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粹道德学说与人类学

——对康德先天有效的普遍实践法则的批判思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560 次 更新时间:2008-11-09 22:1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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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安庆 (进入专栏)  

  

  Reine Morallehre und Anthropologie

  --Kritische Ueberlegungen zum Begriff eines a priori gueltigen allgemeinen praktische Gesetzes bei Kant

  

  

  Maximilian Forschner/Osnabrueck

  

  

  康德伦理学的主旨自然是要为人类行为提供一条先天有效的普遍实践法则,以回答“我该做什么”这一中心议题。为了保证实践法则的普遍有效性,康德提出伦理学必须排除一切来自心理学和人类学的东西,伦理学的原理绝对不能建立经验人类学基础上,于是,在纯粹道德学说的先验形而上学和经验人类学之间作出严格分离。但是,一门旨在确立人之为人的尊严、使人作为配享幸福的道德主体而存在的伦理学不可能不与经验人性发生关联,康德究竟是如何解决这一难题的?按康德自己的说法是:纯粹道德学说不可建立在人类学上,但它能够而且必须运用到人类学上。而康德是如何将其纯粹先天有效的道德原则运用到经验人性之上?作者在这里主要指出了康德晚年出版的一部重要伦理学文献:《伦理的形而上学》,这部书的意义尤其在我国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处在许多康德伦理学研究者的视野之外,是造成某些片面理解的原因之一。翻译佛尔施纳这篇文章的意义在于有利于我们完整地考虑康德伦理学思想的系统布局,消除不必要的对康德的一些误解。

  

  [关键词]纯粹道德学、先验形而上学,人类学

  

  

   纯粹道德学说与人类学

  ——对康德先天有效的普遍实践法则的批判思考

  

  [德]M.佛尔施纳 文 邓安庆 译

  

  一

  

  (1)康德关于道德的先验形而上学探本定位于善良意志这个“普通的观念”。与斯多阿(或译为——斯多葛、斯多亚)传统紧密相连[1],康德对善良意志作了这样的表述,说它是唯独“可被无限制地视作是善良的”[2]。而纯粹道德学说应当“探究的是一个尽可能纯粹的意志(Wille)的观念和原则,而不是一般人类意愿(Wollen)的行为和条件,后者绝大部分取自心理学”[3]。

  

  由康德第一次实行的在实践理性[4]的先验形而上学和人类学之间的严格分离导致的结果是,在《伦理的形而上学探本》和《实践理性批判》中遗留下来的“普通实践哲学”(philosophia practica generalis)的中心论题,不再得到讨论了。说得尖锐一点,可以说,康德在上述两部著作中并没有描写人的美好生活的理论,而是仅仅探讨这一哲学学科的先验-形而上学方面的原理问题。康德是否或者怎样成功地建立了“一种纯粹的道德哲学,它是否能够完全清除一切只是经验性的或仅属于人类学的东西的”[5],我们在此不应探究。一门关于“一般理性存在者”的伦理学,也即一门对于人之为人应当具有实践意义的伦理学,[如果]既脱离了人类学的基本概念,又脱离了基于普通实践-实用的生活经验的人的知识,无论如何是行不通的,康德也知道这一点。在他看来,纯粹道德学说尽管不许建立在人类学上,但是它能够而且必须运用到人类学上[6]。

  

  (2)《伦理的形而上学》成就了纯粹道德学说与人类学的联系。(人类)伦理的形而上学观念涉及将一般理性存在者的伦理生活的基本原则及诸原则应用到人类特殊本性之上的一些原理,并因此是以人类本性的某种知识为前提的。传介这种知识,不可能是纯粹道德学说的事情;这个事情在康德体系的结构中指派给了心理学以及人类学。如同每门探究世界中的事物及其运动的科学一样,人类学也有一个理性的部分和一个经验性的部分。理性的人类学概念并不意味着,它可以不借助于人类生活的事实而能形成它的基本概念和原理并对之作出合理辩护;康德也认为,只有通过经验才能认识[7]人类的特殊本性。理性的人类学其实只意味着,它在这里与经验性的研究无关。至于什么才叫做拟定一种牵涉特定经验的科学的理性部分,也就是说,一种特殊的形而上学,康德已经在《纯粹理性批判》里有所暗示,而在《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始基》中就(他那时代的)物理学作了详细阐述。

