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彦芳:《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的功绩与失误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126 次 更新时间:2008-11-26 13:3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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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彦芳  

  

  1966年2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大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员那充满深情的浑厚的声音,如在中国上空,爆裂了一颗精神原子弹,震动了中国亿万群众,感动了中国的广大干部。焦裕禄复活了,他走进了人民的心中。然而,兰考的一些干部群众,却因为通讯中的一些失真情节,承担了想不到的灾难性的后果。一篇通讯影响越大,它的失实给现实造成的负面灾难也就越深。

  时过40多年后的今天,在我们充分肯定这篇通讯历史功绩的同时,也应客观地指出它的严重失误,以便汲取痛苦的教训。

  根据我的记忆和调查结果,如实写下这篇通讯的产生过程和对它的失真的调查经过。

  我很幸运。在全国作家中,我大概是唯一在焦裕禄生前就与他相识的。1960年在国家最困难的时候,我继父孟照芝从铁路系统调到兰考,支援农业,担任县委副书记。不久,我母亲就到了兰考。1962年初冬,我去兰考探亲,正是焦裕禄刚到兰考之时。很巧我们两家竟做了邻居,在泛着盐碱的县委家属院,仅仅一墙之隔。一见如故。一次坦率的交谈,就成了一生难忘的朋友。1963年冬,我再次去兰考探亲,我见他已很削瘦,但双目仍炯炯有神,不知疲倦。那天晚上,他让我去看兰考豫剧团演出《社长的女儿》,散戏后,就戏谈到对青年一代的教育问题,谈得很深。……我想不到,这么精力充沛的人,半年之后竟会与世永别!1964年冬,我来兰考,母亲流着泪讲着老焦……我走到兰考县委大院,总觉得老焦仍在:他是下乡还没回来吧?他的音容笑貌总在我眼前……我要把这位平凡的有血有肉的共产党人的形象写出来。我常想起“这是特殊材料制成的”这句话。他是真正的共产党人,他是人民的儿子!我满怀激情给长影党委写信,要求创作电影《焦裕禄》,得到了支持,我于1965年3月带着长影党委的介绍信回兰考生活。

  为了熟悉老焦和兰考的人民,我参加了县委的社教工作队。半年之后,新华社记者才到兰考来写通讯,我因而知道了这篇通讯的写出和发表的前前后后。我在长篇纪实《焦裕禄身后纪实》一书中曾详尽地写出有关大通讯及其影响。我专写了一章《伟大的功绩,严重的失误》,力图事实求是地评述这段历史。

  

  一、大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的历史功绩

  

  大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的历史功绩,是把一个为了兰考人民,为了改变兰考面貌,拼上老命的人民公仆的焦裕禄介绍给广大群众干部面前,为干部树立了公仆榜样,让群众看到了真正共产党员应是人民的儿子。因此感动了全国百姓和干部。在这篇大通讯发表以前,《人民日报》和河南省报刊就有对焦裕禄的报道,但没有引起大的影响;早在这之前,省地委都做出了向焦裕禄学习的通报,但并没有形成热潮。新华通讯社记者在宣传焦裕禄上功不可没。

  40年后的今天,我们重看这篇大通讯的失误,有历史的原因,也有个人的因素。应做客观地分析;因为它的失误造成的巨大灾难,也是历史造成的。

  1966年1月,记者在写这篇通讯时,正是全国大树毛泽东思想权威的时期。当时林彪在部队提出学习老三篇,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全国已开始了造神运动。因此,当记者写出焦裕禄这一人物时,便把它作为毛主席的好学生来宣传。通讯发表的同时,《人民日报》也发表了社论《向毛泽东同志的好学生——焦裕禄学习》。按着这个要求,便让焦裕禄时时不忘学习毛泽东著作,并且实现了林彪提出来的“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急用先学,立竿见影”的效果。大通讯把后来才有的学习老三篇放到了1963年;如那天去劝灾民行动,大通讯写到焦裕禄组织县委班子学习老三篇,实际上根本不存在这情节。通讯把焦裕禄做的所有的事,都和毛泽东著作联在一起,“县委开会,他常常在会前朗读毛主席著作的有关章节”。更有为了把焦裕禄写成毛主席的好学生,便在他死后的病床上“发现了两本书”一本是《毛泽东选集》,一本是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这完全是记者的神来之笔。实际上,焦裕禄病重才离开兰考,他根本没有带一本书。既没有毛泽东的著作,更没有刘少奇的《修养》。历史对记者开了玩笑,没有想到不久开始了“文化大革命”,刘少奇的著作成了《黑修养》,红卫兵质问穆青:你为什么把毛主席的好学生,说成是刘少奇的好学生,他无言以对,因为这是记者硬加上去的。写这篇通讯时,中央树立林彪为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所以也要给焦裕禄树一个“亲密战友”。正是这一树,给兰考造成了灾难。

