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卫报》11月20日文章】题：在这里，你可以感觉到力量的转移（作者 蒂莫西•加顿•阿什）

这是混乱的年代。天空中布满不祥之兆。昨天的金融巨头轰然倒下，通用汽车公司成了政府门前的乞丐。世界在你眼前被重新塑造，在香港，一些世界上最精明的贸易商正悄然记录着这些转变。

从这个独特的东西方交汇点可以看到，最初的一个明显转变是从西方到东方。更具体而言，是中国影响力的加强和美国影响力的衰减。如果你穿行于香港鳞次栉比的、用高架通道连接起来的摩天大楼之间，你现在看美国国际集团大楼会有些忧虑，看见聿铭设计的那幢深色玻璃外墙、呈刀刃状的中银大厦或许会心生更多的敬意——尽管诺曼•福斯特设计的汇丰大厦看上去还能挺住。在电视上，两组镜头闪过，一组是曾为全美橄榄球明星的财政部长亨利•保尔森在国会听证会上罕见地失去往日的冷静，因为他的救助计划本身看来需要救助；另一组镜头是胡锦涛镇定自若地率领600人的代表团参加在秘鲁举行的亚太峰会，这位中国国家主席在会议期间签署双边贸易协议，将使中国取代美国成为秘鲁的主要贸易伙伴。

印度财政部长在接受一个地区电视台采访时以满意的口吻指出，华盛顿金融峰会是20国集团峰会，不是八国集团峰会。他说，峰会应该就是这样的形式，而且应该保持这样的形式。当中国投资公司的监事长金立群说发达国家应该谦虚地寻求发展中国家——例如中国——的帮助时，中国领导人在发展问题上的谦和态度马上消失了。他在谈到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额外注资的要求时说：“如果你想在发生严重金融危机的时候让中国花钱，而在投票的时候给我们这么少的投票权，那么没有人跟你玩。”

意识形态的转变会伴随着力量的转变而出现吗？显然，事实上美式自由市场经济正被乌云笼罩，即便是在自由市场贸易温床的香港经济也是如此——此与同时，中国大陆实行的中央控制经济加市场经济的混合模式看来前途更光明。我知道一些香港人的确以这样的方式解读中国的经济模式，他们甚至还带着一些民族自豪感。但是，他们深知中国体制的种种弊端——不平等，腐败，缺乏社会保障以及效率低下，他们不会听信关于光芒四射的中国模式的任何简单化看法。

意识形态框架固然是重要的。胡锦涛主席不会推动“民主资本主义”的东西，不久将成为前总统的布什也不会支持“美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但是，在这些大标签下面，现实常常出人意料。例如，多数人会认为美国是小政府的国家，中国是大政府的国家。但是，香港学者王绍光认为，在当今中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总共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0%。在美国，这个数字要高得多，高出的程度取决于你住在哪个州，但是政府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肯定是资本主义的美国高于社会主义的中国。

不过，谈到社会经济制度——谈到处理增长、社会凝聚力和环境可持续之间的复杂关系，或者是公共部门作用和私营部门作用之间的复杂关系，我认为，在市场经济领域里，不再有简单明确的界限，没有黑白之分。正如大陆、香港甚至台湾都在就如何在中国社会解决这个问题进行复杂的、有时是间接的对话，如果中国的决策者与印度或巴西的领导人一起坐下来，相互讨论对话如何处理这个问题，这也将是完全有意义的。

大英帝国诗人拉迪亚德•基普林曾到访香港，写下一首名为《东西方民谣》的著名诗歌：“啊，东方就是东方，西方就是西方，两者永不交汇……”如果这么说曾经是正确的，那么以后不再正确。东西方始终在交汇、融合。诗人接着说：“……没有东方，也没有西方……当两个巨人面对面时……”现在，我们看到的情况就是：在发展过热的地球上，当衰微的政府试图满足不安分的人民需求时，没有东方、西方之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