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及其社会责任问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932 次 更新时间:2008-11-09 23:1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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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安庆 (进入专栏)  

  

  汉斯•波塞 文;邓安庆 译

  

  (汉斯•波塞,德国柏林工大哲学系教授,国际莱布尼茨学会主席,前任德国哲学协会主席)

  

  1 导论

  

  柏拉图在他早期涉及德性能力的对话《普罗泰戈拉篇》中,就已明白地讲述过,诸神曾委托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和厄皮米修斯[1]兄弟,把神赐的礼物分配给有生命的存在。厄皮米修斯领受此命,并公正地为所有的动物预备了坚蹄或利爪、毛皮或甲壳。可是,当动物最终进化成人时,原来的一切都白费了:人赤身裸体地来到世上,一无所有,既没有厚厚的皮毛,也没有鞋和武装。在此危难之际,普罗米修斯加进来了,在人就要看见世界之光的时刻临近之时,他知道自己没有别的妙计,只有把赫菲斯托斯[2]和雅典娜的技艺,还有火盗窃[给人类],因为如果没有火,技艺将一文不值。“这样,人才获得了幸存的手段”

  

  就此看来,用阿尔诺德•格伦[3]的话说,人是一个有缺陷的生灵(Mängelwesen) :为了幸存下来,而又能够保持人的特点,人不可避免地需要雅典娜的科学和赫非斯托斯的技术。把使用工具、制造工具和利用火看作是向有理性的人(Homo sapiens)发展的决定性步骤,这不是偶然的,技术从一开始绝对就是人类生存(Dasein)的基本条件,与此基本条件相一致的,是世界的开放性和人的学习能力(Lernfahigkeit),但首先是针对自我设定的目标而行动的能力,以便按照自己的目的来塑造环境。有缺陷的生灵的这种结构直接给我们提出了这个问题:我们以技术工艺改变我们的环境,究竟要达到什么目标和目的呢?因为我们本能上没有目标和目的,所以我们不得不确定它们。但是,在这里应该予以确定的是每种技术之外的最终目的,技术不是“目的本身”(Selbstzweck),而始终只是手段。手段是作为某种规则的技艺:“只要你想达到(产生出)A,你就必须做B。”技术基于知识和能力(Können),两者都是可教可学的。然而,更深的问题在于,如何涉及到目的本身。

  

  在18和19世纪,这样的问题是令人奇怪的。目标就在于幸福的生活,而达此目标的手段就是千差万别、形态各异的技术,难道这不是清清楚楚的吗?科学和技术中的每一进步都使我们接近这一目标,难道不是不言而喻的吗?[但]对于我们来说,这样的乐观主义早已化为乌有了。雅典娜和赫非斯托斯所盗来的法宝,自身就显得矛盾重重,以致于今天追问技术所能承担的责任,完全是公众最为关切的问题。广岛(Hiroshima),博帕尔[4]和切尔诺贝利(Tschernobyl)都是因技术而对人类自身造成危害的密码:我们都是这个魔术的学徒,既不能等待也不能指望有个解魔大师(Hexenmeister)回家来。

  

  追问技术的责任问题首先要求规定,技术是什么,然后才能与之相关地处理技术责任的向度。在此涉及的并不是经常被讨论的个别情况——臭氧空洞(Ozonloch),二氧化碳的排放,个人在媒体网络化世界中完全的可操纵性(Kontronierbarkeit),或者生命的遗传结构被侵犯[等问题]——而是要解决一些原则性的关系。

  

  2 技术

  

  正如前面的普罗米修斯神话告诉我们的那样,技术是人类生命延续和生活得以幸存(Überleben)的条件。柏拉图和荷马只涉及一种使人类在这个世界上自然生存的手段,然而今天的技术则渗透到现代社会的一切生活领域。我们生活于其中的这个世界,早已变成了第二自然(zur zweiten Natur)。下面我们要探讨的,就是在一切对象和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技术(因而不是探讨这个词的一种应用,即把钢琴演奏中的“指法技术”或者扒手的“调包技术”也包括在内) ,就作用方式而言,可以通过四种类型来描述处于发展进程中的技术:它的发展轨迹是从工具经过劳动机械(Arbeitsmaschine)和动力机械(Kraftmaschine)进到系统技术,在最后的第四步,即所谓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中,系统技术是通过思维机械(Denkmaschine)来操纵的。 这一发展的标志在于,不只是把有意识制造的东西与自然(作为已成的和前定的东西)相对照,而且取代了自然本身。比方说,当我们想保护自然时,在我们的幅度内所想到的,不是去保护一个我们既不想也不能生活于其中的原始森林,而是去保护源自19世纪初英国风景公园的审美理想的自然风景公园(Parklandschaft)。

