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时刻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召开会议部署改革，自然应以繁荣哲学社会科学为中心议题。但陈奎元院长的讲话以及上任以来一直以萎缩、限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为宗旨。问题出在哪里？作为一个执政党究竟怎么管理意识形态，一直没有进行反思和检讨，一直没有提到改革的议事日程，一直沿用在思想领域实行专政的做法。以至今天，陈院长依然可以以权力代替真理，对学术争论作裁定，对社会科学研究划框框。从这个意义上说，不是陈院长个人的问题，是党对意识形态管理的大政方针问题。
是办“社科院”，还是“神学院”？
中国是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是以马克思主义为信仰，以社会主义为目标。作为一个执政党自然希望将所追求的信仰转化为国家的意识形态，并实现所奋斗的目标。全世界所有政党和宗教都是如此。人类社会的进步也就为此付出了代价。
欧洲中世纪，宗教以国家世俗权力实行思想强制，并设立宗教裁判所对思想异端判罪，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布鲁诺就是这样被烧死的。西方人文主义是对宗教神学的反叛，追求思想自由、精神自由，首先是信仰的自由。人可以追求来世、彼岸的精神幸福，也可追求现世、此岸的物质快乐，将人从宗教神学的束缚下解放出来。西方文明崇扬自由主义，把信仰自由作为至上原则。从此实行政教分离，宗教不能干涉人的信仰自由，政府也不能干涉信仰宗教的自由。在美国一所大学发生这样的事，学校让学生祈祷，某家长控告学校，称我的孩子不信上帝，为什么要规定做祈祷？这个学校只好作罢。如果这个学校是神学院，就不会发生这种情况，你不信上帝就别来啊！所以，神学院是没有信仰自由的，大学有信仰自由，民众有信仰自由。
西方国家的执政党是通过法律来执行意志，不能干涉思想的自由。不过，美国共和党、民主党的研究机构自然是帮共和党、民主党说话的，各财团控制的媒体是帮利益集团说话的，各私人基金资助的研究机构也各有宗旨，大学的研究相对自由一些。能弄到钱，有人资助，也可以组建共产党，宣传马克思主义。这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说它是假的，有道理，西方的思想、言论自由不是绝对的。说它是真的，也没有错，西方没有哪一个党、哪一个人敢禁止哪种思想，不准哪种言论发表。正是实行资产阶级自由化，创造了相对自由的环境，所以西方出了众多的思想家、哲学家、经济学家，马克思、马克思主义也是在这种环境下诞生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带来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不断翻新，什么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各种学派林立，什么货币学派、制度学派、比较学派、法兰克福学派、公共选择学派；资本主义模式多种多样，什么自由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福利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有今天，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资产阶级自由化，统治技巧不断改进，尤其是从马克思主义的批评中，吸取了很多社会主义理念和做法。
中国共产党在野时，也是争自由和民主，反对一党专政、一个主义。1944年6月13日《解放日报》发表评论说：“由于各个国家的历史发展、社会状况等具体条件的不同，他们各自所实行的民主政治，可能在形式和内容上，都存在着多少差异。但无论如何，它们之间有一个基本点是相同的，那就是政权为人民所握有，为人民所运用，而且为着人民的幸福和利益而服务。这样的政权必然尊重和保障人民的自由权利；使失掉自由权利的人民重新获得自由权利；没有失掉自由权利的充分享有自由权利；特别是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这些作为实行民主政治的基本条件的人民的最低限度的自由权利，是必须切实而充分地加以保障的。”一批进步青年反叛家庭，投身革命，奔赴延安，就是向往自由和民主。毛泽东也盛赞“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原则”，认为“人类最可宝贵、最堪自乐的一点，即在于此。学术的研究，最忌演绎式的独断态度。中国什么‘师严而后尊道’、‘师说’、‘道统’、‘宗派’都是害了‘独断态度’的大病。都是思想界的强权，不可不竭力打破。像我们反对孔子，有很多别的理由。单就这独霸中国，使我们思想界不能自由，郁郁做两千年偶像的奴隶，也是不能不反对的。” （1）1944年11月15日《新华日报》刊登毛泽东答中外记者问时说：“只有建立在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与民主选举政府的基础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但是，一旦掌握了政权，我们就忘了当时革命的目的、革命的口号、革命的承诺。也许是出于建设人间天堂的崇高动机，但是不能用棍子赶人进天堂。因为既然是建人间天堂，那什么是天堂，怎么建天堂，大家有权来讨论。至少人家可选择不进或退出。但我们居然采取全面专政的手段，来建人间天堂，人民既没有人身自由，更没有思想自由。一旦失去自由，人间天堂就可能变成人间地狱。我们有过这样一段痛苦的实践以后，应该有起码的共识，不管它有多美妙的理由、多崇高的目的，都不能禁止人身自由，更不能禁止思想自由。