  

  在此,从经验中获取的东西,“不外乎一个对象之被给予我们,必需是一方面通过外感,一方面通过内感”[8]。因而一种专门的形而上学乃是“探究事物的这种或那种类型的特殊本性,一个经验性的概念是可以从事物的这种特殊本性中被给予的,不过,如此以来,使得除了蕴含在这个概念之中的东西之外,没有别的经验原则被用于对它的认识了”[9]。泛言之,每一门经验科学,由于给自己预先规定了一个特定的研究领域,于是预设了一套概念系统,这套概念系统使它的领域得以界定,使可经验的诸对象作为它领域之内的诸对象得以可能。一门考察实际的人类行动方式的经验的人类学,预设了人的概念,这个概念使它能够把一般人类行动与生物的乃至非生物的行动区别开来并且构造出来。对一专门的形而上学,康德无非是把它理解为“充分剖析”[10]这种对一门特定科学而言是构成性的概念系统,并确立起一些仅仅从术语的基本规定中产生的原则。这种以所与的概念进行的非经验性的、分析的和综合的处理,一定要和上面提到的借助于理论的和实践的经验而形成这些概念并对之进行合理辩护的做法区别开来。这些概念被运用于实践-实用方面的哲学人类学,是通过先前的日常生活实践及其自我理解,乃至哲学反思(philosophische Reflexion)的传统。一门实践哲学,由于它表达和要求的,都涉及到人的生活,就需要这样一套概念系统,尽管它在阐述、分辨和构造上的功能是通过反思性的分析和综合而被说明、批评、精确化和系统化的,但不是被构成的。

  

  (3)于是,康德不让这个概念系统受日常语言所限定,而是让它受那时的“理性心理学”(psychologie rationalis)的限定。此外,他进一步放弃了对它的分析性的讨论。《伦理的形而上学》导论中的重要一节“论人心诸能力与伦理法则的关系”满足于对人类学的基本概念(如生命、欲求能力[Begehrungsvermögen]、快乐/不快[Lust/Unlust],情感、欲望[Begierde]、自然倾向[Neigung]、旨趣[Interesse]、任意[Willkür]、意志[Wille])进行纯粹定义式的规定,这些规定主要是从启蒙时代的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那里吸收过来的[11],不过,需经修正才能适用。

  

  (4)此外,针对一般理性存在者的纯粹道德学说自身的规定,以及(人类)伦理的形而上学和带有道德意图的经验人类学之间的关系,对于康德而言也并非是一贯清楚的。在一个谈及纯粹道德学说应用于人身上的段落里,实践哲学的第二部分被跳过去了,为此应用问题也被理解成仅仅是通过经验[Empirie]锻炼判断力这个问题,判断力能够把特殊情况归摄[subsumieren]到普遍先天的实践法则之下[12]。

  

  二

  

  这种不清晰有其后果。它尤其影响到康德伦理学的中心概念、一种先天有效的普遍实践法则。

  

  (1)看来可以肯定的是,康德曾经想把先天有效的普遍实践法则理解为这样一种原理,它“对每一个理性存在者的意志都是有效的”[13]。这个原理所指的东西,也与人相关,尽管是以无条件要求的形态与人相关,如果这个原理涉及的是一个有限的理性存在者。在纯粹道德学说中确立的这样一个原理,是可被表述为与境遇无关的,于是它将会把一种特定的意愿描述或规定为与特定的境遇条件[Situationsbedingungen]相对的。相反,在任何可设想的境遇下它应该是对每一个理性存在者有效的。假如把它说成是与境遇相关的,那么它便要冒这样的风险:对于可能的非人类的理性存在者而言的*,也就会是与它们毫不相干的东西。于是它把一般理性的意愿在各个方面都不依赖于境遇的那种结构表述为:意愿的一种普遍合法性原则,这个原则把一切理性存在者相互承认为理性的存在者作为个体意愿的内容。

  

