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继伟:危机推进了改革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61 次 更新时间:2008-11-21 14:2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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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继伟  

  

   从1978年开始,中国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从此以后中国在很多方面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首先,30年间中国实现了经济的持续增长。GDP年均增长10%以上,人均收入年均增长接近10%,而且在这个时期内基本没有大的波动。通胀率最高出现在1994年,按月度算通胀率超过20%,年度达到了18%,最低年份大概是1%,相比其他转轨国家,中国宏观经济运行是平稳的。

   其次,中国经济的市场化取得长足的进展。我的头脑中有这样一些指标:在工业增加值中,国有以及国有控股的比重从1978年的80%以上,到现在大约占35%;农业方面,1978年国家控制几乎占100%,现在国有成分不到5%;在服务业,除了金融、通讯、铁路交通、民用航空等领域是国有绝对控制的,在其他领域的国有成分低于10%。综合起来看,国有经济占国民经济的比重并不高,只有30%左右,而且其中相当多是上市公司,已经与传统的计划经济时候的国有企业不一样了。经济的繁荣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决策的自由,即个人决策的自由,价格基本上决定于市场。实际上我们目前90%多的商品价格都决定于市场。最近这个趋势受到一些影响,主要是受到一些外部冲击,在初级产品方面增加了一些管制,但不会很长时间。总之,我觉得中国经济的自由度是非常高的。

   再次,中国一直在走对外开放的道路。中国目前的贸易依存度即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达到67%,这个指标可以说明我们的开放程度。美国的这个指标不及我们的一半,日本大概相当于我们的一半,德国大致与我们差不多。但德国有一个欧洲共同市场,他们国与国之间的贸易与我们是不能比的。除涉及国家安全的行业外,对于外方投资并没有过多的限制。最近大家在讨论,对外方投资项目涉及行业垄断的是不是要多加控制,我觉得这个问题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外部压力触发的,特别是中国对外投资的时候受到国际上的保护主义思潮的影响,有些国家以涉及国家安全为名,运用各种机制予以否决,催动了中国这种倾向。

   还有很多指标,比如贫困人口减少、城市化率的提高,农村人口比重从占80%以上到现在大约占50%,每年1000多万人从农村到城市。所有这些指标,表明30年来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能够取得如此大的成就,原因很多。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这实际上是我们采取市场经济体制的胜利。

   回首改革开放30年,就我个人的最大感受而言,我认为是危机推进了改革,试验开辟了市场取向的改革道路,而且是成功的改革为自身开辟着道路。

   在建立市场经济的框架上,我们进行了几步关键的改革。1993~1994年是建立市场经济框架的关键时期,这一次改革也是危机驱动的。当时通胀达到20%,社会出现不安定因素。因纸币告急,按当时全部印钞机的印刷速度已来不及供市场使用,曾考虑是否要印1000元和500元面值的钞票。财政收入占GDP比重不断下降,从改革初期30%下降到1993年10.7%,无力通过财政政策抑制通胀局面,金融体系相当混乱,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的职能不清,货币政策没有收紧的机制,很难实现资源有效配置和宏观经济稳定。严重的通胀局面使得国际收支状况恶化,1992年底外汇储备只有200亿美元。用什么办法改变这种状况?面对改革必须经受的重大利益调整,社会各方面并没有像1978年那样的改革共识,但中央决策者非常坚定,遵照1992年确定的市场经济改革目标,用市场经济的办法解决困难,推出了建立市场经济框架的一系列改革。一是坚定实行了人民币在经常项目下可兑换。一步把汇率调到接近均衡汇率,当时是1美元兑8.7元人民币,1年之后降到8.3元,同时解除了外汇使用的管制,实现了经常项目下的可兑换。改革半年后,外汇储备就增加了100亿美元,增长了50%。二是改革了税收制度、财政制度。我们引入了与欧洲相近的税收制度,主要用增值税替换了产品税,将对每次流转都征税、税目有80多种的产品税,改革为按增值征收、只有17%和13%两个税目的增值税,把税务混乱的局面改变了。同时改革了中央与地方财政制度,实行了分税制,改革后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以及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不断提高。三是改革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制度,使中央银行不再做商业银行的业务,把商业银行的非银行职能剥离。通过一系列改革,中国创造了奇迹,当时GDP增长10%左右,但通胀两年后降到5%左右。东欧国家也引入了增值税,但都出现了通胀,我们却以这种办法抑制了通胀。经过这次改革,基本奠定了市场经济框架基础,奠定了宏观经济稳定的基础;财政能很好地征集收入,使政府履行其公共职能;汇率改革支持了80年代初期以来的对外开放,使开放进一步持续下去,外商投资不再分国内外市场,国内市场也对他们打开。总之,这是危机触发的改革,取得了好的效果。

   还有一次危机推进的改革发生在2002年,中国的东西部地区差异越来越大,我们必须采取措施,帮助那些贫困地区和贫困人民。对此,社会上不如中央政府感觉强烈。当时重要的改革是企业和个人所得税,由原来主要作为地方收入,改为中央占60%、地方占40%,改革增加的中央收入全部用于帮助中西部地区,此后中央对中西部的帮助越来越大。这是一次非常大的利益调整,但静悄悄地进行了。外国同行们不敢相信,其他国家要酝酿多年才能完成的事情,而我们从决策到完成仅为一年。

   危机还促使了中国政策调整。1993年治理通胀,1998年又遇上一次,但方向正好相反,是由亚洲金融危机带来的通货紧缩。当时我们分析后认为,IMF的紧缩政策完全是错的,我们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似乎在全世界反潮流,但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此后,基础设施建设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当时全国高速公路只有5000公里,5年内又增加了5000公里,其后又成为继美国之后高速公路里程世界第二的国家。全面改造了农村电网,当时由于电网落后、损耗大,农村电价为每度1元,而城市电价为每度0.3元,改造以后最终实现了全国城乡同网同价。我们本想2~3年结束扩张的财政政策,不幸的是美国IT业的泡沫影响了全球经济,使扩张政策又多实行了3年,现在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这段历史说明,利用现代宏观经济管理手段治理通胀和紧缩方面,中国政府也找到了自己的路。

   总之,东西方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传统不一样,用西方经济学的概念可能无法理解中国的一些词汇的含意。无论外界怎么看,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我们构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市场经济制度包括会计、税收制度,都在逐步与国际接轨。中国人民在享受比较充分的经济决策的自由,社会高度开放,互联网很自由,对任何事情都有批评声音,包括对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的每一个行动。当然也面临诸如收入分配差距、区域经济差异、环境污染、腐败现象等很多需要解决的问题。中国的基尼系数达到0.46,比美国都高。中国不像拉美国家那样有这方面的传统,一定要采取一些强有力的措施改变现在贫富差距大的现状。危机推进改革,没有危机就缺乏改革的动力。当然我不希望制造危机来推进改革,我们希望通过好的调整来减少危机,来实现中央政府提出的建立和谐社会的目标。(作者为国务院原副秘书长、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读者如欲阅览更多征文,请点击市委讲师团“宣讲家”网站,网址:www.xj71.com)

  

   来源: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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