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嘉映:现代学科体制下的哲学家、哲学问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915 次 更新时间:2008-12-01 10:31:03

进入专题: 哲学  

陈嘉映 (进入专栏)  

  

  一:学术规范与超越学科界限

    

  陈嘉映:有这样一种说法,八十年代重思想,九十年代重学术。这个概括的准确性可以商量,但我认为学术和思想的确不尽相同。“从学术到思想”这种转变有一个很大好处,九十年代之后,专业研究者对于不是下过相当功夫的领域,基本上不可能写文章,当然更不可能去讲课,不可能去讲演。也就在饭桌上可以聊聊。所以,比方请一个人来讲唐史或宋史,不管我同意不同意他的观点,觉得他高明不高明,但他一般不会骗咱们,他应该是这方面的专家。但这样一来也有个坏处,那就是人们一般不会对自己专业外的领域发表意见。我也许只敢谈维特根斯坦,而且只敢谈晚期维特根斯坦,甚至只敢谈晚期维特根斯坦和科学哲学或者和宗教思想的联系。学问就越做越专了,可是学无止境,你做得专我比你更专,在这个小领域里,除了我谁都别说话,是吧?可我在另一个领域里不是专家,但我可能有某种看法非常有意思,甚至专家听了也觉得受启发。对此我有点困惑,怎么能够把两个好处都捞来,既有一个自己的专门领域,又能有时对专业外的问题说几句。

  

  干春松:这个问题似乎比较困扰着陈老师。最近有一次,陈嘉映老师、孙周兴和我在上海聊天,说到了这样一个问题,既专业化时代如何关注超学科的问题。

  与这个问题相关的是,学者的角色困惑,像陈老师,他算是做中国哲学的吗?他把维特根斯坦、把海德格尔介绍进来,已经成为我们大多数做哲学的人所采用的思想的资源了。然后有趣的是,因为他基本上使用汉语写作的,他写完不是给老外看的,更多的是给我们看的,给我们看呢事实上有一个潜在的功能,就是让中国的学者了解或者是从中受到启发,但这有点令人想起金岳霖先生的“中国在中国”和“中国哲学”的话题,像他那样对中国人介绍西方哲学的人所做的工作是否可以算是“中国哲学”。

  这个问题的进一步追问是在中国做西方哲学的人到底是属于哪一伙人呢?

  现在有很多西方哲学背景的人关注中国哲学的问题,如张世英先生、王树人先生,稍年轻的有张祥龙、赵汀阳等。就我个人的想法,应该让更多的学西方哲学的人来主动地说中国的事。就好像冯先生那个时候如果他不写中国哲学史,就是由陈黼辰这样完全的中学背景的人来写,那么《中国哲学史》可能会是什么样呢,或许这个学科就没有了。

  学西哲的对于中国古典的文献也许不如我们做中国哲学的人那么熟,但客观的结果是,往往学西哲的人来说中哲的事能给我们看中哲带来特别多地甚至是我们自身无法产生的一些东西。

    

  彭永捷:的确,我也有这个体会。现在真的从不同侧面大家都关心这个问题。比如说,开的会是关于中国哲学合法性的问题,谈着谈着就说起来在中国的西方哲学的合法性到底在哪,开始就变成这个问题,这都是相关的。

    

  陈嘉映:今天咱们的中国哲学这个概念跟比如说德国哲学这个概念不一样,跟法国哲学的概念不一样,法国哲学基本上可以定义为法国人做的哲学,虽然吧我是读胡塞尔的,我是读海德格的,回到法国我用法文写作,我就是法国哲学家。咱们不是那样,你读的是海德格,你就不属于中国哲学,虽然你是用中文写作。

    

  李 河: 这几年我比较关注解释学与后解释学研究,其中,选择一个话题就是翻译问题,把这个嘉映提到“语词”问题拿出来专门谈。在我看来中国特别独特现象,就是中国哲学指称歧义性。这个指称困难呢,正如金岳霖在那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里所提到的,对一般科学不存在这样的问题,但哲学,比如什么是“中国哲学”,中国传统思想能不能被称为“中国哲学”。或者用现代西学的观点来讲,或者用现代的观念来解读中国传统思想,或者“在中国的”西方哲学就是加上地缘性的定语,这几者说实在的都是问题很大。

  我一个强烈感觉就是20世纪的中国学术是一个靠翻译支撑的学术,加上我们所说的特别是理论的外语词,这种情况非常多。后来我去看一些实证材料的时候呢,我也真的是特别明显的注意到,比如在谈翻译的时候,西方人的翻译讲的是外向翻译,中国人讲内向翻译,这两个是对应的。所以翻译从来不是像季羡林他们说的是双向的交流,翻译经常是单向的,是跟一个背后的结构有关的。

