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俊祥 扬志红: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制度取向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38 次 更新时间:2008-11-20 22:4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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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俊祥 (进入专栏)   扬志红  

  

  摘要:我国政治文明建设应该以制度建设为着力点和目的导向。因为,政治文明在本质上就是人类对有规则的、公正的社会生活的追求,政治文明建设的实质是政治制度文明的建设。而且,我国已开始进入“制度建设主导型政治发展”时期。因此,我国政治文明建设就必然是以民主宪政建设为核心的各项政治制度的建立与健全。

  关键词:政治文明;政治制度文明;法治政治;制度建设主导型政治发展;民主宪政

  

  制度是规则化的行为模式,是人类共同生活所需要的约束个体行为并保障个体利益的规则。诺斯认为,“制度是一个社会中的一些游戏规则;或者,更正式地说,制度是人类设计出来调节相互关系的一些制约条件。制度构造了人们在政治、社会或经济方面发生交换的激励结构,制度变迁则决定了社会演进的方式。”[1]因此,制度是人们设计出来用于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的一种社会机制和规则体系,制度就是规则或规则体系。[2]而政治制度则是政治关系的博弈规则,是政治行为的规则体系。

  中共“十六大”报告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并且,要求政治文明建设“要着重加强制度建设,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可见,我国政治文明建设是以制度建设为着力点和目的导向的。之所以要提出以制度建设为导向的政治文明建设,可以从两个方面分析其缘由,从本质上看,政治文明就是人类对有规则的、公正的社会生活的追求,制度即文明,政治制度的建构及其文明化、公正化就是政治文明的建设与发展;从现实角度看,我国已开始进入“制度建设主导型政治发展”时期。因此,以宪政制度建设为核心的各项政治制度的建立与健全,是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现阶段的主要任务。

  

  一、政治文明建设的实质就是政治制度文明建设

  

  对于政治文明与制度文明的关联,我国学界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政治制度文明是政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或核心内容。他们往往从广义角度来把政治文明概念看作是包括了政治制度文明、政治思想文明和政治活动文明在内的涵义更加广泛的概念。[3]一般认为,政治文明包括了政治意识文明、政治制度文明和政治行为文明三个组成部分。或者,“政治制度文明是政治文明的核心”[4]。另一种观点把“政治文明”概念等同于“政治制度文明”概念,或者等同于包含了经济制度文明、政治制度文明在内的制度文明概念,因为,“狭义的政治文明概念同制度文明概念可以说是重合的”。有学者认为,政治制度的进步即为政治文明,是新的生产关系和社会政治制度的建立和发展。[5]因此,政治文明包括政治制度(国家制度)、政治体制、法律制度等方面的内容。[6]

  一般而言,政治文明,是指人类改造社会的政治成果的总和,是人类政治活动的进步状态和发展程度的标志。具体而言,政治文明体现了人类对和谐的社会关系、理想的社会制度的追求。因此,政治作为人类文明的一种载体在于,它是人类对有规则的社会生活的追求。从政治文明的产生、性质、功能和发展规律来看,上述第二种观点更能揭示政治文明与制度文明之间的本质关系,即政治与制度(规则)具有内在的关联性,政治源于人类对制度(规则)的追求和有规则社会生活的需求,政治文明实质上就是制度文明,文明的政治在本质上应该是规则政治(法治政治),政治的基本功能就是公共制度(规则)的供给。因此,政治文明建设就是制度文明建设,也就是对文明的制度和正义的规则的追求。

  “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因为,人具有规则本性。而政治文明就源于人的规则本性,产生于人类对规则的需求。古希腊人认为,人类和动物界受不同的法则支配,动物界受强力的支配,人类受正义的支配。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在于人有理性,人的理性(本性)能够认识并服从自然法则,能够服从正义和法律规则。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指出,“人在达到完美境界时,是最优秀的动物,然而一旦离开了法律和正义,他就是最恶劣的动物。”作为政治体的“城邦以正义为原则。由正义衍生的礼法,可凭以判断(人间的)是非曲直,正义恰是树立社会秩序的基础。”[7]因此,人类区别于动物之处就在于趋于智虑和善德,遵从正义即法律。英国著名法学家詹宁斯说,“自人类有史以来,一般老百姓就一直乐于遵守前辈的法律和习惯”,因此,“就总体而言,人们变得越来越愿意遵守法律,法治也得以确立。”[8]日本学者杉原泰雄认为,“在人类的历史进程中有一个不可忽视的特点,这就是人类在不断地为共同生活制定规则。”[9]正是基于人类的规则本性,人们乐于遵守法律规则,过有规则的社会生活,才形成了政治社会,产生政治文明。

