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安庆:诠释学的伦理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344 次 更新时间:2008-11-27 23:5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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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安庆 (进入专栏)  

  

  自从伽达默接过了由海德格早期所提出而在后期又放弃了的“实存性诠释学”( Hermeneutik der Faktizität)以来,哲学诠释学的存有论转折就同当代实践理性问题紧密相关。这就是说,哲学诠释学不再是一种事关诠释方法或理解的技艺的纯理论学科,而成为和人的Dasein生存意义追问相关联的实践理性问题。在伽达默这里,对实践理性问题的反思,始终没有在社会政治的层面提出解决方案,而是从根本上反思人类生活的可能条件,在与他人共在的沉浮中寻找生存的意义以及合理的生活形式。因此,解决海德格在《存在与时间》中有所涉及但未作出正面讨论的伦理学问题就或明或暗地成了伽达默的“作为实践哲学的诠释学”的内在要求。如果说,实现诠释学的存有论转折的贡献要归于海德格的话,那么,通过这一存有论转折复兴古老的实践哲学传统,使从前作为“技艺学”(Kunstslehre)存在的诠释学得以作为伦理-实践哲学,来批判地反思和重建现代社会的价值理性,以克服现代性的价值危机,这一贡献必然要归于伽达默。

  

  尽管国内学界已经注意到伽达默诠释学的实践哲学的伦理学向度,但是,要系统地表达出伽达默在不同的文本中零散地表达出的伦理学思想,仍然是个十分艰巨但非常有价值的课题。本文将从三个方面展开:1.诠释学作为实践哲学的意图和目的;2.诠释学的伦理学的可能形式;3.诠释学伦理学的实质的价值观念。

  

  一

  

  国内学术界一般以伽达默的代表作《真理与方法》(1960)为标志,把他的学术思想分为前诠释学、诠释学和实践哲学的诠释学三阶段,这种划分的好处在于能让人简单方便地把握他的思想进程的大致特色,但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就是它非常容易造成一个错误的印象,以为伽达默的诠释学从前期到中期是理论的,而只有到后期才是“实践的”,所以有一个什么“实践哲学的转向”。我们要说,这种看法完全是错误的。实际上,伽达默自己说得非常清楚“诠释学首先是一种实践,是理解和达到理解的艺术”[1]他的第一个学术讲座就是《论古希腊伦理学的概念和历史》(1928年与马堡大学),“我们自己的兴趣本来就是实践的,伦理学的实践”[2]。作为其前期的代表作、即伽达默的第一部专著也是《柏拉图的辨证伦理学》。即使是在其一生的主要代表作《真理与方法》(被看作是所谓的中期思想)中,伽达默也是一再强调,诠释学的三个环节是理解、解释和应用,而“应用”不是对“理解”的一种事后运用,而是理解和解释的前提和核心[3]。只有在“应用”、即实践的具体处境中才有理解和解释的问题,也才有理解和解释的具体内涵。所以,把诠释学作为实践哲学来理解,是伽达默始终一贯的做法,在他的思想中根本不存在一个从理论性的诠释学向实践诠释学的所谓转折。实际上,不从实践哲学来理解诠释学,就根本不是伽达默的诠释学,而“伦理学是伽达默全部哲学的起点和归宿”[4]

  

  这里我们必须进一步提出的问题是,为什么伽达默的诠释学自始至终是实践的(1),为什么他强调的实践,核心是伦理的实践(2)?其意图和目的何在(3)?

  

  从学术渊源上,我们可以解答(1)。伽达默多次承认,他在学生时代主要是受尼古拉.哈特曼的影响[5],他也听过马克斯.舍勒的价值伦理学课程,但哈特曼的《伦理学》给他们青年学生的思想造成的激动和挑战是无与伦比的。为什么?这是无法简单地从现象学的巨大影响来解释的,因为一方面现象学实际上并不能满足世界大战后学生的精神需求,而且哈特曼对胡塞尔的现象学更多的是批评,而不是接受,伽达默在这些方面实际上是与哈特曼对立的。当时给伽达默带来激动的,主要是哈特曼所致力于建构的“批判的存在论”所关切的是发现实在世界——而不是单纯的现象世界——的结构法则。这种哲学是从他自己的价值现象学出发去发现“物性世界的实践的给予性”,确立了“理想存在”的问题和地位[6],因此具有了存在论的实践哲学的雏形。应该说,这才是最激动伽达默思想的东西。他自己也明确说过“尼古拉.哈特曼把自己从新康德主义的唯心论中分离出来,促使我试图去深入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到1931年我发表第一部著作《柏拉图的辨证伦理学》时,至少在实践哲学领域中把目标对准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思想的概念差异,对我来说已是不言而喻的了”[7]