  通讯失误的人为因素是记者调查不全面,只听信了少数人的谈话,特别是只听了副书记张钦礼一个人的介绍,便信以为真。因为张为了表彰自己,把自己的打扮成焦裕禄的亲密战友,记者受了张钦礼生动讲述感染,便以文学笔法加以想象,写起以真实为生命的新闻通讯来了,这就必然会出现失真。而这篇通讯在县委通过时,不能鼓励大家说真话,说实情,记者不想听不同的意见,致使有错也不能得到纠正。

  记者们来兰考三天便完成了采访,失真便难以避免。

  据兰考县委通讯干事刘俊生后来介绍:

  1965年12月7日,当时我正在乡下,大队通知我:张县长来电话找我。我接了电话,说新华社来人了,要我马上赶回县里。我赶到县委,在办公室里正听张钦礼向记者们介绍哩,好像已谈了不少。谈的是兰考除三害情况。

  我到了,张钦礼把我介绍给记者们,周原我早认识了,在这儿认识了穆青。

  我先从焦书记在下雪天起草“六条”工作谈起,说起他怎样领着治沙、治水、治碱,讲起他访贫问苦,下雨天冒雨查水路,讲起他死前还要求把自己埋到沙丘上,要看着兰考面貌的改变。这时,我已难受得流下泪来。我含着泪讲,兰考贫下中农自动跑到郑州焦裕禄墓前哭坟……贫下中农们呼唤:焦裕禄你出来吧让俺们看看吧……穆青听了,再也坐不住,他站起身来,在地上来回迈步,不时用手绢擦着自己的眼泪。

  其他几位记者也感动得流下热泪。

  张钦礼这时控制不住感情,便趴在桌子上哭起来。

  这时,工作人员来到会议室叫去吃饭。

  穆青说:“不吃了,吃不下去了!我参加革命28年了,没流过眼泪,焦裕禄精神太感动人了!这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如果不把它报道出去,就是我们的失职!”

  穆青对张钦礼说:晚间咱们继续说吧,再多找几个同志。

  几次都是由张钦礼安排的。

  晚上,张钦礼、我、张思义、卓兴隆、李中修、曹庆瑞来一起座谈。

  张钦礼晚上动了感情,他一边说一边哭,拿出了一张小照片说:这就是焦裕禄在医院送给我的,我永远揣在怀里,记住焦裕禄的遗志。

  以哭引哭,讲说的人都哭了。人人都感动,人人都挥泪。记者们感动得记不下去。

  第二天,又在县直机关组织了座谈。

  第三天,张钦礼带着我和曹庆瑞一起同记者们去了老韩陵,找到焦裕禄最先访问的饲养员肖位芬,听他讲焦裕禄。老饲养员流了泪,又把穆青感动得哭了。

  我们从老韩陵去了秦寨。最后又去张钦礼的点张庄看那封闭好的沙丘,已种上了泡桐……

  第四天,记者们离开兰考去开封了。这之后,便有了周原起草写出来的这篇大通讯。因为穆青是领导,故把他的名字放到了最前面。

  

  二、《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的严重失误

  