  那么,政治文明是怎样从人类追求有规则的社会生活中产生的呢?这可以从以下理由和方式来分析。

  (1)政治文明是人类抑制动物性的强力本能,追求文明制度的产物。人是由动物进化而来的,人身上既具有动物的本能即兽性,又有人的本性。恩格斯指出,“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人永远不能完全摆脱兽性,所以问题永远只能在于摆脱得多些或少些,在于兽性或人性的程度上的差异。”[10]人的动物本能实质上就是人的强力本能,也就是以强力战胜他人(更准确地说是其他人类动物)以谋求自己的利益的欲望和能力。[11]而决定人类摆脱动物性多寡的程度即人类自身的人性张扬程度和文明程度,直接取决于人类群体结合方式的文明程度,即制度文明的程度。根据弗洛伊德的社会文明学说,文明是人类对自己的本能欲望加以压抑并且得到升华的结果。因此,制度文明发端于人类本能欲望的压抑体系,人类在压抑自己机体的本能欲望的过程中就创造了文明,即创造了人的生物机体本能的禁令和限制系统,即“‘文明’只不过是意指人类对自然之防卫及人际关系之调整所累积而造成的结果、制度等的总和。”[12]另外,制度能够控制权势、建立权势均衡,防止和化解冲突,或者将冲突控制在秩序的范围内。有学者认为“服从规则的权势者可以使他们自己不在冲突的紧要关头滥用权势。从这个角度来看,规则是强力对理性和社会和平的让步。”[13]实际上,制度是对私人强制的抵制。正如霍布斯指出的那样,“经验已经证明,靠暴力手段运用个人权势会导致不公正和社会的‘野蛮状态’。如果人际交往要取决于杀人越货之徒或匪盗团伙的暴力潜能,普通人就会蒙受不公正。事实上,防止出现这种状态是集体行为的核心问题。”[14]因此,“制度在某些情况下往往会遏制任意行为和暴力行为,并因此增进着他人的安全。”[15]总之,制度、规则在抑制人的兽性和动物强力本能的基础上的产生,标志着人类文明的产生,也就是人类政治文明的产生。

  (2)政治文明起源于人类运用合作规则以保障利益的需要。制度产生于人类协调利益冲突,保障生存利益的需要。特别是新制度经济学者,他们通过人类竞争与合作的推理模型来分析制度的起源,认为选择和遵守规则是理性“经济人”利益保障的需要。为此,他们提出了四种有代表性的分析模型。第一,“囚犯困境”模型。认为“囚犯”经过多次博弈后终究会发现,合作比“自私”更有利,当人们合作时,他们的境况往往优于不合作。因此,当人们不能可靠地合作时,往往会出现这样的囚徒困境。在合作的情况下,制度将增加人们之间的相互信任和互利互助的机会。于是,制度便由此自发产生了。第二,科思的制度起源理论。认为交易费用的存在必然导致制度的产生。第三,诺斯的制度起源理论。认为从简单的交换形式到非个人的交换形式,就产生了制度。第四,财产制度的起源。认为在假想的世界里,即“自然状态”或无政府状态,用单独性的武力来维持土地所有权是不经济的,于是,就要寻求一种比武力防御更节省代价(费用)的机制来。因此,就产生了制度。[16]

  基于人的利益本性,制度的产生有两种方式。“一种可能性是规则及整个规则体系靠人类的长期经验而形成。”[17]这被称为“内在制度”。内在制度的类型有习惯、内化规则、习俗和礼貌、正式化内在规则。而“其他类型的制度因设计而产生”,并被自上而下地强加和执行的,这就是“外在制度”。也就是说,“外在制度是由统治共同体的政治权力机构自上而下地设计出来、强加于社会并付诸实施的。”[18]制度产生的两种方式也决定了政治产生的两种情况。人类为了协调利益关系,首先出现的是“内在制度”,这同时也就出现的前国家政治现象。而在人类历史上,外在制度出现得相对较迟。它的出现……是与立法者、法官和正式政府的出现同步。[19]因此,“外在制度”的需要促成了国家政治的产生。