  

  哈特曼的影响主要在伽达默的柏拉图博士论文上体现出来,在哈特曼之后,伽达默仍然“期待着一种新的哲学定向”,这就同胡塞尔的“现象学”这个充满魔力的词联系在一起[8]。但实际上对伽达默起重大影响的,不是胡塞尔的意识现象学,而是后期关于生活世界的现象学。它让伽达默感受到哲学在面对日益严重的科学危机(实即现代人的实践危机)的现代处境下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以及它所能起的作用:对现代人生存处境进行诊断,寻找现代危机的真正根源。伽达默从“生活世界”这个概念中领悟到的,是哲学必须从为科学奠定基础的先验意识域返回到作为社会实践基础的更为普遍和广阔的日常经验的自身给予性中[9],只有这里,才是胡塞尔所寻找的真正理性的本原。基于这个前科学经验的现实基础,理性不仅仅是理论的或是实践的,而是理论和实践尚未分离的原生状态。胡塞尔生活世界的转折,意味着哲学同新康德主义和实证主义的彻底决裂,所以,在伽达默思考诠释学的初始阶段,他就有意识地寻求对狄尔泰的方法论诠释学——这是一种源自新康德主义的即反对实证科学对人文科学的独霸地位、又对实证主义的科学性表现出热情的矛盾的学说——的超越,从实践哲学来领会诠释学的新型任务。

  

  伽达默创建实践意图为主导的诠释学的直接先导,当然还是海德格。大家知道,海德格在《存在与时间》中提出“实存性诠释学”概念,不是在“理解”和“解释”的任何方法论意义上使用的,它同唯心主义诠释学概念决裂的标志,就在于这种诠释学面对的不是什么可理解的对象,而是“实存的Dasein本身的不可理解性”[10]。“理解”和“解释”本身,不是被解说为主体的认知活动,而只是作为Dasein“在-世界-中-存在”的一种生存特质,所以,只有从实践哲学出发,才有可能发现这种诠释学的真正任务。海德格后来放弃了这个概念,不是因为诠释学这一纲领无法向实践哲学推进,而是由于海德格意识到,它很难摆脱近代以来主体哲学先验内在性的纠缠[11]。而伽达默之所以重新赋予这个概念以新的生命,乃是因为他从海德格的Dasein永远是共在的结论中,发现了人类生存的真正机制,这有利于完成海德格后期通过批判现代技术对存在的遗忘所思想的存在的天命。可以说,伽达默从海德格那里接受的这个实存性诠释学概念,是从存在论的实践哲学意图出发的。

  

  上述三位精神导师的哲学,在伽达默的细心解读下,不仅具有了实践哲学的指向,而且其核心是指向伦理学的实践,即以善为目的的人的生活的整体[12]。尤其是海德格对亚里士多德“伦理学”和“形而上学”的独特阐发,直接将伽达默思想定向于这种以伦理学为核心的实践哲学上。这可以部分地解释上面的问题(2)。之所以是“部分地”,是因为它只是从事实层面说明了伽达默所理解的“实践”主要地甚至唯一地是伦理的实践,但还未能从根源上说明,为什么伽达默所说的伦理的实践,必须超越近代以来的科学理论和人文科学哲学的视野,最后在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中发掘诠释学伦理学的基本理念和价值。

  

  对问题(3)的解答,我们可以回答这个问题。伽达默之所以要把诠释学作为实践哲学,首先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面对传统崩溃的现实,科学技术以其独霸一切的态势,成为现代人物质实践和精神价值乃至思维方式的唯一航标。因此,现代社会的深刻危机,从根源上就是这种技术理性的危机,它不仅使现代生活方式发生完全的错位,而且通过其功利主义的物化作用,使人类精神陷入一片虚无。所以,诠释学之所以要作为实践哲学,就是要在现代的这种不可理解的生存处境中去发现我们本真的存在模式,发现“现代”之与传统的断裂是基于错误的实践模式,而真正的人性的实践,是以善为价值理念引导下的实践,因而是伦理的实践。在这种实践中,“传统”的价值会在现代人的批判意识中不断地会被焕发出新的生命活力,让人产生一种“在家”的依赖感,从而不会导致存在的异化和身心的分裂。

