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小瑜:12世纪西欧教会的大学教育理想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040 次 更新时间:2008-11-24 22:14:27

彭小瑜  

  

   [内容提要]12世纪是中世纪西欧大学兴起的时代,当时的教会人士和教皇从三个方面阐发了教育与基督宗教研究的关系:(1) 只有探索关于上帝的知识,才能开掘出“活水的井”,才能嗅到“基督恩宠的芬芳馥郁”,才能拥有“拯救的智慧”,应该比黄金和宝石更珍惜的智慧;医学和法学等世俗学科渴望的是世俗的名利和众人的掌声,这些知识的美丽是虚假和虚妄的。 (2) 关于上帝的知识需要借助文学的帮助。(3) 寻求和传播关于上帝的知识和以基督为楷模的生活是不可分离的,前者是“言传”,后者是“身教”。也就是说,重视神学的拯救意义,因而置神学于务实牟利的学科之上;承认文学对神学的辅助作用,因而容纳世俗和非基督教的文化;强调爱与智的结合,因而揭示德行与学识的共存关系。中世纪大学的研究基督宗教的教授和学生,尽管有物质的贫困,在上面三种思维范式中却拥有着旁人难以企及的精神财富。

  

  

  在1852年就都柏林天主教大学的建立所发表的系列讲演里,约翰•亨利•纽曼提到了种种对设立这样一所教会大学的反对意见,他接着说:“我们身处困难之中,我只有一片希望的基地,只有一样支撑,不过我以为是足够的支持,帮助我应对各种反对意见,坚定我反驳批评的立场”。纽曼所说的是“神圣教皇的决定”[1]。纽曼在他的演讲还谈到了神学在大学里的地位。基督教的传统观点是,信仰是以真理为对象、知识为结果的智力活动,不应被狭隘地理解成感觉、品味和情绪。大学以传播知识的整体为其存在的理由,神学是该整体的有机组成部分,大学不设神学是与大学本身的定义相矛盾的,就好象四季没有了春天,就好象戏剧开演后缺少了一幕。理性和知识如果正确地运用,会引导人们获得和坚守信仰(纽曼所指的是天主教信仰),而理性没有良知,哲学家没有信仰—“丝毫没有恐惧并且拥有满天晴朗无云的自信”,所获得的只能是表面的肤浅知识,不足以说服人们脱离恶习追求美德。大学的人文教育(科学和文学)也可以走向非宗教的理性主义,神学(基督宗教研究和教学)会帮助人们注意到启示的真理,从而对知识有整体的把握。没有神学,是科学和文学的损失[2]。

  中世纪西欧教会人士于大学、神学、人文知识的关系固然没有纽曼那样清晰的表述,在不同的语境中还是表达出与之精神相同的观念。出自对拯救的关怀,西方的基督教思想家总是能够重视人生和知识的钩连,爱和智的互相依存。在教会法、修院文学和教皇的教令和其他作品中,如此思维范式都有体现,以致在西欧大学的起源和发展中,追逐经世致用的专业知识没有被夸大为办学的宗旨。教皇关于中世纪大学的大量教令表明,教皇在此过程中起了重要领导作用。诚如纽曼所言,“圣彼得已经发言了”。继承了中世纪的遗产,虽经种种危机和挑战,西方的大学制度还是保留了纽曼所描述的“以知识本身为目的”之特色,在给予宗教研究充足空间的同时,为科学和文学昌盛作出不可替代的贡献。

  

  12世纪是西欧经济发展和文化繁荣的时代,有所谓“12世纪文艺复兴”之说[3]。虽然现在已经难以判定定最古老西欧大学创建的具体年月,尽管有孰先孰后的争执,波伦尼亚、巴黎和牛津等大致应该都是在12世纪下半叶形成的。德尼福雷和拉什德尔关于中世纪大学的多卷本著作至今仍是该领域标准的参考文献[4],不过对当时大学生活的一个侧面,也就是学子所遭受的物质贫困和已具雏形的商业社会对学术的冲击,孔佩雷和芒多内在他们各自似乎未引起学者足够重视的研究中[5],给予了突出的比较细致的描述。孔佩雷提醒他的读者说,当时的学生“有许多没有任何经济支持,欢乐地面对匮乏、贫困和低贱的劳作,只是为了最终进入知识的圣殿”。他们有的乞讨,有的拾捡别人的旧衣物穿戴,吃别人丢弃的食物,担任佣人,清洁街道[6]。教授以及大学生,即使是平信徒,一般也不能结婚的。大学有要求师生独身的校规。除去针对个别大学的特别宽松规定,医学和罗马法教授分别在15和16世纪才获得结婚的许可,文学教授要迟至18世纪才得到此权利[7]。在意大利以北的西欧,教授独身的规定执行得十分严格,结婚者会失去教授席位,结婚的学生也十分罕见,结婚通常意味着不能获得学位成为教授。独身政策的原因之一当然是大多数师生的教士地位以及由此形成的风气[8]。不过经济的原因也未尝不是诱因。风流倜傥的文学和神学教师阿贝拉尔(1079-1142)可能只是行过剪发礼的低级教士(clericus),但很可能是巴黎圣母主教堂的教士会(canonici)成员。作为无圣品的低级教士,虽然他是可以合法结婚的,名誉却为因此受到影响;作为此时深受修道理想影响的教士会成员,他在结婚后可以辞职,照旧可以开设课程,因为大学制度和纪律在他的时代还没有成型[9]。可是,他只愿意偷偷迎娶的妻子埃洛伊兹原本是不愿意与之结婚的,她陈述的理由流露出文学和神学教师的无奈和心酸。阿贝拉尔转述她的话说[10]:

