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道德的客观审视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560 次 更新时间:2003-06-09 15: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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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晓群 (进入专栏)  

  

  道德问题是思想史上永恒的问题。一类思想家力图确立某种道德观念的绝对性、客观性和普遍有效性,从古代的柏拉图到近代的康德,再到当代的哈贝马斯皆为这一派代表,他们基本上被称为“哲学家”或“伦理学家”;而另一类思想家则试图站在道德“之外”看道德,分析道德作为一种社会规范性观念,它产生的环境、条件,它与个人生活的关系,它对个人心理的影响。这些人以卡尔·马克思、马克斯·韦伯、涂尔干、弗洛伊德、米德(George H.Mead)等为代表,他们基本上被称为“社会学家”或“心理学家”。

  第二类思想家的基本观点可以用涂尔干的一段话作概括:“实证主义社会学一直被指责为崇拜和迷信事实而对观念无动于衷,这样的指责是不公正的。那些主要的社会现象,包括宗教、道德、法律、经济、美学,都是价值系统,所以都是观念。这些观念是社会学的一个研究领域。社会学只作为一门科学去处理这些观念。社会学并不去构建观念,相反,社会学只把这些观念作为一种事实接受下来,作为研究的客观对象,然后试图去分析和解释这些观念。······,如果说对于社会学家而言,这个任务是可能被完成的,那是因为社会已经提供了客观分析和解释这些观念的条件和线索。”⑴

  本文试图根据西方几位重要社会学家的论述,特别是涂尔干的有关理论,理解、阐释社会规范性观念与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人在利益、倾向、行动、态度、情感等方面的关系。

  

  一、人需要或无法脱离社会,社会规范性观念正从社会交往和社会意见中产生

  

  人为了自身需要而无法脱离社会。人从一开始就是社会性群居动物,而且代代相传。我们说着主要不是我们自己发明的语言,居住着主要不是我们自己建造的房屋,使用着主要不是我们自己发明的仪器,行使着主要不是我们自己拟定的法定权利,利用着主要不是我们自己创造的庞大人类知识宝库。“只有社会才能给人带来各种文明的利益。”⑵有几个人能拒绝这种利益和好处呢?因此,虽然人在社会中会感到各种或强或弱、或长或短的不愉快乃至痛苦,他(她)仍要生活在社会中,他(她)仍在某种意义上感到社会在保护他(她),支持他(她),使他(她)享有即使是最基本的生活需要。当人们在社会中感到不愉快乃至痛苦时,他们首先而且主要选择的是改造社会而非脱离社会,改造规范而不是脱离规范。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谓的“社会”,指小到村庄、部落,大到全世界的各种层次。

  既然一个无论人数多少的社会对人都是必须的,那么社会交往就是必然的。社会交往数量越多,频率越高,所需要的从而相应产生的社会规范性内容就越多,社会规范成为保证和发展文明成果的必要条件。比如,农民们因为社会交往不多,所以形成和受到的规范性限制也不多。孔德(August Comte)说只有在军事行动中农民们才受到较全面的纪律规范性塑造。⑶而工商业社会则交往频繁,所以社会法规的内容也就比传统农业社会多得多,以至于律师成为一个专门职业。我们同样也看到,在工商业社会形成之初,人们刚开始增加社会交往,这时规范尚未建立,社会上充斥坑蒙拐骗和不守信用现象,人们这时既没有形成相应规范也没有需要规范的意识,这种现象只有随着交往的继续增多和持续才能改变。

  进一步说,在交往中就会产生大量的代表各个个人的利益、态度、看法的意见,而社会规范性观念正直接从这些意见中产生:可能是某社会中多数人的某种共同意见、倾向,也可能是该社会中强势性控制集团的某种共同意见、倾向,形成了该社会的社会规范性观念,而且这种观念必须而且必然具有对全社会的权威性。所以说,并不是因为一个人犯了罪,社会上的人才去谴责他,而是因为社会上的大多数人都谴责反对这种行为,所以这个人才犯了罪。因此,当一个道德家或思想家极力倡导某种道德规范,只要它还没有成为大多数人的共识,它就不是真正存在着的社会规范及其观念。至于为什么某种规范体系能在某一个社会中被大多数人或强势性控制集团接受,这取决于该社会中人们的生产生活状况、人们对社会的理解以及人们的需要,因此真正存在过的规范体系成百上千。

