赖毓芝:文化遗产的再造:乾隆皇帝对于南薰殿图像的整理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151 次 更新时间:2008-11-20 07:10:15

进入专题: 乾隆   南熏殿   历代帝皇像  

赖毓芝  

  而只留历代帝后与圣贤两群图像于南熏殿?乾隆又是如何看待帝后像与圣贤像这两群像的关系?〈御制南熏殿奉藏图像记〉中清楚地提到这个南熏殿的收藏是「秩然有章」,也就是这是一个层级分明的集合。上述的《造办处活计文件》的记载更清楚的指出这个层级分明的秩序是透过不同的装裱颜色来区别。例如,「帝王后像挂轴,准用金黄绫,天地明黄,寿带绫边,其功臣像挂轴,准用蓝绫,天地苹果绿色绫,寿带绫边」,这也符合胡敬《南熏殿图像考》序中记载「乾隆戊辰岁高庙诏重装池,椟以香楠,弢以文缎,帝后像黄表朱里,臣工像朱表青里,尊卑区别,秩然不淆」。检视目前故宫博物院所藏的南熏殿图像,计有轴六十七,册十一,卷二。很可惜地其中并没功臣图像群以兹对照,但是帝后轴部份,的确像《活计档》所载,「金黄绫,天地明黄」。册页部份,帝后像册页一律裱以黄绫,并裹以黄云缎套。同样等级的装裱也用于圣贤像册上,例如院藏的〈至圣先贤半身像〉、〈历代圣贤半身像〉等。在此,儒家圣贤是被视同于历代帝王来处理。

  

   以孔子为中心的儒家圣贤的帝王化待遇事实上并不是一个新的现象,宋朝的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就诏追谥孔子为「玄圣文宣王」,五年(1012)时,以国讳,改谥「至圣文宣王」,真宗初欲追谥为「帝」,因有人反对,而作罢。熙宁七年(1074),判国子监常秩等请追尊孔子以帝号,下两制礼官详定,以为非而止,最后终于于徽宗崇宁三年(1103),诏辟雍文宣王殿以「大成」为名,并增文宣王冕十有二旒,此为宣圣用天子冕旒之始。明世宗嘉靖九年(1530)时受到大礼议的影响,「孔子不称王」,削其从祀弟子爵位,但是到了清代,不但康熙对孔子行三跪九叩之礼,并将御前常用的曲柄黄盖留置孔庙中,以示尊圣,雍正帝更清楚地为文道:

  

  ⋯朕蒙皇考教育,自幼读书心切,景仰欲再加尊崇,更无可增之处,故勒部进封孔子以上五代,今部议封公上,考前代帝王皆有推崇之典,唐明皇封孔子为文宣王,宋真宗加封至圣文宣王,封圣父叔梁纥为齐国公,加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加封齐国公为启圣王,至明嘉靖时以王系臣爵改称为至圣先师孔子,改启圣王为启圣公,虽皆属尊称,朕意以为,王爵较尊,孔子五世封王之典着诸大臣议奏钦此遵旨,议准自叔梁公以上至木并追封为王爵⋯[20]

  

  雍正认为世俗的爵位还是比空头衔来得尊贵,因此封予孔子五世爵位。由上述可知,孔子受帝王待遇虽非前所未有,但的确是一个难得的殊荣,然而这个殊荣也似乎并非一个全然稳定的现象,端赖于统治者与其关系而定。例如,即使乾隆的前驱者康熙与雍正对孔子及其相关的祭祀礼仪尊崇有加,而乾隆本身在处理南熏殿图像中也给予了历代圣贤与历代帝王同等的待遇,但是在同一年回答翰林院检讨阮学浩所奏贡生闫若璩孔庙从祀末议十一条中所提孔子祀典宜用天子礼乐,就非常不以为然。他说:

  

  孔子生未尝为诸侯,六佾亦岂所固有,此乃本之宋臣王安石谓史记不当列孔子于世家,不过文人翻新立说,岂足据为定论,且天子尊师所贵宣明德化,敷叙彝伦,寔能行圣道以端治理,明圣教,以淑人心,坐而言,起而行,使天下无一人不与被圣人之泽,至于乐舞之仪文,笾豆之度数,其末节耳,而此为尊师首务,岂所谓能知轻重者乎,又所谓两庑先贤先儒位次凌躐,宜谓厘正一条,两庑从祀诸人累朝互有出入,盖书生习气,喜逞臆断而訾典章,就其一偏一曲之见言,人人殊考⋯[21]

  

  在此,乾隆清楚地指出圣人的责任是「宣明德化,敷叙彝伦」,「明圣教,以淑人心」,也就是他的功用应该是纯粹的教化事业,世俗的权位与其相应的配备应与其无涉。他也提到文人们每每争议谁应该从祀孔庙,这不过是喜欢随意批评论断的书生恶习所致。在此,乾隆似乎隐隐地暗示孔子所象征的「道统」应安其文化上的象征地位,不应贪妄帝王们所象征的「治统」的相关待遇。虽然如尧舜般的「治统、道统萃于一人」一直是文人们的理想,但是从宋代以降,「道统观」逐渐发展形成,就赋予士人一个理论的基础,使之与代表「治统」的帝王们相抗衡。王夫之就很清楚地指出这个两元相抗衡的机制:「天下所极重而不可窃者二:天子之位,是谓「治统」;圣人之教也,是谓「道统」」。