  

  因此,技术早就挤在我们和自然之间了。作为机械,技术也不只是我们身体器官的单纯增强或扩展,像锤子所起的作用那样;作为过程,当我们使水车产生出巨大的水力时,技术不是单纯地使用(lndienstnehmen)自然提供给我们的东西。[诚然]挖土机还能令人想起一只手,但当一个冰柜制冷或者一个CD播放器产生出鸟的鸣唱,就不能看出它是什么肢体的技术,它是基于一个在自然中找不到的东西。这种东西不只是与自然相异化的结果,它甚至连“自然的痕迹”都没有留下。相反,它导致的结果是,技术成为适用的手段,至于[技术本身的]关系,却只能为专家所理解,尽管在我们所有的工业化国家中我们仍然拥有从前任何一代都不一样的、有细微差别的自然科学的和技术的知识。

  

  关于技术知识的类型,今天的技术与从前的所有技术都有决定性的区别。因为像一把斧头,一个锤子,一台织布机,一架水车或者一个塔楼钟,它们的功能作用,要细心地加以琢磨。技术中蕴含的合理性——雅典娜的知识——从前基本上对于每个人都是可理解的,而今天却具有被专家垄断的危险。要注意的是,这里涉及的是[技术]思想上的可理解性,而不牵涉技术行为本身。因为技术行为本身,反而是无须去理解的:技能,即技艺,如柏拉图所见,从一个人传到另一个人有着天壤之别。也就是说,技艺是在[不同的]技术人员中体现出来的:“许多人共用一个医生就够了,这就像共用工匠一样”。使用一把斧头所要求的熟巧,超过了锤子,也超过了厨房里的电动机械,或者简直超过了现代的机械,因为现代机械的使用指令简单得只是按一下开关。

  

  但是,成问题的就是技术的不可看透性,因为我虽然使用机械,但不再能够理解它,也不再能够顾及后果和附带后果(Nebenfolgen)来看待技术效用的实现,而是把所有这些问题都留给专家。技术系统的后果的涉及面越大,这个难题就越是把人压得喘不过气来,以至于演变成为军事上过剩的核潜能(Overkill-Potential)[的威胁问题]。核潜能的威胁问题也只是让人外在地笼统地看到,技术系统可能产生的具体危害是什么,正像人们所猜测的那样,它可能是由于氟里昂(Fluorkohlenwasserstoff)的释放所产生的危害,也可能是由于轻率地使用了白金(Platin)所产生的危害(因为白金不只是一种贵金属,而且是一种重金属)。对于核武器有可能造成人类毁灭的意识也具有某种技术的欣快症[5]的特征,它在战后重建的阶段就已经产生了,但后来在许多方面已转变为一种技术恐惧症(Technikphobie)。

  

  从目的—手段—关系看待技术,也是不能让人满意的,这有一些更深层的原因。因为无论如何,技术的不可看透性,部分地也是这样产生的:一个技术产品,对于某些人来说,它的功用只是手段,而对于另一些人来说,就会把它作为首要的目的。[所以]我们现在按照木刻术的一般进程,从工具经过机械到电脑控制系统,更准确地考察技术的目的-手段关系。

  

  一个工具,如锤子或刀具,具有多种用途;每个工具都是[达到]不同的最高目的的手段。诚然,对于一把刀可用的目的是可以看得见的:从削土豆到杀人。

  

  但对于一架机器来说,情况就不同了:它只是为一种特定的目的而建造的,它一旦生产出钉子时,明天把它用作螺旋就不适合了。因此转变——从军工企业转变为民用企业——是个动听的流行语,但常常只是同时表现出知识在技艺上的局限。不过,在高度网络化和专门化的系统这里,目的—手段—关系本身还是可以被改变的,也就是说,至少后果不会与原初设定的目标相一致。原子弹是美国人制造的,因为他们确信,德国人正在发展原子弹。为了摧毁纳粹(Nationalsozialismus)政权,他们必须抢在德国人之前造出原子弹。当原子弹造好了时,德国投降了。于是原子弹被投到日本领土之上,尽管人们知道,日本人并没有制造这种武器,否则也必定会抢在日本人之前。这个例子明确地告诉人们,技术的手段总是被用于其它的目的。

