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农业文明国家机器的坐寇性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008 次 更新时间:2003-06-09 14: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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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农业文明国家机器的坐寇性(系列之二)

  

  本书的主旨是分析欧洲的两大社会形态——前现代的和现代的;上文“古罗马:大一统专制集权国家的完美标本”是对其前现代社会形态的一个具体典型的解剖。古罗马和中国历代王朝属于一个类型。本文是对这种类型的一个一般性描述。

  我们把罗马国家机器的性质称作“坐寇”,而正是在这一点上,中世纪欧洲的国家机器、古代中国历代王朝的国家机器与罗马是一样的,都是“坐寇”性质。我们将以“坐寇”这一性质为核心,来分析农业文明时代国家的种种属性、种种现象。

  

  一、国家形成的第一阶段

  

  所谓社会体,是指某一地域的人群,拥有了相互联系的和平的共同生活,这一人群就形成了一个社会体。这一群人,有社会规范、社会秩序、社会道德,有维持这些规范、秩序的机构和人员,这些人员可以是专职的,也可以是兼职的;有互相联系的经济活动、政治活动、文化活动、情感活动。

  如果两群人互不往来,没有共同的生活,那这两群人就没有形成一个社会体;如果两群人虽然发生了交往,但主要采取的是暴力的方式,而并没有接受一种双方认可的行为规范、秩序和道德,他们之间的交往就是对对方使用暴力,那也不能说这两群人形成了社会。

  社会体的范围可大可小,今天我们甚至可以说,整个地球都已经形成了一个统一的社会体了,因为——比如说——中国和南非之间虽然相隔万里,都有了经济、政治和文化来往,而且这种来往是和平的,是有规则的。但在3、4千年前,地球上的人类是以成千上万个社会体的形式存在着的,也就是说,存在着成千上万个部落和氏族。她们之间或者没有相互往来,没有任何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共同生活;或者互相之间发生的只是武装冲突。社会体的起初状态,国家的萌芽状态,就是那成千上万个部落和氏族。

  一个氏族或部落,其成员也就是几百几千人,他们主要是通过血缘关系和相近的地缘联系结合在一起的,从事的都是农林牧副渔业。其社会规范、秩序和道德是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逐步形成的,很难说一个氏族或部落的首领就有多大的权利,就对普通成员们有着压迫压榨的关系;这些首领甚至很多是兼职人员,因为氏族部落的社会生活往往并不需要专职的社会政治的管理人员和管理机构。另外,这几百几千个成员们进行着共同的生产劳动,维持着大家勉强温饱的生活,也养不起一批专职的统治管理人员。虽然免不了有时会与其他部落氏族发生武装冲突,但这种武装冲突不属于生活的主流。

  所以说,在这样一种氏族和部落中,成员们是十分平等的,公共事物的处理往往是用比较民主的方式来解决,首领的个人权利很小。董建辉在《政治人类学》中指出:“在政治人类学家所研究的初级社会中,大多数都没有我们今天称之为‘政府’的这种东西。(在其第一个发展阶段——群队——中),由于群队内部没有正式的、固定的领导者,所以在决定营地迁徙或狩猎安排等活动时,是由所有的成员或部分最有影响的成员集会,经民主协议而决定的。(在其第二个发展阶段——部落——中),没有压迫者和被压迫者,没有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在民主的基础上决定部落的公共事物,这是部落政治最

  本质的特点。”1因此,在人类发展的最初阶段,都实行的是民主制,这是一条放之全球而皆准的“普遍规律”。

  约翰·麦克曾记述过早期罗马的一位国王的情况:“当安魁人向罗马人进攻时,罗马人请求辛辛那特斯出来作罗马人的首领。那时罗马人的首领只是在一段时间内拥有指挥权。去请辛辛那特斯的人发现他正在自己三英亩大的农庄上干活。他一边擦着脸上的汗,一边听着来者说明来意,并接受了请求。15天后,他率领罗马人打败了来犯者,然后又回到了他的地上。”2如果这位兼职的清贫的罗马国王能多活500年,见到权势如日中天的奥古斯都,不知道会作何感想。

  在这个基础上,在一些社会动因的作用下,国家逐渐产生出来,民主机制逐渐遭到破坏,逐渐出现了一个拥有很大权利的进行社会统治和管理的政治集团。这种演化的动因有若干种类,包括:由于部落内部的财产分化和阶层分化,由于对外战争,由于建设和维持水利灌溉工程的需要,由于控制人口的需要3。在这里我们只谈对外战争作为动因的情况。实际上,人类古代历史上稍具规模的国家都是通过军事征战建立的,本书所主要考察的罗马帝国和欧洲中世纪国家,以及用来作为对比的中国历代王朝,都是通过战争的方式建立的。

