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学良:大乱、大治与“大窒”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797 次 更新时间:2008-11-28 14:1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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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学良 (进入专栏)  

  

  这些天来,国际社会极关注的,是中国官方媒体被允许报道“负面新闻”。而中国媒体似乎一点没让大家失望,马上就报道了甘肃陇南市11月17-18日的骚乱事件。不过,未出现在中国官方报道里、而由国际媒体披露的细节是:该地发生拆迁户上访演变成万人抗议,当地政府未及时出面协商解决问题,只得出动大批武警“镇乱”,造成100多人重伤,200多人被捕,据说有人死亡。

  在这之前不久,则有关于江西、贵州等地性质类似、规模相当的骚乱事件报道。所有这类事件,皆触及中国治理的神经中枢:中国社会为何难以摆脱“乱—治—乱”的封闭性循环?我的观察是:要害在于在“大乱—大治”之后,插入了“大窒”。

  1949年以前的百年中国,历经兵祸战乱;1949年后的中国,历经政治动荡。可以说,“大乱”是无论中国的官或民均深为恐惧的局面。只有毛泽东例外,他一生最大的自信就是,他想乱就乱、想治就治,从大乱到大治,均在掌控之下。

  从那以后,邓越来越把稳定看作超越一切的治理目标,所有在他看来、或由告密者打小报告说是会“影响稳定”的改革做法,都被他制止或抛弃。邓的这个思想,在两次学潮后更成为一种迷信:不管用什么样的手段,只要能保持稳定,都是值得做的,而且要力排众议地做。这个思想后来更发展成1990年代的官方口号:稳定压倒一切。

  稳定作为一个施政目标,并非中国所独有。问题出在“稳定压倒一切”。就像刚才提到的,把“好的”推向“最好”,就会出问题。当稳定可以“压倒一切”的时候,不管口号的提出者是何用心,哪怕出发点是好的,但在中国体制的现实条件之下,就会变成“权势压倒一切”。那样,对民间寻求正义的渠道,对无权势者抵制和抗议对他们的伤害并寻求补偿的行动,就能够无情压制。

  于是,“稳定压倒一切”在众多场合,就成为权势者压倒受害者抗议的声音、压倒公众对受害者的同情和支持、压倒社会公正的上方宝剑。这方面可以举出成千上百的例子。多年来,“稳定压倒一切”成了地方上贪官污吏和与之勾结的恶势力——不管恶势力是来自经济领域还是社会层面——最重要的挡箭牌,成为他们自保的铜墙铁壁。

  我说中国治理的非良性循环,要害就是在“大乱—大治”之后,插入了“大窒”:“稳定压倒一切”,就窒息了中国民间释放中小程度的怨忿不满、社会释放中小矛盾冲突、政府和民众之间释放中小紧张关系的通道。

  所以,这个问题的悖论、或者说它的黑色幽默和悲剧在于,随着“稳定压倒一切”成为不可挑战的信条,成为施政的出发点和归宿,中国社会里的种种不满和诉求在找不到释放的常规渠道的时候,本来是中小程度的,往往演变成大的;本来是非暴力的,往往演变成暴力的;本来是小规模暴力的,往往变成大规模暴力的。可以举出好多例子,包括陇南事件、瓮安事件、杨佳事件等等。“稳定压倒一切”,使得很多原来可以通过独立司法渠道解决的社会矛盾和冲突淤积起来,累加成爆炸性的麻烦,酿造着部分人群的极端主义情绪。

  回顾中国的改革30年,看看它从“大乱”到“大治”,再到“大窒”的过程,可以负责任地说,解开这个死结,是中国的治理走出非良性循环的唯一出路。在2000多年专制传统的背景下,中国的最高统治者,无论是皇帝、总统还是主席,都希望国家保持稳定,就连毛泽东那样喜欢“大乱”的人,也是希望通过大乱达到大治,目的还是求长期的稳定。

  中国当今的领导者,或未来的领导者,要想使中国的发展不遭遇大的中断,避免中国社会里出现事与愿违的大混乱结果,就必须把“大窒”这个死结解开。惟有解开这个死结,中国才能在治理上,走出2000多年来的非良性循环。

  确实,中国在文革前的几次乱,都被毛控制下来了。但文革这场大乱,并未如他所愿那样收放自如,直到他驾崩时仍未停止。文革是毛一生中最有意搞起来、也是惟一没有被他控制住的一次大乱。邓小平从第一次复出到第二次复出,努力做的,就是将毛的“大乱”转向“大治”(即所谓的“安定团结”)。毛曾批评邓,安定团结不是不讲阶级斗争。1978年当邓成为中国事实上的最高领导者后,其政策的核心,就是要“大治”,他认定这乃是中国能否实现经济现代化的前提条件。

  若将邓的治理目标放在中国充满动荡的近现代史上来考察,这一诉求无疑是合理的;若将其放在10年文革的背景上来考察,更显合理。邓当时为达到“大治”所采取的很多政策,符合国家的长期发展利益,也符合当时绝大多数百姓和官员的期待。在毛时代,中国各阶层都被折腾得太惨了。

  邓小平当时采取的最重要的“大治”措施,是废除文革期间中国老百姓揭露批判官僚特权、贪污腐化也是互相攻击打"派战"的最基本手段——大字报、大辩论等“四大自由”。

  任何一个合理的举措,只要把它推行过分,就会从正确迈向谬误。“好的最大敌人是最好”,我经常引用这句话。“好”是个相对概念,如果把好的东西推向极端,就会成为负面的东西了。

  假如邓在取消文革时代的“四大自由”——它们既是老百姓发泄民愤的渠道,更是毛整肃对手的武器——的同时,能够以更大的力量来发展现代社会里民情、民怨、民意表达的合法渠道,如相对独立的司法系统和相对自由的媒体,那我们今天就可以讲,邓不单取得了终止大混乱的成就,也开辟了更先进的治理机制。在邓主政初期,对此并非全无考虑。他曾有过一些先进的设想,这方面最突出的体现,是1980年邓的《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

  邓的这篇文章中有句名言:没有好的制度,任何人都可能做坏事。这个提法已接近于宪政思想的出发点,即制度的制衡远胜过领导者个人的道德素质。只要按照这条路走下去,可以说,中国很多的官僚特权和腐败,就会遇到有效的制度抗衡。可惜邓在这方面不坚定,本来是按照这个思路进行的1983年"整党",很快遭遇一些当权者的抵制,那样下去,会伤害手握实权的既得利益者。因而这一理念非但没有持续下去,反而出现了针对彻底改革派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来源:FT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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