  

  治教合一

  

  虽然乾隆对于儒士们要求「道统」比照「治统」的待遇来处理不以为然,但是在很多制度的象征性设计上,乾隆还是实行「道统」与「治统」的并置,也就是儒家圣贤系统与历代帝王系统的并列。这在在乾隆所编纂的《大清会典》中也可以看到。值得注意的是《大清会典》的编纂,崇德元年(1636)年清太宗皇太极即位时曾议定《会典》,定鼎中原后,康熙二十三年始修《大清会典》,雍正帝御极之初重修《会典》,九年告峻,乾隆十二年时又下旨重修,这也是乾隆开始处理南熏殿图像的同一年。乾隆所续修的《大清会典》在很多方面为后来的续修订下了典范,例如,最重要的就是每一卷会典,都附一卷《会典则例》的做法成为后来的常态。在这乾隆新修的版本中,乾隆就把祭祀历代帝王且象征「治统」相传的帝王庙与祭祀圣王圣贤且象征「道统」的先师庙与传心殿并置于国家祭典第二等的「中祀」下。如果对比康熙朝的《大清会典》,两个系统都只放在国家祭典第三等的「群祀」下,乾隆显然对两者在仪礼地位上有个系统化的提升。[22]

  

  在此,值得注意的是传心殿设立,传心殿是康熙二十四年于文化殿之东新建的,殿中奉「皇师伏羲氏、皇师神农氏、皇师轩辕氏、帝师陶唐氏、帝师有虞氏、王师夏禹王、王师商汤王、王师周文王、王师周武王,均正位南向,先师周公东位西向、先师孔子西位东向」,[23]并规定应用祭器照帝王庙式样。黄进兴对清初政权意识形态的研究就指出,「传心殿的设立体现了康熙衔接「治统」与「道统」的政治理念,无形中使两者会聚于皇权之中」。[24]也就是原来由儒士担任道统的守护人以一个超然的地位监督作为「治统」掌权人的皇帝,在此,由于皇帝主动争取「道统」守护神的位置,使得「治统」与「道统」同归于皇权之下,原来制衡的机制不复存在。

  

  康熙一直是对乾隆影响最深的皇帝,不但其大规模编纂书籍如《康熙字典》、《佩文韵府》、《性理精义》等影响了后来雍正时期完成的《古今图书集成》,及乾隆的《四库全书》的编纂,康熙六次南巡也成了乾隆师法的对象。乾隆十三年二月二十五日诣先师庙释奠,也依康熙行三跪九叩礼,并仿康熙命留曲柄黄伞于先师庙内。[25]因此,传心殿中所体现的「治统」与「道统」的结合,想必与乾隆如何考虑南熏殿的图像息息相关,南熏殿中乾隆坚持只保留象征治统的帝王像与象征道统的圣贤像,并一律以帝王像的方式装裱,应该就是承袭康熙的「治教合一」的表现。尤其考虑在地理上,南熏殿位于太和门西的武英殿与咸安学宫侧,与位于太和门东的文华殿群中的传心殿,各踞东西,似乎遥遥相应,让人不禁怀疑乾隆立南熏殿时心中是否想者祖父康熙的建树。

  

  乾隆十二年

  

  乾隆十二年似乎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年,在这一年正月命续修《大清会典》,三月重刊十三经注疏及二十一史成,六月命校通典、通志及文献通考,并命编续文献通考,并于十月指示了南熏殿图像的处理及成立,乾隆十三年并制定新祭器,「圜丘大祀为始,灌献陈列,悉用新成祭器」,[26]又「有大驾卤簿行驾仗仪,行幸仗仪名参用宋明以来之旧」之诏,并更定「大驾卤簿围法驾卤簿,行驾仗仪为銮驾卤簿,行幸仪仗为其驾卤簿,合三者为大驾卤簿」,[27]并命王幼学画〈大驾卤簿图〉。[28]值得注意的是,除了这些大家所熟知的汉传统的整理,[29]乾隆事实上有一个非常清楚的满族认同,在十二年这一年,他在建立自己在汉正统中的地位的同时,也不忘本,例如,除了于《大清会典》中厘订汉传统有关的国家典章制度,他在六月九日特命纂《满洲祭神祭天典礼》,[30]并于?编《满族源流考》,《啸亭杂录》中也提到高宗最厌「满人之袭汉俗」,[31]每年一年一度的木兰行围更是乾隆对满族传统的实践。[32]在这些与满族认同有关的活动中,乾隆尤其重视满语也就是国语的使用及推行,不但早在乾隆七年八月命大臣侍卫等凡行走齐聚处皆用满语,[33]十二年更清楚地说「清语乃我朝根本要务」,[34]而章奏中往往清语中杂有汉语,因此命满州大学士、大臣等将通政司等衙门及地方省分命名不便翻清者翻译具奏。[35]