  她还说,婚姻除了妨碍哲学研究之外,也令有尊严的生活方式成为不可能。在学生和奶妈之间,在书桌和摇篮之间,在书本和捻杆之间,在笔杆和纺锤之间,哪里会有相通之处呢?在婴儿的哭闹中,在奶妈安抚他们的歌声中,在男男女女来来往往的喧嚣中,有谁能够全神贯注于《圣经》的研读或哲学思辩?又有谁能够容忍儿童把住处弄得又脏又乱呢?也许你会说,有钱人可以既当哲人又娶妻生子,因为他们宽大的房屋里总有僻静之处,因为他们囊中丰盈、不必为柴米油盐费心。其实,有钱人和哲学家的生活是完全不同的。为财富操劳和忙于俗事的人不再会有时间从事《圣经》和哲学的研究。所以历史上的伟大哲学家都鄙视这个庸庸碌碌的世界;他们并不是逃离今生今世,只是屏弃人世间的一切享受,仅仅在哲学的怀抱里得到慰藉。最伟大的哲学家塞涅卡告诫鲁西里说,“哲学不是一门消磨时间的学问。我们不得不排除一切杂念、全神贯注,因为花再多的时间研究哲学也不嫌多。一时的间断之后,一切都会荡然无存。我们不能有丝毫的分心,我们不是要抵制和搁置任何其他事情,而是要断然放弃”。

  实用的专业技能,如医学和法学,似乎不至于陷人于如此的两难境地。芒多内指出,在12和13世纪的学术和教育繁盛中,在大学制度起源和有所发展之后,西欧社会和教会普遍的文化落后状况并没有得到很大改变。大学作为学术和教育中心的兴起进一步加强了人才分布的高度集中,地方教会的神职人员训练和普通教育反而受到冲击。而且大量的人才涌向有利可图的专业,特别是法学,包括罗马法和教会法,神学和作为神学基础的文学受到负面的影响[11]。威尔士的杰拉尔德(约1146-1223年),英王亨利二世的宫廷神父,曾经这样批评热中于医学和法学的大学生[12]:

  招致文学有缺憾的另一原因是,现在攻读三艺的学生几乎完全没有认真对待两门最重要的学科,教会人正确表达的语法和教会人优雅完美表达的修辞。相反地,他们急急忙忙地学习逻辑,寻求喋喋不休的快嘴多舌,想让自己看起来聪慧敏锐。他们甚至在仅仅三到四年的学习之后就毫不羞愧地当上教师,胡乱地教给别人自己还没有完全理解的无用的学问,目的是可以吹嘘他们已经有过文学教师的资格,然后匆匆地去改学有利可图的法学和医学。

  教皇洪诺留三世在1219年发布的教令(Super speculam)中也针对这种情形说,学子在“追逐牟利的知识”(currunt ad scientias lucrativas),但是他同时也注意到教师和学习神学者面临的生活困难,试图帮助他们,规定主教们应该选派有为有志者接受神学教育,为教会培养神学教师,他们在讲授或研习神学的时候,可以连续5年享受神职俸禄,同时不必到任执行该神职,“在主的葡萄园里工作的人不可在银钱上受欺骗[13]。洪诺留以神职俸禄鼓励神学的举措并非是教廷第一次立法解决教育问题。第三次(1179)和第四次(1215)拉特兰会议都颁布过以教会收入鼓励文学和神学学习和讲授的法令,不过都只注意到支持教区的文学和神学教师,还没有为培养教师而派遣神学学生的举措。值得注意的是,两次拉特兰会议都在重视神学的同时顾及人文教育(in grammatica facultate ac aliis)[14]。格兰西在他的《教会法汇要》(Decretum Gratiani,约1140年)里收录了教皇尤金二世主持的826年主教会议的法令,体现的是同样的精神:“我们接到的报告说,有些地区既无教师,也不在乎文学的研习。所有的主教都应该努力勤奋地在自己所管辖的教徒中间,必要时在其他地方,任命讲师和教员,让他们认真地教授文学和其他文化知识。要知道,神的命令是透过这些知识显现和宣布的”[15]。

