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可平:“中国模式”与思想解放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951 次 更新时间:2008-11-17 14:5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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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可平 (进入专栏)  

  

  ·“中国模式”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它拓宽了民族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丰富了人类对社会发展规律和道路的认识,促进了全球化时代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发展。

  ·对外开放、国际合作、和平发展这些都是“中国模式”的重要内容,遵循着这些战略策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更加积极地参与国际社会,更多地承担国际责任,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贡献更多的力量,这就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全球治理的现状和未来。

  ·极端的思维要害死人,过去我们已经有无数这方面的惨痛教训。对不同的思想学术观点不打棍子、不扣帽子、不搞政治批判,是我们汲取“文革”惨痛教训后来之不易的结果。我们需要通过正常的学术讨论、理论争论和思想交锋来凝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共识,而绝不能去破坏社会的政治认同和政治共识。

  

  关于“中国模式”,我们可以从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得到一些深刻的认识。概括地说,十七大报告最重要的精神是三个“一”:一面旗帜、一条道路、一个体系,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如果从国际比较的角度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也可以称作“中国道路”、“中国经验”或“中国模式”,是中国在全球化背景下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系列战略策略。

  

  “中国模式”丰富了人类对社会发展规律和道路的认识

  

  记者:改革开放给我国带来了经济腾飞,创造了“中国奇迹”。对此,西方近年来有人提出了“中国模式”的概念,这一概念也逐渐受到国内学者的关注,国内有学者就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中国模式”(或称“中国道路”)。那么,您对此怎么看?

  俞可平:近年来关于“中国模式”或“中国经验”、“中国道路”的讨论受到了国外舆论界和学术界的格外关注。关于中国的发展道路或发展模式的讨论之所以成为海外中国研究的一个热点,我想主要原因有四个方面。

  其一,20世纪晚期,拉美的经济危机、东亚的金融危机和俄罗斯“休克疗法”的失败,都与“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直接相关,而“新自由主义”正是“华盛顿共识”的基础,它们表明了建立在“华盛顿共识”基础上的“拉美模式”、“东亚模式”的局限。

  其二,与此形成鲜明的对照,中国奉行自己独特的现代化战略和改革开放政策,改革开放以来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一直在9.5%以上,创造了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中国成功的发展战略必然会引起人们的关注,也必然会有人从理论上加以概括和总结。

  其三,在全球化背景下实现现代化,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其实是一个新课题,它们都在努力探索新的发展模式。而所谓的“东亚模式”和“拉美模式”在近年的失效,使它们加倍关注中国的成功经验,希望从中找到适合它们自己的东西。

  其四,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其强大和崛起,势必会对全球的政治经济格局甚至对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产生深刻的影响,因而中国的发展战略和发展模式也必然会引起西方发达国家的深切关注。

  关于“中国模式”,我们可以从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得到一些深刻的认识。概括地说,十七大报告最重要的精神是三个“一”:一面旗帜、一条道路、一个体系,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如果从国际比较的角度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也可以称作“中国道路”、“中国经验”或“中国模式”,是中国在全球化背景下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系列战略策略。

  记者:近来,国内有学者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对苏联模式的突破”,并提出了“中国模式”与“苏联模式”的三个重大原则区别,即在对待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和如何构建新社会的问题上的区别;在对待商品市场和资本主义的问题上的区别;在发展观上是坚持“民本”思想还是坚持“国家至上”(实质是“君本”思想),是坚持科学发展,还是“唯意志论”发展的区别。那么,您是如何看待“中国模式”的?

  俞可平:的确,“中国模式”是不同于改革开放前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即苏联模式。但是,“中国模式”也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发展模式。“中国模式”与西方社会发展模式的区别也是极其明显的。在所有制方面:中国不实行全面私有化,而实行以公有经济为主导的混合所有制,公有经济仍然控制着国家的经济命脉,而且土地和森林、矿山等资源也不实行私有化。在资源配置上:虽然我们采用了市场经济,但政府调节和干预的程度比西方国家要强大得多。在政治上的区别就更明显:中国不搞多党制和议会政治,不搞立法、行政、司法的“三权分立”。在意识形态上:中国仍然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政治意识形态领域中的主导地位,但已经允许不同思想流派的存在。这些都是与西方发展模式的基本区别。但这并不是说在社会发展战略方面,中国与其他国家没有任何共同之处。“中国模式”的成功之处,恰恰就在于它是立足于中国的具体国情,充分学习和借鉴人类文明优秀成份的结果。

  我曾经从成功的经验和鉴戒的教训两个方面来概括过“中国模式”的基本要素——以经济发展为核心,追求社会和自然的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坚持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同时辅之以强有力的政府调控;把效率和公平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追求人与人、地区与地区、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平衡发展;将对国内的改革与对外部世界的开放有机地结合;根据自己的国情,主动积极地参与全球化进程,同时始终保持自己的特色和自主性;正确处理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推行增量的经济与政治改革,以渐进改革为主要的发展策略,同时进行必要的突破性改革;在全面推行经济改革和社会改革的同时,适时进行以民主治理和善政为目标的政府自身改革和治理改革。

  记者:“中国模式”带来了中国国际社会影响力的扩大和国际地位的提升。那么,“中国模式”是否也具有一种“全球价值”?