  

  其次,既然是要把诠释学作为实践哲学,那为什么不能以现代科学理论以及现代精神科学包括伦理学为基础,而非要返回到古希腊的实践哲学传统不可呢?原因在于,伽达默认为,不仅近代的科学理论造成了错误的以技术理性指导一切的错误的实践模式,而且,近代以来的精神科学包括伦理学无不是以这种科学性为基础的,所以,他尖锐地说:“期待现代科学及其发展能给我们提供某种新的伦理学,这显然是不可思议的”。之所以要返回到古代实践哲学寻求现代实践理性的基本定向,是因为“古代伦理学通过传统的不可或缺性证明了伦理学向政治学、即正确的立法艺术过渡的必然性。与此相比较,现代的启蒙运动则是抽象的和革命的”[13]。

  

  由此可见,诠释学之所以是实践哲学,乃是因为理解是我们这些以对存在的理解为存在方式(Dasein)的存在者的存在方式,更准确地说,是在前理解(历史、文化)作用下与其他存在者共同从属于被理解对象的归根的存在方式,即“共在”与“归家”的存在方式。而理解的实践之所以要回归古典重构实践理性,原因在于,只有在古希腊的实践智慧中才能发现这种“共在”与“归家”的正当的生活方式,找到尚未分裂、异化的合理的实践模式,从而克服现代与传统的断裂,在民族的、历史的和多元主义的现实中寻求由“和解”而产生的统一的普遍有效的伦理。这是伽达默所寻求的实践哲学的使命。“只有这样,实践哲学才可恢复其往日的尊严:不只是去认识善,而且还要共同创造善”[14]诠释学伦理学的根本意图就是完成实践哲学的这一使命。

  

  二

  

  由上面的分析容易看出,作为实践哲学的诠释学与伦理学具有内在的同一性。因为,诠释学的“实践”不是任何现代的行为模式之一,而是最广泛意义上的生活方式。而伦理学就是“有关正当的生活方式的学问”[15]。这样,伽达默的伦理学的核心,就不是去寻求生活中的道德规范,而是努力理解,什么是符合人性的正当的生活方式。这实际上是自苏格拉底开始的西方伦理学的原初的语义。在苏格拉底那里,他思考的伦理问题既不是道德规范的奠基问题,也不是道德判断的语义分析问题,而是更为本源的“美好的(或善的)生活如何可能的问题”。海德格把这种从本原上对存在的意义的思想本身叫做“本原的伦理学”[16]。这正是伽达默诠释学的伦理学的形式特征。

  

  具体地说,所谓“本原伦理学”就是从基础存在论对存在意义的追问,来确立伦理的根据。这一做法之所以成立,是因为伦理学与“存在”本身具有内在的关联。西方“伦理学”(Ethik)概念是由ethos演变而来的,我们平时把ethos仅仅理解成“风俗”、“习惯”,实际上遮蔽了它的本义。ethos的本义指的是人的居留之所(Aufenthaltensort),一种人性化的生存(eine für ihn charakteristische Existenz)[17]。海德格就是这样来诠释ethos的。在《存在与时间》和后期的《筑.居.思》等文章中,他都把“在…之中”(Sein)解说为“居留于…”、“习惯于…”的意思。如“我在上海”(Ich bin in Shanghai),意思是“我居留于上海”;我“熟悉”上海;相应地,人的在世(“在--世界——之中——存在”),不是“水”在“杯子”之中这样的存在,而是“熟悉…”,“居留于…”的意思。而作为伦理学之基础的ethos就是“居留”、“居住”——wohnen,而“所居”—gewohnte-就是德语中的“习惯”,引申为“风俗”。这说明,伦理学作为哲学,是在对作为现象的ethos(风俗、习惯)之根源的思想中寻求人类本原的居留之所,即所谓的“家园”。只有朝向这个“原本的家园”生存,“存在”才有“意义”和“价值”,人才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Ethos的这种本义实际上与孟子对“仁义”的解释也是一致的:“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18]。

  

  海德格的基础存在论打开了通向这种本原的伦理学的道路,但我们依然可以怀疑他是否真的具有了某种“伦理学”。因为在他那里,具有Dasein生存方式的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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