  由于记者的采访时间的仓促,没有更全面地了解情况,主要听了县委副书记张钦礼一人的介绍,且完全相信他的话是真实的,造成失真就难以避免。

  张钦礼为了把自己说成是焦裕禄的亲密战友,编造了一些情节,引起后来干部群众的不满,而说谎给他本人也造成了悲剧。张钦礼年轻时参加革命,20岁便是考城县的副县长了。后来与兰封合为兰考县,他一直是县级领导,与百姓有密切的联系,能干也能说。他一直在兰考工作,1957年因为说真话,差点成了右派;1959年因为说真话打成“严重右倾”,撤销职务,下放劳动到村里,更了解百姓的疾苦;1961年,他平反后恢复工作,仍是兰考县委副书记兼县长。因为我们的体制,县委县政府领导不是党内选举和人民意愿的表达的体现,他虽有工作能力,也有威信,但由于不能团结其他人一道工作的“咬群”问题,一直没有当上县委书记一把手。他复职后,县委原书记因生活作风问题不能工作了,这时,却没有提拔他当一把手,而调来了焦裕禄。县长是程世平,张钦礼只是县委副书记,他心里不快,因此一开始便对焦采取不合作态度。焦裕禄曾向地委提出把张调走的要求,地委书记张申对焦做工作,让他团结张一道工作,因为张熟悉兰考。这之后,焦发挥张的所长,让他负责全县的除三害工作,张工作也很有成绩。焦裕禄逝世,张钦礼没有去郑州参加告别仪式。焦逝世后,由张钦礼主持了一年兰考工作,也有成绩。他本以为上级会让他成为兰考的一把手,没有想到又调来周化民接了焦裕禄的班,当兰考县委书记,又调来了县长。为了让上级了解他,张对周化民等人仍然不合作,并且开始为显示自己的政绩向上级说谎,一反过去那个说真话的张钦礼,虚报产量,致使征购透底。他在农村下放劳动时曾感叹,说真话寸步难行。这是制度让人异化了。新华社记者到来,他看到了表扬自己的机会,便借宣传焦裕禄之机,宣泄了自己内心的情绪。因为张是抓全县“除三害”工作,他讲焦裕禄也只讲了除三害,这倒成全了这个大通讯。应该说,张钦礼在宣传焦裕禄上有他的功绩,主要是把焦裕禄除三害的事迹宣传出来,因为没有写焦裕禄抓阶级斗争,而使这篇通讯有了生命力。但由于张钦礼要把自己说成“亲密战友”,便不能不编造亲密无间谎话了。

  1、写焦裕禄半夜敲张钦礼的门找他谈心,共同认为:改变兰考面貌的主要问题在于人的思想的改变。焦裕禄说应该在思想面前加上“领导”二字。两人谈得很久。

  当时的县委常委,都怀疑这半夜谈心是张钦礼编造的。大家说:焦裕禄调来,张钦礼和焦的思想不一致,根本不可能有此情景,焦裕禄的这些话是在常委会上谈的,也不是因和张钦礼交谈受到的启发。

  2、“严冬,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焦裕禄召集在家县委委员开会,没宣布议事日程,只说了一句:‘走,跟我出去一趟’就领大家到火车站去了……”

  这段风雪夜看灾民的情节根本不存在,或是出乎张钦礼的编造,或是出于作者为了感动人的艺术想象。我向当时的县委常委刘呈明、李林鹤、赵玉岭……等人了解了情况,他们均说从没有开过这样的莫名其妙的县委会。大家说:焦裕禄开会是按着党委会工作方法,每次开会前都有安民告示,告诉准备研究的问题,先让大家有所考虑,他从不会把大家召集起来,就让大家盲目地“跟我走”!

  焦裕禄确实领大家去看过灾民,那是一天的上午十一点,是提前告诉大家去的目的。

  晚上焦裕禄去过车站吗?

  事实是:半夜去过,是焦裕禄和负责公安的常委张保田去车站检查安全工作,了解社会治安问题,他们带着枪夜半去的。

  大通讯里这段描写很具体,对于其中细节,在此稿征求意见的会上,有人提出“挂着尺把长的水柱……”不合兰考地区的气候,当时通讯执笔的记者周原听了也不修改,看来这是周想象出来的得意之笔。

  这种想象出来的情节经不起推敲,也便损害了焦书记的形象。

  3、看过灾民之后,写焦裕禄带领大家学习《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事实是:焦裕禄在开会时讲毛泽东思想方法,也学习过这些文章,却从未这样集中地学习称为“老三篇”的文章,这是作者按照1966年的宣传要求硬填上的。没有一个常委证明:在哪次开会时焦裕禄领学过《老三篇》。

  4、“以后,焦裕禄又专门召开了一次次常委会,回忆兰考革命斗争史”这个情节也不存在。从未专门开回忆革命史的常委会,这是作者根据当时形势要求加上去的。

  “有一个区,曾经在一个月内有九个区长为革命牺牲。”查兰考历史无有一个月九个区长牺牲的记载。回忆革命史,是当时的宣传要求。我们的记者常常是从宣传要求出发,随意编一些情节,这是记者为宣传而不顾真实的一例。

  5、在县委书记要善于当“班长”一节里,写道:县人委有一位从丰收地区调来的领导干部,提出了一个装潢县委和县人委领导干部办公室的计划。连桌子、椅子、茶具,都再换一套新的。为了好看,还要把城里的一个污水坑填平,上面盖一排房子……也有人问:钱从哪里来?能不能花?“这位领导管财政,他说:花钱我负责。”通讯写了焦裕禄批评从“丰收区来的”那个领导干部的事儿。还写道,后来焦裕禄找这位领导干部谈了几次话,帮助他认识错误。

  这个重要情节是完全不真实的。为了这个情节的失真,原兰考县长程世平死前还念念不忘这件委屈之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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