  所以对我来讲,我也觉得有这么一个问题,就是原来我们讲的传统意义上的传统,用文本形态说是文本流传,以流传为特征像包括伽达默尔讲的Ueberlieferung也是以谈论流传为特征的。后来布尔迪厄在《语言与符号》中间有一大章就是讲语言的交换,他特别讲文本的流通,我们进入了一个文本流通的时代。在这个时候,传统意义上的传统呢,旧的文本它能不能继续流传通常取决于它进入流通的能力。我们同其他发达国家,我们的境况比人家更复杂。

  其实,中国哲学还有在中国的西方哲学,从目前来说是学科分类学科划分很明显,这可能是一个非常独特的时期,必定要生成这样的东西。将来怎么说怎么发展,我是觉得在一个常态的情况下,其实像你(陈嘉映)翻译的那个《存在与时间》的海德格尔讲真的区域化或者是科学分类的这种东西,是西方人们在谈论在者的存在方式的一个很重要的话题。如果我们就按照严格的学科化的发展去接触任何哲学的学问,那我们就是西方的严格的东西的延伸。可是真正我们回到比如启蒙时代,看卢梭的东西,你就能看到它并没有那么多的学科限制,包括百科全书的时代呢,那是开放性的,那是形成它一个地域性的自主性的思想和基础。在出发点上它应该有那种思想的东西也好,或者宏大叙事的东西也好,或者跨学科的东西也好,它一定要有那个东西。我觉得只是那个东西最后能不能有效,或者谈多了就糊里糊涂了越谈越傻,那其实是跟一个学术评估体制就是非常形而下的东西有关的。因为任何一个理论在一个民族的发展中最后都要有理论的解释竞争出现,但是解释竞争的环境如果不良的话,那肯定留下来的就很糟的东西,好的东西出不来。所以我更多地感叹现在这种理论竞争的环境经常不具备。

    

  二:现代学科体制下的哲学家、哲学问题

    

  张志伟: 刚才大家谈的问题,可以归结为现代学科体制下的哲学家和哲学问题之间的关系问题。其实它和十九世纪以后,学科分化制度化之后有关系。你学就要分成学科,你现在做学问肯定像刚才讲的你要做这个做那个,做这个人或者那个人。但是你就像跟往前推,比如你说卢梭也好,你像往前甚至讲到康德,你也不会去非要追问他要有多少哲学史背景,虽然他的确要解决那个时代要面临的问题。但是在这之后,康德之后你哲学家出在大学教授,大学教授里边它那学科分化越来越细。不过但现在好像咱们对哲学家的要求并没有那么高,我不是非要求你哲学家要熟悉那么多,但反过来你不是哲学家,你是研究的学者,那你就得对你的学问有一个要求。这样的话其实它有一个究竟你是要哲学还是要哲学家。这一点德格最明显了,他对前苏的解读包括对康德的解释好多哲学上的解释,在哲学里面绝对有启发性的,但对那些专家来说绝对是不看的。你这样一来我就觉得有个问题了,就是做哲学的基础训练是什么,就是说我的基础训练可能从不同的角度切入,但最后能不能有一个大的哲学平台提到我面前?如果没有,那就永远是分开的,你搞中哲的就是中哲,我搞西哲的就是西哲。甚至西哲你还要分,你是西方哲学哪一块儿,但这种方式其实是学科分化的一个恶果。

    

  陈嘉映: 对,这里有个一般的问题,不过,每个学科还有每个学科比较特定的问题。这也有点好玩。那天我跟干春松聊到历史。咱们在座的所有人可能对中国历史都有一个宏观印象,当然你不敢讲课,咱们都不是专家。但比如说你现在到美国去了,有那么几个哥们说你给我讲点儿中国历史,咱们都能吹一下是吧。三皇五帝到康熙、乾隆大致你都知道点儿,对他们都有你自己的见解,但是你肯定不敢写成文章。

  学科的门槛不是我要反对的东西,但是我在想,能不能在学科门槛之外,另创造这么一个环境,让我们有时能就其他领域谈谈看法。可以分出层次,哪些是专家在谈,比如说我现在发表一个关于宋史中某个年代的考证,那就是专业,没什么好说的,你不是最好的你不是在这方面的专家你就免开尊口。但是我们可不可以在另外的层次,你不是专家也可以谈谈宋史,比如说赵汀阳也能谈中国思想史里的天下观念。

  我觉得有些话题我们不一定非要那样较真他的所谓学养。当然了,我觉得从学术自律的角度来讲,这样谈的时候不要制造一种假象,好像我是在处理中国学术史的问题。多多少少要给出一个标志,表明这里谈到是一般观念,不是在混充学问。赵汀阳谈天下,也用一些史料,但根本上他是在借史料谈一个观念,一个想法。要谈政治理念我就不可能不涉及到古今中外的政治史,但我不是任何一段政治史的专家,那怎么办呢?