30年的改革，中国人获得了人身自由，在很大程度上获得了思想自由。各种学派林立，思想十分活跃，尤其西方流派在学术思想界影响日甚。面对这种状况，中国共产党内的一些人如刘国光等，惊呼马克思主义的领导地位受威胁，要求运用行政权力限制西方学派，甚至提出要对大学、研究机构的领导人进行清理与整肃。这篇2005年的谈话正是发表在中央发出《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一年之后，并专门引用了陈奎元院长反西方学派、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右的观点。（2）显然，这是刘国光与陈奎元的一次联合作战。这就可以理解陈院长今天的讲话，他从上任之日起就一直不是把繁荣哲学社会科学作为己任，而是作为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一方统领。直白来说，陈院长要办的不是“社科院”，而是“神学院”。
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危机是怎么产生的？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思想界，在中国民众中，包括共产党内部已不占据领导地位。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开会时的共产党人与饭桌上的共产党人判若两人。作为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引起深深的忧虑是自然的。之所以造成这种状况，正是因为长期实行思想禁锢的错误方针。禁止一切非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失去了营养源，也没有了战斗力。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除了背诵教条、词句以外，失了起码的思维能力，既不能解释中国发生的现实变化，更提不出预测、指导未来的意见。刘国光当时一方面埋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地位被削弱”，另一面又承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教材，“还不够成熟，数量也不多，没有引起学生广泛的兴趣”。3年过去了，这种状况有没有改变呢？还是没有。（3）
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执政党如何管理意识形态，可以说，只有失败的教训，没有成功的经验，是非常值得反思、总结的。我们只有承认这个简单事实，才能真正反省。用专政的手段禁锢思想自由，以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作为方针，不仅不能带来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更造成马克思主义自身的危机。60年的实践难道还不足以证明吗？
作为政治伟人的邓小平提出“经济为中心”，是为了解决中国当时面临的最迫切的问题，即发展经济，来不及、也不可能讨论意识形态的问题。恰怡相反，他采取排除干扰的方针。1979年3月，在理论务虚会上，不少人以文革为据质疑共产党领导、质疑马克思主义、质疑社会主义。这种状况如果蔓延，政治局面就稳定不了，经济改革也无法进行。邓小平就在这个会上发表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以后又提出了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用以排除右的干扰。他又提出著名的“猫论”、“摸论”、“不争论”，避开姓社姓资的争论，用以排除左的干扰。邓小平的用意，就是稳定政局，发展经济。今天，经济是发展了，但政局却不稳。这就是陈院长所说：“现今党员干部中贪腐分子滋生的状况、人民群众怨愤的心理、党群关系紧张的状况，我看是建国以来少有的局面。”但陈院长并没有开出解决问题的药方，一味地在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上下功夫，乞求禁锢思想的老办法来稳定局面，这已不管用了。
如何重建意识形态？
当下中国面临的种种问题的总根源是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出了问题。对共产党自身来说，失去了信仰的作用。如今共产党的吸引力，不是信仰追求，而是权力利益。所以，怎么进行先进性教育都不管用。没有信仰追求，哪能产生自觉约束的力量？对广大民众来说，失去了价值引导的作用，政府以发展第一，民众以挣钱第一，并由党政官员带头干消解了一切道德。现在，党管不住党，政管不住官，官管不住民，民管不住己。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没有了信仰、精神、理想、道德，这是最深刻的危机。重建意识形态是当今中国的头号重要问题。