  我们可以说某种社会规范体系及其观念就是“社会的”,因为,在它所在的那个社会里,虽然它实际上或者直接满足大多数人的整体利益,或者直接满足强势性控制集团的整体利益,但是它在社会上具有控制性力量。

  比如,在一些原始部落,吃战俘是大多数部落成员认可接受的,那么在该部落中这种行为就是道德的,古代爱斯基摩人和五世纪前的阿拉伯部落所流行的杀婴,很多非洲部落流行的割礼,正与上述吃战俘的情况相似,而除这些部落外的所有社会的绝大多数人都极为强烈地反对这些行为,所以在所有这些社会里这些行为就是不道德的。(而一位持客观分析立场的研究者则试图调查清楚并试图解释为什么那些部落中的大部分人会同意这些行为,很多人类学家、社会学家,比如涂尔干和马林洛夫斯基,都做了大量的这方面的工作。)大部分农业社会的大多数成员都认同父权的合理性,那么在那些社会中父权就是道德的。而现代工商业社会的大多数成员都不认可父权观念,那么在工商业社会中父权就是不道德的。中国封建社会中官员与百姓的关系则是强弱势群体间的关系,在这方面的规范是百姓要对官员恭敬和服从(下跪成为这种关系中的规范性行为),两者的人格是不平等的,而且这种不平等恰恰就是当时的规范,虽然这种规范实际上是为了直接满足官员的利益,但由于官员集团的强势地位,以至于这种规范不仅在封建社会中被全社会普遍认为是道德的,而且被当时很多百姓内心化,感到这种规范及其观念的神圣不可侵犯。而随着时代的变化,官员与百姓的关系则成为人格上的平等关系。再比如,中国人会觉得欧美社会中海滨浴场的“天体运动”太过有伤风化,在中国敢这样警察一定会干涉的,但一些西方人却对中国的计划生育说三道四,说是违反人权。

  涂尔干论述道:“不创造观念社会就无法存在,这些观念是社会看待自身的方式,。。。。。。社会是有灵魂的,这个灵魂就是由这些观念组成,那些观念并非只是抽象物,并非只是缺乏效能的认知性概念,它们实际上是具有充分能动性能量的,因为在它背后站着的是社会集体的强大力量。”⑷

  社会规范体系及其在人们头脑中的观念是人发明的,但并不是单个人发明的,而是数目或多或少的一群人在共同的生活和交往中逐渐形成的,它的形成过程和语言、货币的形成过程是一样的,都是人际交往方面的一种符号化过程。当今的很多学者都在提出、论证并试图建立各自认为是“对的”“应当的”的某种社会规范体系及观念,比如新儒家、自由主义、新左派、新保守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女权主义,他们的工作都是这种符号体系的形成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本文开始时谈到的第一类思想家的工作也属于这种形成过程。而第二类思想家则主要是对这种符号体系的形成过程作客观分析,这也是本文的立场。打一个比方,如果是在语言方面,那么,第一类思想家致力于某种语言的创造(比如世界语),第二类思想家则致力于对语言这种人类现象的形成发展作客观分析。

  社会交往越频繁,人们就越容易感受到某种社会规范性观念对自己的强大心理作用力。涂尔干曾举了几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一个例子是:“在一个自发形成的集会上,我们很容易被某种情绪激动起来,而一旦回到个人独处状态时,我们是无法如此激动的。”⑸在这种情形下,某种集体一致性的行动和热情就越容易控制人,人按照一致性群体规范去行为的情绪(道德情感)就越强烈。另一个例子是在某历史时期,“这时社会对个人的更为强烈的影响会带来更大的社会性结果并显得更加令人目眩。在这些历史时期中,因为特定的集体性震惊(比如爆发战争――作者注),社会交往变得比平时多得多也强得多。”⑹在那种时期人们和平常相比更紧密频繁地组织、团结起来。在十字军东征或法国大革命时期,一个阵营、一支军队内部高度团结,一些人为了所在团体的利益宁愿赴死,这时代表集体利益的规范性观念在成员们的心中得到高度强化,成员们的道德热情极为高涨,比如十字军们就强烈感受到神就在他们中间。涂尔干还举了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时期,“在这些时期,那种更崇高的生活形式在人们心中是如此强烈,甚至完全控制了人的意识,从而几乎彻底消除了自我和庸常。”⑺

