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潭 罗晓俊:乡村治理研究十年观察

——以CSSCI检索论文与主要著作(1998-2008)为研究对象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419 次 更新时间:2008-11-26 09:5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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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潭 (进入专栏)   罗晓俊  

  

   摘要: 长时间的“城乡分治,一国两策”使得城市和乡村成为中国公共治理及其学术研究的两个必然横截面。城市和乡村成为中国地方治理与公共管理实践的两个不同范本,但乡村治理远比城市社区治理多样而复杂,因而乡村治理的研究也更富有吸引力和挑战性。在分析乡村公共治理研究的学术演进的基础上,以1998至2008年间的CSSCI检索论文与主要论著为研究对象,多学科揭示乡村治理研究的基本论域、主要内容与发展趋势,从而展现十年来中国乡村公共治理研究的思维场域与学术景观。乡土中国的“学术井喷”成了最近十年来中国的学界盛景,反映出国家政策变迁过程中的学术张力以及问题意识、底层关怀和公共精神的弘扬,同时亦隐喻着地方治理中“乡村问题”的持续性逻辑。在新农村建设的政策语境下,中国乡村公共治理研究的学术盘点、理论推进与实践指导值得进一步诠释和深入。

   关键词: 乡村中国;公共治理;文献研究

   中图分类号:F3,D63 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1672-6162(2008)04-0009-10

  

   从1978年安徽凤阳小岗村农民的“大包干”成为中国改革的一个起点算起,到1998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组织法》,再到2005年通过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直至2008年共30年来政策文本的变迁不断地促推着中国农村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到社会建设的进步和发展,进而引发中国学术界以及海外学者的激情跟进。可以说,乡村建设或曰乡村治理从来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一样引来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历史学、教育学、法学等诸多学科持久的关注。

  

   1 乡村公共治理研究的学术演进

  

   1.1乡村建设及乡土社会时期

   乡村问题的第一次研究高潮出现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并开启了两种不同的分析理路:一是以梁漱溟为代表的乡村建设派,他们出于改造乡村、再造民族的良好愿景发起了乡村建设运动,其代表人物还包括晏阳初、黄炎培等;二是以费孝通为代表的学院派,出于学术研究的需要分析中国农村和农民的问题,因其研究偏向纯理论建设而得名,其他代表人物还包括李景汉等。

   论及以梁漱溟为代表的“乡村建设运动”就必须与当时中国的社会背景联系起来。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处在军阀混战时期,广大的农村地区便成为了内战的战场和军需补给地,内忧外患、天灾人祸,使得人民饥荒连年,苦不堪言。乡村建设运动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起的自上而下的改良运动。它囊括了教育、医疗、卫生、防卫等各领域的内容,形式多样、地域广阔、影响深远。梁漱溟之所以赞成社会改良而不是制度革命与其对社会根本问题的认识密不可分。在他看来,中国社会面临的根本问题是“文化失调”而不是制度的病态,因此,必须从“创造新文化救活旧农村”做起,也就是从乡村建设做起[1]。虽然后来者对于此运动的效果并不看好,大多数人认为它仅关注了细枝末节的问题,而不可能从根本上挽救中国,但那场运动所提出的一系列改革思想和措施对后世仍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尤其在时代环境已发生了巨大变化的今天,存在于当时的根本社会矛盾已不复存在,过去所谓的“枝节”便越来越成为了农村改革所要关注的焦点。以费孝通为代表的学院派则从另一个角度开辟了乡村研究的新视野。20世纪30年代,费孝通在内地农村开展社会调查,研究农村、工厂、少数民族地区的各种不同类型的社区,后根据调查所得,开设了“乡土社会学”的课程,借此进一步探寻中国乡村社会的特点,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乡土中国》[2]《生育制度》[3]这两本经典著作。两书均偏向于通论性质,在理论上对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的结构及特点进行了总结。书中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概念,如差序格局、团体格局、横暴权力、同意权力等,为其后的乡村治理的研究打下了基础,使后来的学者在解释乡村社会事件及过程时或多或少会涉及乡土资源的话语框架。与梁漱溟不同的是,“费孝通认为‘中国农村的真正问题是人民的饥饿问题’。从这一意义上,费孝通赞成中国共产党以制度革命的方式解决土地问题的主张。”[4]

