠学术建立起来的,而学术上的威望是‘百人成之而不足,一人毁之而有余’,我所知道的党团员的报告和许多非党团员的报告是相反的。……造成党内、外的界限首先党团员要负责,当然党外人士也是有责任的。

党委对知识分子的心情不够了解。我对党的政策都拥护,惟独对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感到惋惜,我看不怎么高明。知识分子能忍辱负重,任劳任怨,他能在这里工作,并不是党的威力压服了他,也并不是德性感化了他,而是看到解放后,大放光明,看到民族的幸福前途,在这样的鼓舞之下,所以才肯忍辱负重,任劳任怨,是为了顾全大局,不是佩服这些个党委。要把这种精神传达到每一个党员。不然的话,都以监工的态度出现,自己还觉得怪不错的,这是非常错误的。

师大最令人伤心的是老同事、老同学间几乎不敢来往,像一盘散沙,没有粘性,只靠党来联系。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什么呢?大概是因为党怕大家彼此来往熟了会造反的原因吧。要改变这种情况只有靠党。我常常说:现在我们师大的人,无论教员、职员都不是真心实意地爱师大。平常在闲谈中没有一个人说师大好,这可看出大家对师大是否有感情。后来的人恨不得把师大看个透,好像以前一点好处也没有,而现在就靠这些人来办师大,这怎么能办得好呢?”

师大教授名声,在校外比在校内高,在系外比在系内高,在系内又比在助教嘴里高。这谁吃亏呢?当然老教授也吃亏,但最吃亏的还是助教学不到东西。……党对青年教师说:向老教师接受知识要批判的吸收。我对这句话非常反感。我们安排小孩子上学的时候,难道叫自己的小孩子批判地学习老师,批判地听老师的话吗?党是青年教师的家长,要很好动员他们向老教授学习。可是,这几年党叫年轻教师学习老教师总是附带条件,批判地吸收。何必同时说这样的话呢?这样老教授怎么能毫无顾虑地拿出知识来呢?这使老教授感到年轻教师好像不是来学习知识,而是来监督他的。

(引自《不肯沉睡的记忆》,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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