  

  电脑控制技术系统及其在设备制造上的应用,又是另外的情况。电脑恰恰不是针对某个特定的目的,而是针对某些可能性的广阔领域,生产能灵活机动地适应一些新的目标。不过,表现出来的可能性,总是远远超出了硬件和软件的制造者及其工程师和程序编制员眼前所想到的一些可能性。因此,我们虽然是基于预定的目的而创造出技术手段,但在下一步我们就转变了这种关系,进而去寻找新的、出乎意料的、不可预测而又可被我们支配的手段所能达到的目的!

  

  也许通过联系到需要,人们能够看透这种目的—手段—关系?由于从文化变迁上很难确定基本的需要,格伦试图从功能[需要]上规定技术。技术首先实现的那些功能是:

  

  ——肢体器官的增强和超越(锤子取代拳头)

  

  ——肢体器官负担的减轻(汽车代表双脚)

  

  ——肢体器官的取代(一把刀取代缺少的利爪)

  

  在这里人们可以再辅助性地吸收其它动物的器官:我们像晴蜓一样飞翔,我们像蝙蝠一样凭着超声波(Ultraschall)而测定方位等等。但是在这种视野里,仍然失掉了关键性的东西,因为今天的技术远远超过了这些。比如,说CT扫描术(Computertomographie)是人或动物器官的延长,就没有一点意义,因为我们涉及到的是一些新的东西,甚至更常见的是,这些并不是履行器官的职能和任务,而是技术所履行的对社会文化需要的实现。无论是对于埃及的金字塔,古希腊的神庙,哥特式大教堂等建筑,还是对于高层社会地位的象征都是适用的。但是,社会文化需要的特征恰恰不是因此而得到刻画的,即,虽然它在其历史性和传统性(Traditionalität)中都是可以理解的,但它不能从基本需要(假如它们存在的话)的网络中推导出来。尽管如此,一种普遍的说法仍是可能的:当人们为发展和使用技术产品而操劳时,他们通过技术而盼望的东西,是期待赢利,这必定远远超过了对生产性中介(Produktionsumweg)的期盼。但期待赢利无论如何不能单纯从经济学上去理解:辛苦地承建一座神庙,就是这一生产性的中介,目的在于表达对诸神所怀的敬仰之情,或者说也是(如在 Agrigent)通过这个神庙的巨大规模而展示其真正的意义。在这里,技术的知识保障了一种安全的期待(Erwartungssicherheit),使之能够在以后稳当地兑现对这种辛劳的酬报,不管是肉体需要的满足,还是社会的赞美,还是对永恒福祉的希冀。这在黑猩猩那里就开始了,它们带着石块,长途跋涉,到达一个长满坚果但无石块的山谷,目的就在于能够打碎那里的坚果。被费劲地钻穿了孔的长柄石斧也是这种情况,其目的无非就是为了在砍伐应当作为燃料的树木时更省力一些。技术在这些方面涉及到每一个赚工资的从业工人的日常工作,对在若干年之后才能赚钱的高科技设备的计划和制造来说,也最适合。进一步说,它包含了如同大城市之间的高速磁悬浮列车(Transrapid)一样的象征性对象的赢利[6]。

  

  在这里清楚地出现了我们今天的问题:预想中的安全期望,如何达到目的?因为如果这种安全期望没有了保障或者被不想看到的附带后果所损害,那么所有的目标都要泡汤了。

  

  我们首先总结一下,鉴于责任问题,我们获得了什么样的立足点:人必然地要依赖技术而生活,放弃技术和回归自然(Retour a la nature)是荒唐的,甚至是不负责的;与之相反则恰恰产生出使用技术的责任感。至于在技术使用的过程中,哪些具体的生活必然是有问题的,哪些必然是令人满意的,这是不能确定的,因为它依赖于文化的条件。所以,技术的发展从工具经过机械到信息控制系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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