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金融危机发生以后，舆论界普遍的观点认为，金融危机证明了自由市场制度“此路不通”。这的确是一个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防止类似事情再次出现的政策和制度建设，都值得我们每个人思考，尤其值得学者去做深入的研究。

并非自由市场体系的终结

关于自由市场体系的未来，美国现在有不同的声音，中国也有不同的声音。我的认识是，自由市场体系处于严重的危机中，但这不会是它的终结。1929年西方世界经历了经济大萧条，危机比今天的严重得多，但那次危机没有终结自由市场制度，我相信这次危机也不会终结自由市场制度。世界各国政府会改善监管，但不会有人建议重回政府管制经济的时代，特别是不能重回计划经济的时代，这一点是异常清晰和毫无疑问的。

像1929年的经济大萧条一样，这次危机不是单纯的市场失灵，而是非常严重的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的交织。不能简单地认为，市场出了事就是市场失灵，就要政府干预，没有这么简单。政府若不犯错误，危机或许可以避免，起码也不会如此严重。在1929年经济大萧条和这次金融危机中，我们都可以看到美国货币政策的错误。弗里德曼指出，1929年美国金融体系出现流动性短缺的时候，当时的美联储不但没有增加流动性供应，反而紧缩了银根，导致银行大面积倒闭，正是银行倒闭将西方经济拖入长达10年的大萧条。而在这次金融危机之前，美联储做的恰恰相反，长期执行低利率政策，放出大量流动性，多余的流动性造成了房地产的泡沫。房地产泡沫的破灭引发了金融市场的剧烈动荡，这是典型的美联储货币政策的失败，是政府失灵，而不是市场失灵。

中国的实体经济将受到冲击

从目前披露的数据看，金融危机对中国的直接冲击是有限的。国内金融机构在次贷资产上的投资损失并不是很大，金融机构有能力消化这些损失，国际金融危机不至于对中国的金融体系造成非常严重的冲击，不会引起国内金融体系的动荡。

但美国次贷危机对中国经济的间接影响却是非常显著的，主要体现在外部需求的下降。在金融风暴的冲击下，国际金融市场冻结，企业融资困难，房地产价格下调，欧洲、美国和日本这世界三大经济体几乎同时进入衰退。从数字上看，日本经济已经衰退，二季度日本经济萎缩了3％。三季度美国的经济也是负增长，欧洲经济的增长速度正在迅速下滑。今年年底到明年上半年，世界三大经济体可能都会发生衰退，这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因为中国在过去几年中对海外市场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

2007年，中国的出口占GDP的37％，贸易部门对GDP的贡献已经高达9％，这是我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一个高比例。出口会立即受到外部需求疲软的影响，例如中国对美出口的实际增长率，扣除物价因素，从2008年初开始下降，最近几个月几乎是零增长，明年很有可能是负增长。目前沿海地带——广东、江苏、浙江这些过去曾经是中国经济增长火车头的省份——都出现了麻烦，大量的外向型中小企业关门倒闭，失业率上升。

比外部需求疲软更为严重的问题在国内，国内的投资周期也进入了下行阶段。今年以来，固定资产投资实际增长率迅速下滑，制造业产能过剩，房地产市场回调。产能的过剩导致了生产资料价格的下降，有色金属价格在短短几个月内已经跌了一半，几个月前钢价还在上涨，而现在主要的钢厂都纷纷削价，库存积压，订单减少，下降速度之快超出我们以前的预料。上市公司三季度的盈利也迅速恶化，像电力行业、钢铁行业等几个行业，全年亏损已经成为定局。

转换模式比出台宏观政策更紧迫

为什么经济形势急转直下？因为过去几年间，我们过分依赖固定资产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超过了40％。固定资产投资在各行各业造成了过剩产能，也就是实体经济的泡沫，这个泡沫在投资高增长的时候是一个自我实现的过程，即投资的高增长本身为过剩产能提供了市场，使过剩产能看上去是有销路的。当投资稍稍下去一点的时候，这些过剩产能马上就冒了出来。过去的经验表明，过剩产能对银行资产质量不可避免地要有影响，或迟或早都会转变为银行的坏账。

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是外部需求、投资和消费，现在一架引擎——外部需求已经熄火，另一架引擎——国内投资正在减速，剩下唯一的引擎就是国内消费。但国内消费的情况也不太乐观，尤其是居民消费。自改革开放以来，居民消费占GDP比重处于不断下降的趋势中，2007年只占GDP的35％。想通过刺激居民消费重新启动经济增长的难度是相当大的。我们长期忽视国内消费，老百姓不花钱、不消费，用什么样的政策刺激消费、推动经济增长，成了个难题。

世界金融危机期间以及之后，中国面临的挑战实际主要不是在金融层面上，而是在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上。具体而言，过度依赖外部需求、过度依赖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恐怕不能持续下去了。在这个时候，只有扩张性宏观政策是不够的，而要转换经济增长模式，要从出口和投资转换到消费。从经济结构上讲，要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