  (3)政治文明是人类谋求规则化的有秩序社会生活的需要。人是社会性动物,人天生就要过社会生活。而人类的社会生活必须是有秩序的,秩序是人类得以生存的前提。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结合方式既发端于动物种群聚合方式,又超越于动物种群聚合方式,因而人类制度文明是对动物种群“强力规则”和“强力秩序”的变革和升华。人类在长期的劳动实践和交往实践中通过生产方式和政治组织方式的形成,以及人们的社会活动方式和行为习惯的积淀,产生了有规则的社会生活和制度文明。正如马克思所说,人类的社会交往“随着时间的推移,取得了有规则的和有秩序的形式,这种情况就会自然产生;并且,这种规则和秩序本身,对任何要摆脱单纯的偶然性或任意性而取得社会的固定性和独立性的生产方式来说,是一个必不可少的要素。这种规则和秩序正好是一种生产方式的社会固定形式。”[20]恩格斯也曾经指出:“把每天重复着的生产、分配和交换产品的行为用一个共同规则概括起来,设法使个人服从生产和交换的一般条件。这个规则首先表现为习惯,后来便成为法律。”[21]可见,政治随着人类的劳动和交往实践而产生,又成为人类创造和实施新规则的社会机制。因此,政治对于人类的功用就在于它源于人类的制度(规则)需求又能够为人类提供“公正规则”和“规则秩序”,创造有规则的公正的社会生活方式。这是政治文明与制度文明的又一契合点。

  (4)政治文明是人类运用规则追求自主自由的需要。自由是人的本性,自由对于人类而言,具有终极的价值。所谓人的自由实质上就是人的主体性或自主性。相对于其他动物而言,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就在于人的主体性和自主自由。[22]因此,人类过社会生活的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实现自我价值,保护个人自主领域。当然,只有在社会秩序中自由才可能实现,虽然秩序与自由的统一不仅是社会规则的真缔所在,也是人类理想生活模式的真缔所在。然而,在现实社会,所面临的却总是秩序与自由的两难问题。这都是说,当人们过多地关注自由需求时,就势必会损害人们对秩序的需求;而当人们过多地关注秩序需求时,就势必损害人们对自由的需求量。因此,秩序与自由始终处于互相消解的对立之中。秩序与自由的理论上的统一无法消除两者在现实社会中的尖锐对立。整个人类的发展史可以说就是一部在秩序和自由之间痛苦地挣扎、摇摆的历史。于是,人类就要寻求协调自由与秩序之间关系的社会机制,这就是制度。法律制度可以构建秩序与自由之间的动态平衡统一,人类只有在文明、公正的社会规则的保障下才能实现自主自由。[23]总之,人类社会的一切制度设置和安排,其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在一定的秩序中实现人的自主自由。这种制度设置和安排促进了政治文明的产生。

  在人类社会生活制度和行为规则的产生过程中所形成的文明的政治本质上应该是规则政治。人类社会生活中,最能体现文明、正义和最具普适性的规则是法律规则。因此,规则政治的最基本形式是法治政治,法治政治是人类政治文明的最基本的制度形式。法治政治以法律规则为本位,它强调法律是一种社会规则现象,政治治理就是奉行法律(规则)至上的法治主义政治。西方政治法律文化传统的核心是法治政治的理论与实践。美国学者弗里德里希·沃特金斯指出,“古代西方政治的根本问题,也就是如何建立和谐的集体行动基础的问题。”而“古代的政治家们都认为,为解决这一问题,法律应作为统一城邦社会的惟一力量。”古希腊人相信,“惟法律是将众人结合为一的最基本纽带,故而无法满足于行使单纯的专断权威。”[24]于是,“扩展法律概念,适合城邦需要,便成了古代政治的中心问题。对法律的原始尊奉原理得以保留,并成为西方政治发展的基础之一。”[25]在此基础上,“以法释国”,把政治国家视为一种制度、一套行为规则就成为西方政治文明的文化传统和基本特征。如古罗马的西塞罗认为国家的本质是法的联合体,(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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