   如果说乡村建设运动是致力于实践,研究仅为实践服务,则乡土社会研究是致力于学术,实践调查是为佐证研究。两者各有偏重,共同为“村治”时期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成果。

   1.2村民自治时期

   20世纪80年代后期,村民自治兴起,乡村建设纳入了国家管理的轨道,乡村研究掀起第二波高潮。老一辈学者辛秋水向中共安徽省委提出“以文扶贫,综合治理——对一个贫困山乡的扶贫改革方案”,将实行村民自治列为文化扶贫的重要保障。他率先在全国实施村民委员会“组合竞选”,推进了村民自治的试验。在实践过程中,他还主编出版了《中国村民自治》[5]等著作。同时,张厚安提出了“三个面向,理论务农”的口号,强调理论研究应该立足和服务于农村和社会的改革,理论工作者要面向社会、面向基层、面向农村。他们在湖北进行调查及蹲点实验,撰写了大量的调查报告及学术论文,其中最有影响力的著作有《中国农村基层政权》[6]《中国农村村级治理——22个村的调查与比较》[7],此外,他还创立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培养了一大批三农学者。其后,徐勇对村民自治的研究路径、研究方法、发展前景等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其著作《中国农村村民自治》[8]将村治研究带进了一个新的境界。除此之外,许多学者对村民自治的产生背景、运行环境、建设主体、实施绩效进行了不同程度的研究,卢福营的《农民分化过程中的村治》[9]、肖唐镖的《多维视角中的村民直选》[10]、仝志辉的《乡村关系视野中的村庄选举》[11]、王汉生等主编的《农村基层政权运行与村民自治》[12]、贺雪峰等的《遭遇选举的乡村社会》[13]、范瑜主编的《村民自治的村庄基础》[14]等都是这些方面的力作。

   可以说,最早进入村民自治研究的学者们都是华中派学者,他们以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为阵地对村民自治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索,其研究成果为今后的乡村治理研究画出了基本框架,也为华中学派在三农问题研究上的重要地位奠定了基础。

   1.3乡村治理时期

   “乡村治理”是20世纪末、21世纪初华中派学者为“村治”赋予的新定义,是对村民自治的研究领域的扩大和升级。从村民自治到乡村治理的转变,与华中派学者对村民自治绩效的态度转变密不可分。对于村民自治的绩效,学界保持着三种态度:推进论、否定论和怀疑论。以吴毅为代表的华中派学者曾经是推进论的拥护者。1999年,当怀疑论的代表人物之一党国英在《“村民自治”是民主政治的起点吗?》[15]一文中对村民自治的合理性、有效性及价值定位提出质疑时,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的10多位师生曾进行过热烈讨论,指出党国英过分追求村民自治的目标价值,忽略了村民自治在现阶段作为手段的意义;他们认为村民自治在中国现阶段承担着双重职能:一方面是村政职能,即严格执行国家制定的有关方针、政策,完成国家下达的各项任务;另一方面是组织村民对本村事务进行民主管理。村民自治因其作为国家管理手段和基层民主建设的双重意义而独具特色[16]。然而事隔六年,他们却认为村民自治作为一种外生性制度的落实也许会引发村庄内部的矛盾,从而转向乡村治理的研究道路。由“黄梅实验”[①]等乡村实践所引起的学术转向,从中观层面上影射出国内的学者在学术风格上的转型——从泛制度主义的研究形态转向了微观实证主义。从此,华中派学者开始从乡镇改革、宗族势力、乡村冲突等角度对乡村治理展开研究,并取得了颇为丰富的成果。贺雪峰的《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17]、吴毅的《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18]、仝志辉的《选举事件与村庄政治》[19]等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作。此外,以贺雪峰为首,华中派学者还成立了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并创建网站和出版《三农中国》作为学术交流的平台,为乡村治理研究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1.4新乡村建设时期