转向劳动密集型的服务业

要转向消费，怎么转？传统的凯恩斯主义是无能为力的。传统的凯恩斯主义药方是在经济衰退时政府就增加开支，但中国的问题不是政府增加开支所能解决的，而是要刺激民间消费，让老百姓增加开支。

想让老百姓花钱消费，首先要让老百姓有更高的收入，政策建议是减少税收，为企业减税，为居民减税，让老百姓有更多的钱用在消费上。

其次，要改善收入的分配，增加民众的资产和收入。中国共产党的十七大提出一个很好的方向，“增加居民的资产性收入”，这个我非常赞成。增加居民的资产性收入，首先要增加居民的资产；要增加农民的资产性收入，首先要增加5亿农民的资产。十七届三中全会做出了一些政策上的调整，比如延长土地承包期，这是一项非常好的土地制度改革，但延长承包期还不够，农民还不能拥有土地资产，要进一步为农民落实土地权利。

第三，想刺激消费，就要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政府如果增加开支，不要再去修路架桥，而应花钱充实社会保障体系，解除老百姓的后顾之忧，让大家放心消费。

靠居民消费拉动中国经济的增长，马上就会面临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即消费的增长不可能像投资一样高。居民的消费需求受到收入的制约，不可能像固定资产投资一样每年增长20％。统计数据表明，中国居民消费的平均增长率大概在10％~12％，比固定资产投资20％多的增长率差了一半。所以如果靠消费拉动经济增长，GDP增长率就不可避免地要降低。GDP一旦降低，中国经济进入到中度增长的时代，就业问题就难以解决。但是为什么我们GDP增长10％以下似乎就过不了日子了，好像就解决不了就业问题了，而世界上大多数发达国家2％到3％的GDP增长就能保证充分就业和社会稳定？原因在于中国经济结构的长期失衡。长期依赖投资和外部市场，使我们的产业过分集中在制造业上，而制造业是资本密集型产业，创造就业的能力比较低。中国的制造业现在占GDP的50％以上，但是带来的就业只占劳动人口的25％。所以尽快把经济增长模式从资本密集型的制造业转向劳动密集型的服务业，是我们面临的另一挑战。

依靠服务业创造就业机会，也许不需要10％，5％的GDP增长就可以实现充分就业，保持社会稳定。

解除管制，发展服务业

国内最近宏观经济政策有很多新的措施出台，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实际都在放松。在这样的经济形势下，采取刺激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有必要的，但是仅仅依靠刺激性的宏观政策，解决不了经济结构调整的问题。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要靠进一步的经济改革。从投资到消费，要靠体制改革。从制造业到服务业，更要靠体制改革。

我们的服务业为什么落后？作茧自缚、过度管制。国内重要的服务业从金融服务、交通运输，到医疗卫生、文化教育、娱乐，无不处于政府的严格管制之下，准入壁垒高耸，资源无法自由流入。金融服务的政府管制程度之严厉，应该是世界之最。最近有政府部门讲，“中国要以加强监管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因为政府管制已经登峰造极，无法再加强了。现在企业发股票要审批，发债券要拿额度，发基金要有通行证，金融机构开一个营业部、开一个储蓄所，也要上报审批。银行、保险公司、券商的风险管理、高管的任命等，都要批。再怎么加强监管呢？

事实上，过度的管制阻碍了金融业的发展。如果放松管制，就可以创造出大量的就业。现在80％多的中小企业没有金融服务，5亿农民也基本没有金融服务，都是过度管制惹的祸。为了实现中国经济的转型，一定要放松和解除管制。

在英文语境中，“管制”和“监管”是两个不同的词，也是完全不同的概念，一个是management，另一个是regulation，监管的原意是合规性操作，没有任何管理的意思。美国金融危机之后，大家都在检讨监管上的疏漏，确实有很多值得检讨的地方，比如投资银行要不要有资本充足率的要求，对冲基金要不要有基本的信息披露和基本的监管。但在国内，问题的性质是不一样的，我们现在是以监管为名，行管制之实。为了使资源在各个部门中更加自由流动，使资源更加自由地从制造业流入服务业，就要解除管制。如果不能在这个时候解除管制，势必给中国经济的转型造成困难。

这轮经济周期的调整，我认为是“U”形的。所谓“U”形，就是经济可能在底部停留相当长的时间，然后再上来。在“U”形的底部停多长时间，取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进展速度。经济改革推出越快，解除管制越彻底，在“U”形底部的时间就越短。如果改革落后，势必要拉长调整期。

但为什么是“U”形而不是“L”形？因为我对中国经济的未来仍然充满信心。日本到现在还是“L”形，欧美可能是“V”形，而中国是“U”形。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潜力是毋庸置疑的，但先要过好当前的转型这一关。转型这一关过得好，我们可以看到下一轮经济增长的轮廓：增长率不会太高，因为是靠消费拉动的，但增长是可持续的，并且实现充分就业，因为服务业创造了足够的就业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