首先，要在共产党内重新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信仰是必须真信，不能假信。要真信，就要经得住追问。宗教是对来世的信仰，是“诚则明”，首先是虔诚，靠宗教徒的热诚来传播和维系的。马克思主义属于现世的信仰，是“明则诚”，首先是明了，靠真理、实在、美好来赢得信徒的追随。马克思主义对现实世界的解释、对未来世界的设想曾经鼓舞了一代人。今天现实世界已有了很大改变，对未来世界的追求也遭受过挫折。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作为信仰，就要去发展它、创新它，而不能固守过时的教条。马丁.路德破除了必须通过教会才能信仰上帝的教条，主张人人心中就可有上帝，正是这场宗教改革运动，挽救了基督教，并且使基督教广为传播。佛教在传入中国以后，也进行了改造，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相适应，所以流传至今。任何一种信仰，都需要与时俱进。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危机，正是推动创新的动力与压力。
马克思主义要创新，一定要迎接各种思想流派的挑战，既从中吸取营养，又在辩论中推进认识。用国家权力宣布非马克思主义为毒草，西方流派是资产阶级自由化，这是神经虚弱、缺乏自信的表现。当年，马克思主义是这样诞生的吗？今天，马克思主义能这样发展吗？就凭这一点，可以认定刘国光和陈奎元对马克思主义是一竅不通。谢韬用民主社会主义来解释马克思主义，是重建信仰的可贵努力和尝试。民主社会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分支，在价值理念上与社会主义的目标一致，在欧洲的社会实践中取得了相当的成功。用来解释中国30年的改革与推进未来的改革，也有参考意义。作为欧洲社民党信仰的民主社会主义，能否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信仰，是可以讨论的，但被教条主义以违背四项原则为由粗暴打压。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的王占阳教授，从区分价值社会主义与结构社会主义入手,也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创新研究，取得了突破与进展。我不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完全过时，共产党重建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可能的。阻力就在于陈奎元一类只知道背诵四项原则的原教主义者。其实，他们是创新马克思主义的最大敌人，也是置马克思主义于死地的主要危险。
其次，要重建国家意识形态。所谓国家意识形态是指政府所倡导、国民所认同的主流价值观。这里必须说明，作为共产党信仰的马克思主义与作为国民所遵循的价值观，有联系，也有区别。中国的国家意识形态自然必须符合马克思主义原则、理念，但马克思主义不能强制作为国家的信仰、国民的信仰。信仰自由是现代文明的基本原则。我们对意识形态管理的全部错误归结为一点，就是违背了信仰自由。马克思主义对共产党人来说，是一种自觉，也是一种强制。你不信马克思主义就退党。对国民来说，有信仰宗教的自由，自然可选择是否信仰马克思主义。共产党不可以利用国家权力进行思想强制。但长期以来，我们实行欧洲中世纪的政教合一，把全国办成神学院，谁不信马克思主义，就以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马克思主义问罪。从反右斗争到文化革命，死于思想罪的不知多少？今天，对意识形态管理的“政教合一”的方针依然没有改变，党章是规范共产党的，宪法是规范政府与民众的，但宪法中却用共产党的信仰来约束民众。就拿四项原则来说，这只能是对党的约束，怎么能强制民众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拥护马克思主义、拥护无产阶级专政呢？对民众来说，好，就拥护；不好，就反对，不存在要坚持的问题。共产党既然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哪有仆人强迫主人接受服务，而不论服务好坏；商家强迫顾客购买商品，而不论质量高低；包工头强迫业主认可设计，而不论方案对错的道理。陈奎元院长就是按照“政教合一”的原则，把社科院当神学院来办，居然为研究划禁区。
之所以必须实行“政教分离”，是因为党的意识形态是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是一种思想规范，不能用来约束非党的民众。国家意识形态是倡导的价值观，是人的行为规范。国家意识形态作为制定制度、法律、道德的共识，自然要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但必须吸收人类一切优秀的文明成果。马克思主义作为革命的批判的理论武器与未来社会的构想，缺少具体的制度设计、法律规范与伦理体系，吸取西方文明与传统文化中有益的成份，是执政党应该下的功夫。5000年的中华文明、500年的西方文明，反映了人类对美好生活的追求。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是人类美好未来的设计，因此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人类文明中一切美好的东西，不会排斥、拒绝，相反是兼容、借鉴。所谓人类文明中一切美好的东西就是普世价值。把人类的文明宣布为封资修，在空地上建设所谓社会主义文明，被实践证明是一种愚昧与野蛮。作为中国社科院院长不懂普世价值，反对普世价值，起码是缺少文化素养，怎么能担当繁荣社会科学研究的重任？