  俞可平:要说“中国道路”或“中国模式”的价值,我想主要体现在它拓宽了民族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丰富了人类对社会发展规律和道路的认识,促进了全球化时代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发展。我认为,不能简单地把“中国道路”的价值,看作是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供选择的发展道路。中国的国情太特殊了,建立在这种特殊国情基础上的“中国道路”或“中国模式”,恐怕是其他任何国家都不能简单地效仿的。

  我还想特别说明一下:在我看来, “中国模式”或“中国道路”,并没有完全定型。虽然它的一些典型特征开始显现出来,但我们的现代化任务还没有完成,我们对“中国模式”仍然处于探索之中,可能探索的路途还很长。以为“中国模式”已经是一条成熟的现代化道路,既可解决国内发展中的一切问题,又可供他国模仿,这不仅过于乐观,而且对我们解决目前面临的各种严峻挑战甚至是有害的。

  记者:从国际政治的角度看,“中国模式”及其实践后果给当今的世界政治格局带来了怎样的深刻影响?

  俞可平: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或者说“中国模式”所导致的“中国崛起”,是一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重大事件。一些有远见的国外政治家和思想家已经看到,它深刻地改变了国际政治的格局,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改变着世界历史的进程。

  首先,中国持续而高速的经济发展,改变了全人类近五分之一人口的历史命运,这本身就是一个重大的国际事件。近3亿人口摆脱贫困,13亿人的生活正在被迅速地现代化,并且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全球近五分之一的人从原来的封闭状态大规模地融入全球化进程之中,从而使全球政治进程中的“中国因素”变得日益重要。

  其次,中国综合国力在短时期内的惊人增长,使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影响力大大增强,从而打破了原来由超级大国支配的世界政治格局。中国事实上已经开始作为国际政治生活中的一支独立力量而发生作用,并且正在有力地促成世界政治从单极向多极发展。

  其三,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其国内发展的需要、对“和谐世界”的价值追求和目前的国家能力,都决定了中国的强大,只能是和平的发展。因此,中国的崛起大大增强了国际政治中的和平因素,更加有利于国际社会实现世界和平的共同目标。

  最后,“中国模式”影响着全球治理。对外开放、国际合作、和平发展这些都是“中国模式”的重要内容,遵循着这些战略策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更加积极地参与国际社会,更多地承担国际责任,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贡献更多的力量,这就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全球治理的现状和未来。例如,中国对全球气候变暖和国际反恐的积极态度和有效合作,明显地增强了在这些领域内的全球治理效果。

  记者:谈到“中国模式”的价值问题,最近还有一个与之相关的热议话题,这就是“普世价值”。关于“普世价值”的讨论,目前有两种相对的看法:一是认为根本不存在什么“普世价值”;一种观点认为,拒绝“普世价值”就是自绝于人类。不知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俞可平:我也注意到目前关于“普世价值”的热烈讨论或激烈争论,我想从方法论的角度谈谈这场争论。

  首先,我们要坚持辩证法,反对极端主义思维。我觉得在这场争论中有两种极端观点是令人担忧的。一种认为普世价值就是没有任何差别的共同价值,其极端就是简单地把西方价值当作“普世价值”;另一种认为人类社会根本不存在任何共同的价值,其极端就是幼稚地认为“中国特色”与人类的普遍价值格格不入。辩证法告诉我们,任何事物都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人类社会的价值也同样如此。以争议最大的民主问题为例,它同样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民主源于西方文明,但民主并不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专利,它是人类共同的政治文明成果,是人类的共同价值追求。我们中国同样要追求民主,实现人民民主是我们的根本目标。但我们正在实行的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它与西方国家的民主既有共同的地方,又有实质性的区别。任何民主都需要法治、选举、监督、参与,这是共同的东西。我们也要建设法治国家,要实行民主选举,要加强权力监督,要扩大公民参与。但我们的法治、选举、监督、参与等都带有明显的中国特色,与西方国家有着根本性的区别,我们不搞西方的“多党制”、“三权分立”。因此,上述两种看起来截然相反的观点,其思维逻辑的极端性、片面性以及对“普遍——特殊”、“共性——个性”链的割裂,如出一辙。

  其次,要坚持实事求是,反对主观主义。我刚到江苏的“天下第一村”华西村做过调研,20年前我曾经去过。这20年间,许多原先的农村先进典型纷纷陨落了,但华西村却依然先进如故。这是相当不容易的。我问为什么华西村能取得如此成功?新老书记都答曰:实事求是。但他们都同时补充说,实事求是可不容易。确实如此。我发现在这场争论中,一些人就很不实事求是。他们总觉得自己是真理的化身,是人民利益和国家利益的代表,而对方不仅观点一无是处,而且动机不良。因此动辄就给对方扣上“反对改革开放”、“为既得利益者辩护”、“是西方的走卒”、“缺乏良知”这类政治帽子,进行政治批判和人身攻击。其实,绝大多数参与这场讨论的知识分子虽然观点不尽相同,但都希望我们的国家更加富强,人民更加幸福。对不同的思想学术观点不打棍子、不扣帽子、不搞政治批判,是我们汲取“文革”惨痛教训后来之不易的结果。我们需要通过正常的学术讨论、理论争论和思想交锋来凝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共识,而绝不能去破坏社会的政治认同和政治共识。我不想去揣摸一些极端者的政治心态,但从思想方式看,就是不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

  我还想强调指出,极端的思维要害死人。过去我们已经有无数这方面的沉痛教训,现在同样如此。例如,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各地各部门正按照中央的要求认真总结改革开放30年的巨大成就和宝贵经验。但有极少数人总是不允许你讲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只要你一说改革开放的政治进步和经济进步,就说你这是在否定毛主席的丰功伟绩,是在否定建国后29年的巨大成就。这真是从何说起啊?任何一个有正常理性思维的人都会认为,我们之所以在改革开放以来能够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是因为我们有改革前29年积累的政治和经济基础,同时我们又充分吸取了前29年社会主义探索的经验和教训。说我今天生活得更好,并不必然否定我的昨天;说你比别人更有成就,并不是说别人一无是处。这是常识。维护常识,是知识分子的一种社会责任。

  

  没有思想的解放,就不会有“中国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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