  教会法汇要学家鲁非努斯(卒于1192年)评论尤金二世的上述法令时已经提出,既然主教需要有教师教授自己手下的人员,如果他的一些教士到外地去学习,他们原有的俸禄不应该被剥夺,因为他们的出走是为了以后更好的服务。不过,鲁非努斯由此原则退回来说,如果这些教士所在的教堂十分贫困或者只有数量很少的教士,他们就不便在出外学习时保留俸禄,否则教会的负担就太沉重了。另一位教会法汇要学家图尔内的斯蒂芬(约1135-1202年)在抄录上述评论后补充说,贫穷的教会既失去俸禄又失去服务,负担就未免太重了[16]。洪诺留在上面的教令也注留意到此情况,要求主教对这些教堂给予相应的帮助。

  教会当局的上述举措效果如何呢?洪诺留上述1219的教令无疑对中世纪的大学师生有所帮助。神职俸禄逐渐在有些地区成为文学教授主要的生活来源[17]。由洪诺留的上述教令,中世纪大学在14世纪发展出一种教会奖学金制度(rotuli nominandorum),每年大学各系科向教皇呈递一份需要资助的学生名单,在制订时既考虑学生的品行能力,也考虑他们的经济状况,以拥有学位者优先,拥有学位而授课者更优先。一旦教会有带俸职位空缺,他们可以在教皇的支持下申请[18]。英诺森三世的一篇教令(Tuae fraternitatis)透露出,有些享受奖励教育神职俸禄的教士并没有前去就学,而是转移到没有学校或没有合适学校的地区。在这种情况下,教皇命令,该教士其实犯有欺诈罪,应该取消他的俸禄和离职就学的许可[19]。到了中世纪后期,与神职俸禄相关的腐败日益严重,神职常常被给予幼儿、俗人,多个神职会被国王给予在宫廷服务的高级教士,后者自己并不管理自己担任主教的教区[20]。在此情形下,真正获得助学神职俸禄的学生毕竟是少数。总的来说,出身贫寒的学生在中世纪的大学里并没有得到象样的资助。大学对学生学费有很大的依赖,难得慷慨地发放奖学金。“不放过任何人(Nulli parcere)!”是马丁•路德毕业的埃尔福德大学当局对待欠费穷学生的态度[21]。大学文学和神学教授的经济状况远远不及医学和法学博士,后二者非常容易在教会、宫廷和城市获得报酬优厚的职业。文学和神学教授的经济状况也因为神职俸禄分配中的腐败而受到打击,他们还必须和法学教授进行激烈的竞争。真正能够衣食无忧进行神学研究和教学的是隶属托钵僧修会的教授[22]。

  对医学和法学,所谓“牟利的知识”,也不能说教会就采取否定的态度。中世纪西欧的医学分为民间的和学院的,在大学受过教育的医生只构成行医者的少数[23]。大学医学院受到主教和教皇的监督,蒙彼利埃大学的医学生必须在得到主教及其专家的许可之后才能行医,教皇克莱蒙五世(1305-1314年在位)还为医学院颁布过必读书单[24]。洪诺留三世1219年的教令(Super speculam)禁止修士和修道教士( canonici regulares)学习医学和法律[25],禁止在巴黎讲授罗马法[26]。需要说明的是,洪诺留同时又是以研究罗马法和教会法著称的波伦尼亚大学的重要支持者[27]。他给出的在巴黎禁止罗马法的理由是,教会并不一概排斥世俗法,但是法兰西(巴黎)及其周边地区并不使用罗马法,教会的诉讼一般可以援引教会法来处理,而且禁止罗马法的教学可以促进当地的神学教学[28]。巴黎的教会法学家在禁令发布以后继续在其他大学进修罗马法,因为按照当时的制度,教会法学家也必须懂得罗马法,否则不值毫厘[29]。

  1216到1499年间的英国主教有57%在牛津学习过,有10%上过剑桥;到15世纪,91%的英国主教曾经是牛津或剑桥的学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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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北大历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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