  

  事实上,就原来汉传统的礼仪祭祀上,作为北方民族的满人皇帝,也常有与汉传统回异的看法,例如顺治二年就在原来帝王庙以南方为正统的系统中增祀了北方传统的辽太祖、金太祖、金世宗、元太祖等及其功臣。[36]康熙更认为「书生辈但知讥评往事,前代帝王虽无过失,亦必刻意指摘,论列长短,无一人为帝王公言」,[37]因此主张「凡曾在位,除无道被弒王国之主外,尽宜入庙崇祀」。康熙虽然对尊崇孔教不遗余力,但是却否定圣贤之统对帝王之统有任何评断的权力,也就是帝王被认为是一个绝对的存在,不因其作为的善恶或文人品评而改变其历史地位。乾隆四十九年,对于顺治强调北方传统增祀辽金元诸帝,为防「后世臆说之徒,谓本朝于历代帝王未免区分南北」,[38]又追加了南方传统的魏晋南朝诸帝,由上所见,乾隆对所谓的汉传统是采取兼收并蓄的策略。由这点来看南熏殿图像,如果我们接受胡敬的南熏殿图像考的存目算是最接近原来乾隆藏品,那们其中所包含的「明兴献王像」二轴的存在,可能很可以说明乾隆这种全面接收的态度。明兴献王是明世宗的本生父,世宗即位后,由于坚持只继统不继嗣,与群臣意见不合,而酿成大礼议。所以严格的说,兴献王不应包括在这个帝统之中,但是乾隆并没有因此而把其屏除在外。

  

  乾隆这种兼容并蓄的态度,并不是只是体现在对汉文化中,更在对不同文化上。例如祭祀上,乾隆于乾隆十二年就说过:「我满州禀性笃敬,立念肫诚,恭祀天、佛与神,厥礼均重,惟姓氏各殊,礼皆随俗。」[39]也就是根据不同的对象与文化,有不同的待遇,但是基本上是「厥礼均重」。

  

  以这点来看南熏殿的位置,也是很有趣的。前面我们提到南熏殿位于西华门内武英殿前,与咸安学宫相值,也就是位于紫禁城西南隅。[40]咸安官学学的对象主要是内府三旗子弟及景山官学中俊秀者。[41]设立于雍正六年,于咸安宫中修理读书房三所,每所分给学生三十名,选举贡九人,每所三人,专司教习之事,鸟喇人及旧满州人九名,教授清话、步射、骑射、并派满汉翰林二员,总理稽查教习功课,但往来行走,不必常住馆内。[42]因此,咸安学宫虽然有一名汉翰林的稽查,而学生很有可能也有从景山官学来的汉学生,但数量上毕竟为少数,且授课的内容主要还是以满文化为主。除了咸安官学外,乾隆十二年,也就是南熏殿图像成立的同一年,乾隆又在咸安官学内,设立蒙古学房,教授蒙古经书及阿里嘎里字韵,并书写乌术蒙古翻译等学业。不仅仅如此,乾隆于二十一年又于这一区的内务府南面,也就是咸安宫北,设立回学学房,三十三年,在造办处南,也就是咸安官北,设立缅子馆,专司缅文的翻译与教学。[43]因此,南熏殿所在的太和门西,西华门内的这一区,可说是多元文化区,而建筑物的层级而言,南熏殿事实上也低于咸安宫一级,因此就整体皇城的位阶来看,南熏殿所呈现的汉传统最高理想的「治教合一」很可能只是乾隆更宏大的计划中的一部份,而这个计划是包含至少满、蒙、回、缅等多种文化体的结合。

  

  小结

  

  乾隆于南熏殿的图像整理上刻意地建立两个系统的图像,那就是历代帝王像与圣贤像两者。虽说这两个系统不无关系,例如其中马麟为宋理宗所作的道统十三赞图,就是画由伏羲、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颜、曾、子思、孟子等由圣君到圣贤的相传道统。但是自三代以后,圣君与圣贤集于一身的情形似乎不复存在,宋代以后所发展出来的道统观,就很清楚地区分出上述两个系统的区别,例如,陈建(1497-1567)在辩护朱熹为振兴儒学的功臣时就说:

  

  有帝王之统,有圣贤之统,如汉祖、唐宗、宋祖开基立业,削平群雄,混一四海,以上继唐、虞、夏、殷、周之传,此帝王之统也,孟子、朱子踞异端,息邪说,辟杂学,正人心,以上承周公、孔子、颜、曾、子思之传,此圣贤之统也。[44]

  

  这点检视孔庙与帝王庙所祭祀的人物中,也可发现。两者恭奉的人物是很少重复的。

  

  黄进兴的研究就指出,「代表圣贤之统的孔庙人物首重立言,其次立德;代表帝王之统的帝王庙则以立功为取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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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第八屆會議:文物收藏,文化遺產與歷史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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