本人从事重建国家意识形态的研究，自认为取得了进展。西方文明的自由、民主、人权，就是承认爱自己、鼓励爱自己、保障爱自己。我们过去搞社会主义，就不允许爱自己，这是错误的。传统文化倡导的孝道仁爱精神，就是爱他人，即孝敬父母，尊敬师长，宽厚待人，诚信对友。社会主义的原意就是集体的、公共的、社会的，也就是维护公共利益。所以，社会主义就是爱大家。要公平分配、完善保障、政治民主、严格法治、保护环境、爱惜资源。爱自己、爱他人、爱大家，继承了5000年的传统文化、500年的西方文明、200年的社会主义运动，既坚持社会主义，又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可成为中国新文化的核心价值观，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核心理念。
具体措施和建议
重建意识形态，今天已是关系共产党存亡的首要问题，也是稳定社会、推进改革的关键。只有提高到这个高度，才有可能进行意识形态管理的改革。
党校应成为重建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研究基地，并负责党政领导干部的培训。吸收既有学术功底、又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作为基本研究队伍，采取开放式研究，与各种思想流派展开平等讨论，欢迎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与挑战。马克思主义可分为价值与结构、理念与手段、目标与途径，从价值、理念、目标来说大都是正确的，而错在结构、手段、途径。并且马克思主义取得胜利的都是落后国家，在推行中，马克思主义正确的部分没有坚持，马克思主义错误的部分被扩大。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模式、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理论是将错误发展到极致，完全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理念、目标。邓小平理论纠正了忽视发展经济的错误，来不及从理论上进行全面清理，更不要说重建。而现在一些人又简单地以坚持四项原则作为评判标准，本来如何坚持、坚持什么就是重建的内容。不克服教条主义的干扰，就根本完不成重建的任务。所以，重建马克思主义信仰，同样需要实行思想自由、研究自由。重建马克思主义信仰，当然是严肃的政治问题，但如何重建马克思主义信仰却是个学术问题。动不动就用四项原则来打压，不区分政治与学术，是重建的大敌。党校对党政领导干部的培训，应采取案例教学与研究的方式，中央党校以国家级案例为主，省委、市委、县委党校则以省、市、县的案例为主，以培训、提高各级领导的分析问题的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改变从中央到省、市、县党校千篇一律，同唱一个调，同说一种话、同学一篇文的形式主义。
社科院应承担重建国家意识形态和繁荣社会科学研究的任务，这只有在思想自由与学术自由的制度环境中才能完成。党和政府提出的重大问题作为研究课题，社科院必须完成。其余由各研究所和研究人员自主研究。社科院院长的聘任需要改革，由组织部门确定2名以上的侯选人，由全国学科带头人组成的学术委员会进评审，然后投票决定。院长的主要职责是保障思想自由与学术自由，创造良好的研究环境。院成立学术委员会，负责重大课题的立项与学术研究工作的指导。
大学应实行更充分的思想自由与学术自由，但目前的学术评价体系必须彻底改革。现在按什么级别的刊物上发表文章作为评审依据，级别越高的刊物，管理越严，越要与中央保持一致。制造大量无创新思想的学术垃圾成了各大学、各研究机构、各研究人员评职称、获奖励的动力。中国的大学越升级，学术水平就越低。中国的教授、博士、研究生越多，就越贬值。应成立各种专业学科的学术委员会成为评审机构，不是评数量，而是评质量，一篇有创新思想的论文就足以显示一个人的研究水准。
繁荣哲学社会科学是一个长期的任务。我国处于社会转型期，在人口多、资源缺的条件下进行现代化建设面临许多难题和挑战，这为哲学社会科学的创新提供了可贵的素材和迫切的需求。克服僵化的教条的意识形态管理制度，就可能迎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与发展。
注释
注1：李锐著《毛泽东早年读书生活》第158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版
注2：刘国光：“对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一些问题的看法”2005年8月23日《高校理论战线》
注3：同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