  但是,这种时期毕竟是短暂的,人们不可能总处在战争和革命状态。而随着集体生活的松弛,社会交往的减少,人们对规范性观念的感受程度又恢复到平常水平。“在被感受到和只是被作为一种观念想到之间现在有了一条明显的界限。但是,如果这些观念不被定时地唤起,它们就会不再在人们心中存在下去。所以,各种宗教活动、世俗仪式,都是要把人们定期聚集在一起进行智识的和道德的交流,从而能唤起那些观念。”⑻

  

  二、社会规范性观念令人们服从规范,人们的一些天性由此受到控制和压抑

  

  社会规范从个人的集合体中产生,但它一旦产生,就具有了与个人不同的内容,它追求专属自己的目的。但在这样的追求中它是不能离开其成员的帮助的,它要求其成员们成为它的仆人,要求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忘掉他们自己的特殊利益,要求他们为此作出各种在他们看来是不方便的、甚至是牺牲的事情,因为如果不这样,社会生活实际上就变得不可能。涂尔干说:“正因如此,我们或自愿或被迫地履行我们的责任,那就是让我们自己服从那些行为准则和思想准则,虽然这些准则似乎并不是我们某个人所拟定和向往的,甚至在某些时候这些准则和我们的基本倾向和本能相悖。”⑼“社会规范驱除和规范相抵触的个人行为,另一方面,赞许鼓励符合规范的个人行为。”⑽

  在这里我们再引用社会学家W.I.托马斯(William.I.Thomas)的一段话:“个人倾向于享乐主义的行为选择,快乐第一;社会则倾向于功利主义选择,安全第一。社会期望其成员是勤劳的、可依赖的、行为有规则的、清醒理智的、有秩序的、自我牺牲的。个人则希望这些要求能少一些,自己的新鲜体验能多一些。另外,组织起来的社会还要去寻求调节其成员之间在追求自身欲望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带来的冲突和竞争。 。。。。。。 正是在这里道德出现了,它调节各人欲望的表达。 。。。。。。 因此道德是其成员们普遍接受的对他们所处社会格局的一个定义,这个定义可能表现为公共意见、未成文的法律,也可能表现为一套正式的法典,或一套宗教训令和禁令。”⑾

   社会控制、约束个人,暴力手段总是被较少使用的(虽然某些社会规范的建立基础是暴力),最常见手段是通过对个人道德意识的塑造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在这方面社会学家G.H.米德认为,社会控制在个人意识中是这样被建立起来的:在社会交往中,个人既意识到他自己也意识到他人,这对于个人自我发展和社会组织的发展同样重要,一个人必须而且或多或少已经学会了站在别人的角度来看自己,学会用社会给自己确定的角色来要求自己,如果自己在这方面做得不好就批评自己,社会也力图用种种方法来加强个人的这种意识。这样,“‘站在别人的角度看自己’对于人们合作行为的发展是十分必要的,……社会控制通过个人的自我批评,对个人行为行使着密切而广泛的影响,以致力于把个人及其行为和他生活其中的有机社会过程结合成一体化。个人意识到他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群体以及他们施加给自己的影响,因此他能够根据他与社会、与他人的关系来有意识地、批评性地控制和指导自己的行为。因此,他变得不仅是自我意识的,而且是自我批评的。 也就是说,自我批评就是社会批评,被自我批评所控制的行为实质上就是被社会控制的行为。”⑿

  社会规范得以在社会中贯彻执行,一靠物质力量,比如法律;二靠人们心中的道德力量。道德观念在人们心中是一个令人敬畏的事物,是一种对个人具权威性、优越性的事物,它对个人是持一种自上而下、居高临下的姿态。涂尔干说:“当道德观念在我们的意识中具有了这样一种力量,那就是它本身导致或禁止我们的某种行为,根本不考虑这种行为对我们究竟是有利还是有害,我们就说道德观念是令我们敬畏的。当我们仅仅因为某个人的话具有道德权威而听从他,并不是因为那些话很聪明,而是因为那些话具有某种内在的、能感觉到的力量,正是这种力量征服了我们的意愿,使我们的行为被导向那些话所指引的方向。尊敬是我们体验到的这样一种情绪:我们在某个事物(道德观念)上体会到它所具有的内在的、完全是精神性的,对我们的压力。这就是为什么道德律令一般采用简明的、断然命令式的语式,不留下丝毫犹豫的余地。这是因为,只要它是一个命令并且具有自身的力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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