  当一些部落氏族在一些对外的军事行动中尝到了甜头后,他们开始逐渐把注意力由生产活动转移到对外的军事活动上了,这些部落氏族——可能是一个个单个的氏族部落,也可能是若干氏族部落的联合——的很多成员开始按军事活动所要求的效率、纪律、等级制等等原则组织起来;这种组织对外进行军事攻击、掠夺和征服,占领土地,强制被征服者为这些组织的成员们劳动,获得土地和被征服者就是这种军事组织进行军事活动的成果。这些成果在这种组织的成员之间,按地位高低和权利大小进行分配。同样是按照地位高低和权利大小,这些组织的内部,被划分成一个个同心圆;最里边的那个最小的圆就是最有权势者,比如罗马共和国的元老们,或罗马帝国的皇帝们;越往外权利越来越小,最外层的就是普通士兵。但只要在这个大圆圈里,都或多或少拥有一定地位,拥有一定特权,分得一定军事成果。

  现在,不论是对于该组织所在的原氏族部落的其他人,还是对于新被征服的人群,该组织都凭借其拥有的组织性的军事力量,而成为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特权阶层。当然,从来就不可能只存在一个这样的军事组织,从来都是一系列类似的军事组织互相进行军事较量,进行着殊死的搏斗,胜者王侯败者贼,罗马或斯巴达或战国时代的秦国都是这种军事组织中的佼佼者。

  

  二、国家形成的第二阶段——寇成为统治集团

  

  现在,我们就把注意力放在这些不断地四处进行军事进攻和征服的军事组织上。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奥尔森(Mancur Olson)把它们称作:“寇”,并把这些“寇”分为“坐寇”和“流寇”。这些“寇”们的军事活动,把原来互不往来的部落氏族们联系了起来。

  所谓“流寇”是指那些到处进袭、扫荡的“寇”,比如公元初的几个世纪中,北欧的维京人在北欧、西欧、中欧等地四处劫掠,到一个地方就杀光、抢光和烧光,然后呼啸而去;这种人是没有出息的“寇”,永远也成不了气候。

  真正能做大事的是“坐寇”,也就是真正控制住了一个地域的“寇”,这种“寇”占住了一块地方就不走了,他们要在这里坐江山。 “坐寇”所重视的,不是一杆子买卖的劫掠,而是长治久安的统治;“坐寇”不仅是要对其他人群军事战役上的胜利,更要对其他人群的征服;“坐寇”不仅是要被征服者们在行为上的屈服,更要他们在心理上的恭顺,要他们心服口服,要把他们从桀骜不驯的“野畜”变成温良柔顺的“家禽”;“坐寇”要的是制度化的压迫压榨。

  如果一个坐寇组织,经过一系列的军事行动,最终成功地在一个或大或小的地域中建立了统治权,垄断了该地区的暴力使用权,一个地域范围或大或小的国家就形成了。国家的范围要比原来的氏族部落大很多。那个坐寇组织就成为该国家中的统治集团,其他人就是被统治者;原本是军事组织的坐寇集团现在要管理国家,原来的各级军官(在罗马帝国中就是骑士),现在大都变成了各级官吏,而且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占有了大量土地——因为土地是农业社会中最重要的财富。所以我把这个集团称作:“统治性的官僚军事集团”。

  这种情况当然不仅为罗马人独有。这是人类发展的前期阶段普遍的情况。比如罗马国家对广大欧亚非地区的占领,秦始皇对广大中华大地的占领,中世纪欧洲各个王国各自对泰晤士河流域、塞纳河流域、波河流域等的占领,等等。这样的坐寇遍及古代世界,埃及的法老王国、古巴比伦王国、波斯帝国、蒙古帝国、阿拉伯帝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印度的孔雀王朝和莫卧尔王朝、日本的大和国家、南美的印加国家、非洲的库施王国、马里王国、桑海王国,不胜枚举。

  这个统治集团中的一部分人是世袭的,但另外一部分则是处在动态变动之中。这个集团内部充满着激烈的权利斗争,一些倒霉蛋会因为各种原因被抛出该集团,而被统治人群中的一些幸运儿则会挤进该集团。