   乡村建设与乡村治理几乎是同时的,之所以分立出来作为一个新的阶段是因为它代表着未来几年的研究走向。近年来,以温铁军为首的北京学者开始尝试沿着梁漱溟、晏阳初的足迹,兴起新乡村建设运动。温铁军认为“当代新乡村建设(Rural Reconstruction)是工业化加速时期为了缓解城乡对立和农村衰败、进而危及国家的可持续发展而进行的、以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为先导的、社会各个阶层自觉参与的、与基层农民及乡土文化结合的、实践性的改良试验;也包括在理论研究层面和国际交流等方面的相关工作。”[20]在实践上,他做了一系列的尝试。他创立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为新乡村建设提供了实践基地与交流平台,发起“大学生新乡村行动”以培养农村优秀建设人才,开辟新乡村建设试验基地以帮助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并于2005年成立乡村建设中心,以整合全国各地的乡村建设力量。而贺雪峰也在他的《新乡土中国》中提到了“从乡村治理到乡村建设”,他指出:从2002年起,华中师大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在徐勇教授的领导下,将乡村治理研究作为中心的核心竞争力,并以乡村建设作为中心研究的目标[21]244。乡村治理和乡村建设其实是一个概念的两面,在许多情况下会被混用,如果非界定不同,则是前者偏向于综合研究,后者更注重实践运用。正如贺雪峰所说:“乡村治理研究从发展和实践角度看,其实就是乡村建设,就是如何为9亿中国农民过上有尊严的、体面的生活而出主意、想办法。”[21]244从以吴毅、贺雪峰为代表的华中派在20世纪末完成了整体的学术转向至今,其研究理路便一直追随着费孝通先生,旨在通过细致深入的实地调查,发掘中国社会中蕴藏的理论资源。其言在建设,足在田野,却最终归于学术。换言之,实地调查和试验仅是其进行学术探究的手段。当然,贺雪峰等人提出“从乡村治理到乡村建设”[21]244,便是致力于将学术成果运用于实践的宣言,其实行效果如何还有待观察。

   总而言之,从乡村治理到乡村建设,是村治从理论研究到实际运用的重点转移,华中派学者与北京派学者在这一点上殊途同归。但同为新乡村建设的倡导者,温铁军与贺雪峰在看待建设过程中的价值偏向上又有所差异,贺雪峰认为新乡村建设应以文化建设为先,他提出:乡村建设运动是以人的生活本身为导引的价值观与幸福观的形成联系起来,成为支持新的以人的生活本身为目的,以中国传统乡村生活,以儒家理念为导向的巨大的社会运动[21]249-250。而温铁军则主张新乡村建设应以经济建设为先,他认为:中国存在两大基本矛盾,一是“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基本国情矛盾,二是“城乡二元结构”的基本体制矛盾,所以中国应加快城市化以缓解土地超载的人口压力,应该创造新的增长点[22]。他还提出:21世纪的选择首先是要使民众“有恒心则有恒产”,要把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落实到经济制度上[23]。

   新乡村建设运动是对民国时期乡村建设运动的继承和发展,两者之间又存在着一定的区别。如果说当时的乡村建设迫于生存的压力,现在的乡村建设更偏于发展的需要;前者更强调教育的作用,后者强调多管齐下的综合治理;前者主要由精英推动,并没有受到民国政府的承认,后者却得到了国家力量的扶持。

  

   2 乡村公共治理研究的主要论域

  

乡村治理分为“乡政”和”村治“两大块内容,然而在进行乡村治理研究时,学者们大多将研究单位定在村庄。一来村庄作为一级完整的单位,其自身拥有一套完整的生长逻辑;二来村庄是处于国家与社会交叉处的特殊单位,其存在为自上而下的国家行政权力与自下而上的农村社会力量提供了持续博弈的公共场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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