    

  李 河: 赵汀阳这个他自己就明确这一点,他自己说我看的书其实比我注释表现出来的要多,注释的也不够。我认为这个有评价标准了,这个标准哲学还是跟具体经验科学比如物理学不同的。但哲学的话尤其是对当代中国人,不是用对象来定义一个学科,它是用提问方式来定义学科的。但是我想更多的一类问题,就是敞开的一个论域,在其中所有熟悉的不熟悉的现象因为这一个问题而成为值得追问的问题了。这样,roblematic ,现在他们也推荐用。如果是这样去界定的话,其实我们缺的不光是亚里士多德传统开始的那个学科分类,我们还缺的是整个的一个问题区域敞开的这个东西,尤其是在我们中国的这个情况下,其实我们绝大部分人的西学也不是西方语义的西学,典型的标志我那个时候说的叫集体的自言自语,绝大部分做西学的人都不跟西方学者交流。所以如果要从这个意义上说的话,赵汀阳有一个优势,就是他敞开一个问题领域的能力还比较强,但是在敞开它的时候和具体材料掌握的分寸、火候和尺度问题,这是一个比较微妙的,我认为就与学术评估机制有关。如果你就取一个简单的史学的标准,非常经验的或者史实性包括训练性的标准,那赵汀阳真的是一无可取。那这是不用批评,这是明摆着的,你看哲学界老前辈叶秀山,他是一直在做哲学史,他原来对赵汀阳批评也是这样,但是时间长了他跟他交流多了,他也说赵汀阳东西挺硬,挺硬,他老爱用这词儿,硬。那硬是什么他也没给个具体的说法,他仍然没接受他那种做事方式,但是他又感觉到他很硬。我想呢基本上就是因为感觉到他虽然很粗梳那种方式,但是赵汀阳简洁,他经常问题非常简练,他可能敞开一个话题。

    

  干春松: 我觉得李河那个问题特别重要。哲学家可能应对的是跟他们生活相关的一个问题,他很多的观念或者论说是从他所面对的问题出来的。到我们这儿以后就变成一个他在怎么想,而我们就不再想我们面临的事,他们那套东西跟我们现在所面临的事有什么关系。第二个就是那个赵汀阳的事。今天我一直说赵汀阳不来是一个遗憾,因为他正面反面的教材都是特典型的。因为他的《天下体系》我是写过一个很长的书评,我理解,他自己也说不是要讨论“天下”这个东西怎么,他是要提供一个我们思考问题的一种观念的模型,我个人看完他的东西还真挺有启发。

    

  李 河: 类似于“天下体系”这种努力呢我觉得是应该做的。过去我们谈论中国的东西总是有一个特别的强烈取向,一说谈就回到源头,我们总是用过去式的方式去看它,所以讨论就特别关心 origin 那个源头。但后来无论如何还是靠这个提问 beginnings ,在谈那个的时候特别强调这个beginnings 这样一个概念,不管是文本意义上的、传统意义上的,不同东西到达的意义上。就是中国传统资源呢,你谈源头是一种经验考虑,或者是那种马克思主义,但是不断地作为一种叙述的开端性这是很重要的。这样才可能敞开变成其他的 reference ,它可以带进来。所以我觉得如果你在中国这样一个地方生存,但是你始终就知道出这样的东西来,那你顶多就是西方人一个copy,我就是说自主性。因此两种思想之间原来那个distance那个间距随着理解应该消解的,但是消解间距不是唯一的,消解与不能消解之间还有一个不同的主体、不同的自主性,他是有关系的。后来我看那个包括翻译理论中说,一个原本A在这个地方,如果另外一个alternative是完全等于原本的话,它就没有必要存在,它就完全可以成为被替代的东西。从这些角度看呢,我觉得中国的传统资源应该进入叙述,传统利用我们对我们言说的这样的情况在中国经常发生啊,中国主流的声音是不允许传统进行言说,我们只要看网上的儒学的讨论就会明白。(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 陈嘉映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哲学  

本文责编:jiangxiangling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哲学 > 哲学专栏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22783.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2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0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