  在这种人类前期的国家中,该集团是国家中的主导集团,国家的命运兴衰主要取决于该集团的决策、政策和管理。

  该集团和被统治者们的关系同时包含三个层面。第一,要在该集团控制的地域范围内建立秩序,不能再出现群雄并起的局面,不能再有暴民和土匪存在,不能犯上作乱,不能没有国法,不能没有社会正常运转所需要的规则。第二,要压榨被统治者们,也就是要多一些拿走被统治者们的剩余产品,最好是尽量压缩他们的生活消耗,剩下的产品和劳动时间都用来去满足该集团成员的需要。第三,要让被统治者们有一个安定的进行生产的环境,要让被统治者们有一定的生活资料,要让以等价交换为原则的商业活动在一定程度上进行,不能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

  奥尔森在《美国政治科学评论》1993年9月号上发表了《专制、民主与发展》一文,张宇燕阐释了奥尔森该文的思想:

  “在大群体内秩序究竟是怎样产生的呢?据奥尔森自己讲,他曾长期为此问题苦恼。有一天他偶然读到一本讲述中国本世纪20年代军阀混战故事的书,其中特别谈到了两种军阀的异同。一种是占山为王的‘坐寇’,另一种为到处流窜的‘流寇’。两者的区别甚大,并主要表现在税收的征收形式上:前者定期地、持续地、相对稳定地收税;后者则是随机地、扫荡式地‘收税’。虽说‘坐寇’总是贪得无厌,其规定的税率也相当高,但由于税后百姓总还能剩下一点儿,特别是相对于那些生活于流寇区的人民而言,所以他们也就只好接受现实了。另一方面,‘坐寇’的贪得无厌也是有上限的。他们由于驻守而产生了长远的眼光,并逐渐认识到‘竭泽而渔则明无鱼’的道理。这样一来,理性的、自利的‘坐寇’便会······逐渐安顿下来,戴上皇冠,用政府——即提供秩序与公共产品——来取代无政府。由于前者逐渐地把随机的劫掠变为正常的税收,特别是他们将劫掠的权利垄断于自身,结果其统治区的百姓便有了生产的积极性,因为他们此时可安全地受一人劫掠而不必再担心他人的压榨。由此奥尔森引出结论说:大群体内出现政府,不是源于社会契约或自愿交易,而是出于无政府状态下匪帮首领的自利目标。”4

  霍布斯认为:人类的最初状态就是人们为了各自的利益而互相争斗,从而没有社会秩序。他的这一判断如果是指那时不断发生的部落之间的战争,可以说是符合历史事实的。但他下面的观点则不符合历史的真实了:人们为了建立社会秩序,自愿把政治权利让渡给国王,由国王来维持社会秩序。确实,在人类的前期国家,只有国王才有权使用暴力,并以此维持社会秩序;但是,人民并没有自愿把权利交给国王,人民这样做只是出于被迫。几千年的欧洲历史都是如此,古代中国同样如此。只是到了近代以后,通过工商业活动组织起来的市民们,才能通过组织性力量摆脱强加在自己身上的国王统治,并在互相之间达成一致,自愿把政治权利让渡给政府,由政府来维持社会秩序。韦伯把国家定义为成功地垄断了在某一地域内使用武力的权利的制度。而政治秩序就是一种制度,通过它,某些个人和群体获得并行使对其他个人或群体的权利5。在人类发展的农业文明时代,是坐寇们、也只能是坐寇们,给人类带来了国家,带来了政治秩序,带来了安定的生活,带来了大范围的和平。在罗马帝国或我国的唐宋元明清各朝,一个人可以不佩刀剑安全地行走千里。能取得这样成就的“坐寇”已经不能再被称作“寇(寇就是匪帮)”了,而应该被称作“皇帝”“国王”“王侯将相”“官人”;人们提起他们,再不会像提起土匪一样鄙夷,而是像提起父母官一样崇敬。这时,坐寇就是官吏,官吏意味着地位、权势、财富、荣誉。中国古代的百姓,如果有哪一位在结婚时能请到县太爷,那就是莫大的面子,可能30年以后,当时的新郎还会对别人夸耀这件事呢。而对于中国古代90%以上的人来说,能光荣地成为坐寇性官僚集团中的一员,那真是祖上积了大德了。

  当我们看待社会集团之间的关系时,可以大致从利益的一致性和利益的矛盾冲突性两个方面进行分析。流寇和被劫掠者之间可以说没有什么利益的一致性。工人和资本家一方面在权益的分配上有着直接的矛盾,另一方面在提高公司的经营效益上双方又有利益的一致性。坐寇和被统治者之间虽然在压迫压榨上利益是矛盾冲突的,但也有利益的一致性,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坐寇垄断了暴力,(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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