  (2)其次,看来可以肯定,康德并不想把先天有效的普遍实践法则仅仅理解为一般理性意愿的形式原则,而是也要理解为这样的法则,它们自身是从把原则应用到实际上普遍的人的境遇条件中产生的。人类学的基本概念介入到这些法则中,却并未因此组成这些法则,其约束性归功于实际的被给予性*。这些就是人之为人的绝对命令。了解这些法则所意味的东西,哪些随时按照这个尺度给予人类实践以现实的或可能的被给予性,并在应用形式的基本原则时产生一种有约束力的秩序,这是借助于经验而获得的。什么叫做并包含着出于同情、出于忌妒、出于复仇而行动,什么是人类事务上的适度、勇敢、公正、乐于助人,究竟什么叫做他的生活以感性快乐为目标,以社会-政治的承认和权力或以理论知识为定向——诸如此类人类追求和行为的基本规定都是不确定的——每个人,只要他在 “生活经验”这个词最浅显的意义上对人生有所了解,或者懂得在此意义上解释人生,[对此]都不陌生。

  

  与此相关,康德实践哲学中成问题的地方在于:他以近代物理学的事实为出发点,先验地重构、更清楚地说,试图先验地重构科学的自然经验之可能性的诸条件,却没有以人类的生活经验和这种经验的语言为出发点,通过“充分剖析”揭示一种实践-实用的人类学的诸前提和基本要素,而是满足于绝无自明性的定义式的界定[14]。

  

  (3)康德在“德性义务”(Tugendpflichten)的名目下所表述的那些先天有效的的普遍实践法则,乃是这样一些将纯粹的道德原理应用到一般人[之为人]的必不可少的条件(conditio humana überhaupt)的基本规定并因此而先行描画的可能性上。因此,它们所使用的那些概念和语句,其含义和现实的关联(Realitätsbezug)是不能先天地把握或者构建的。它们与作为一种“有理性的自然存在者”[15]的人的实际情况(Tatsachen)和可能性相关:与人的追求的动机的种种实际情况和可能性相关,与感受的各种方式相关,与相互损害和相互帮助的可能性和界限相关,与人对自身(作为自然存在者、文化存在者和伦理存在者等等)的关系相关。

  

  (4)这些法则所包含的那些境遇条件,在这个意义上是高度普遍的,即它们是每个人在任何时候都遇到或可能会遇到的:一般需要的境遇、可能的文化境遇、外来威胁的境遇、肉体痛苦的境遇等等。这些法则所要求的东西,同样也是高度普遍的:试图自我保存或使自身文明化、关心语言上的理解(Verständigung)、这都可以看作是对共同的人的幸福的促进等等。这些法则的特征在于:与道德原理不同,它们突破了实践理性法则的纯粹概念,已经表达了一些内容和差别;它们通过说明基本的普通境遇特征来剖析一般的人生,并把普通的境遇特征与基本的普遍志向(Strebensrichtungen)联系起来。然而,它们不像某些特定的法律法规、道德规则和伦理那样,与特定的境遇类型和可定义的行动类型相关,而是与基本的-实质性的(elementar-material)原则意识的追求相关,这些原则在每种境遇和每种行动中,都能起作用。“伦理学不是为行为立法(因为那是法学[Jus]的事),而是仅仅为行为的准则立法。”[16]

  

  (5)康德自己很清楚,这些法则在需要将它们付诸实施的东西中,达不到具体行动的范围:它们不能确定地说明,“应该如何以及在多大程度上通过行动达到同时就是义务的目的”[17]。这些法则要求无条件地履行某些义务,就是说,它们为任意预先规定了一个目标(用康德的术语说是“目的”),任意在任何给定的条件下都绝不允许企图违背这些目的,如果它想证明自己是道德的意志的话。据康德说,目的“是(理性存在者)任意的一种对象,通过这种对象的表象,任意被规定去为创造这个对象而行动”[18]。

  

  然而上述法则所要求的目标是如此地普遍,而且抽象地看,这些事态(自我保存、正义、爱邻人、文明化等等)在任何方面都绝不会把自身排除在外,以至于如果不求助于给定的不同的境遇条件,它们就不会拥有区别于其它作为“手段”的特定的行动模式。此外,在这些法则中所包含的境遇特征,都不可能为人的行动境遇作出一种基本分类(Grundklassifikation)。这些特征不是为境遇类型、而是为每个人的行为境遇同样都有可能遇到的情况(Umstände)分类:在每个境遇中都会有这种情况,(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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