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尚立:有效政治与大国成长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655 次 更新时间:2008-11-06 22:4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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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尚立 (进入专栏)  

  

  虽然在过去三十年发展中,我们在中国社会变革和发展的大局中为政治发展寻找了合理的定位,并使其发展与整个社会发展保持良性的互动关系,但这并不等于我们已经解决了中国政治发展中的所有问题。从整体上讲,我们目前还是通过既有的制度、组织和价值资源的开发来保证政治有效作用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然而,随着经济与社会发展更深入、更全面,其提出的政治发展要求也必然会更深刻、更彻底。

  

   【摘 要】本文通过分析政治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联系,反思比较二者关系,结合当代中国政治建设促进国家经济社会成长的例证,试图阐述在建构政治有效性当中权威、秩序和活力的重要性,并据此进一步探明政治有效性在国家发展当中所起到的中轴原理作用,从而印证: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所取得的成就,从政治有效性建构促进国家成长和社会发展的层面上来说,就是有效政治创造有效发展的事实。

  

   【关键词】有效政治 政治发展

  人类文明的发展,虽然有现代和古代之分,但其发展的内在基础结构是一致的:这就是财富的积累、秩序的完善和人民的幸福。劳动使财富的增长得以可能,秩序使财富造福于人民得以可能。如果说劳动使猿变为人,那么秩序的建构则使人类从野蛮步入文明。政治就是在这种秩序建构中诞生和成长的。到目前为止,其最成熟的作品就是国家这个政治共同体。恩格斯说(1972 (第4卷) : 172) :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政治的使命就是创造有序的公共生活,以满足个人与社会的共同发展。可以说,人之伟大在于创造了政治;同时,人之幸福也有赖于政治。对于个人是如此,对于社会和国家也是如此。

  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人类对于发展和幸福的期待,都会落实于政治的期待;人类建设良好社会的努力,都会落实于政治建设的努力。所以,人和社会的发展既离不开对良好政治的期待,也离不开现实政治对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有效作用。对于政治发展的良好期待,使政治发展迈向至善成为可能;而现实政治对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有效作用,是这种期待转为实际发展的根本。一个国家成长,必须追求至善的政治,然而,其成长的首要前提之一就是:现实的政治能够有效地作用于经济与社会发展,促进国家进步与成长。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世界上大国发展经验都证明了这一点。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发展,让我们再度感受到有效政治在大国成长中的重要作用。

  

  一、政治与社会发展:反思性的比较

  尽管人们对政治在经济与社会发展中应该扮演什么角色以及起多大作用的问题会有不同意见,但谁都不会否认政治对经济与社会发展作用的客观存在。对于这种作用,恩格斯(1972 (第4卷) : 483)有过这样的概括:国家权力对于经济发展的反作用可能有三种:它可以沿着同一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发展得比较快;它可以沿着相反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它现在在每个大民族中经过一定的时期就都要遭到崩溃;或者是它可以阻碍经济发展沿着某些方向走,而推动它沿着另一种方向走,这第三种情况归根到底还是归结为前两种情况中的一种。但是很明显,在第二和第三种情况下,政治权力能给经济发展造成巨大的损害,并能引起大量的人力和物力的浪费。由此可见,在任何社会发展都无法超越国家作用的前提条件下,以国家权力为核心所形成的政治在什么样的方向上作用于现实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将直接决定着一个社会发展的进程与最终成败。

  历史唯物主义表明,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是由经济与社会发展决定的。但是,政治对经济和社会发展所具有的相对独立性,决定了政治发展与政治建设在一定程度上与治国理政者的主观认识和把握有密切的关系。这种认识和把握,不仅体现为治国理政者对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律和现实的认识与把握,而且体现为治国理政者对政治发展和政治建设规律的认识与把握。治国理政者在任何一个层面上把握失误,都可能导致政治建设无法有效作用于经济与社会发展,进而可能进一步导致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灾难。美国学者詹姆斯·C·斯科特(2004 [ 1998 ]: 102)在研究一些国家推动的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时,深刻地指出:可以设想,如果一个国家没有可靠的手段了解人口的数量和分布,不能知道他们的财富状况、不能用地图表示出其土地、资源和居住状况,那么国家对社会的干预必然是拙劣的。对于国家来说,相对不透明的社会会阻隔一些形式的国家干预,包括受欢迎的(普遍预防接种疫苗)和讨厌的(个人所得税) 。所实施的干预往往要以当地人为中介,他们了解社会内部的情况,同时很可能加入自身特有的利益。如果没有这些中介--但通常是存在的--国家的行动往往是无效的,无法命中目标。

  治国理政者要能在对社会发展重大问题做出决定前很好地把握社会现实,除了需要良好的组织力量和技术手段之外,还要有一个科学的发展理念和制度条件,也就是说还取决于政治本身。政治的极端化,往往会导致政治无视经济与社会的实际要求,从极端化意志出发,进行极端化的决策,其结果必然导致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灾难。

  治国理政者对经济与社会把握的失误所带来的风险,相对来说,要低于对政治建设把握失误所带来的风险。这是因为政治建设与发展对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反作用有时候是致命性的。这其中的道理很简单:政治建设和政治发展一旦失败,就有可能引发严重的政治危机;政治危机一旦导致经济与社会动荡,轻则使国家治理失效,进而大幅消蚀经济与社会发展所取得的成就,使其停滞或倒退;重则可能导致国家解体,进而摧毁现有的经济与社会发展体系。苏联解体的教训足以让所有人认识到政治发展失败所带来的冲击是多么的巨大。尽管上个世纪苏联所进行的改革是势在必行,然而,改革最终失败,导致国家解体。这其中的原因很多,其中就与政治建设和发展失败有直接的关系,而失败的关键就在于没有把握好政治建设与发展的基本分寸。戈尔巴乔夫(2002 [ 1995 ]: 454)在总结这段历史教训时指出了这一点:

  在脑子里反复回味八十年代后半期和九十年代初我国所发生的一系列富有戏剧性的事件,我们不难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几乎我们所有的挫折、错误和损失恰恰都和我们偏离了合理分权相关系。有时候是在进行业已成熟的步骤时过分急躁;而有时候又相反--拖拖拉拉,慢慢腾腾。正如一个国家的危机和治理失败都必然与政治建设和发展出现问题有关一样,一个国家的兴起和快速发展也都必然与这个国家的政治能够有效作用于经济和社会发展有直接的关系。美国著名发展经济学家W·阿瑟·刘易斯(1990 [ 1995 ]: 475)就明确认为,“英国作为一个工业大国的伟大成就的基础是由爱德华三世以来的一系列明智的统治者所奠定的”。美国历史学家戴维·罗伯兹对这段时期的历史考察证明了这个判断。他对繁荣昌盛的维多利亚时代进行考察后就指出,当时英国政治与社会所营造的社会妥协直接呼应于当时的英国经济奇迹,并相互促进,从而创造出繁荣的国家。他这样总结说:

  从1842年国会宪章请愿运动中的革命性暴动到1910年工团主义者罢工实践之间,安静的工人阶级没有给统治阶级带来什么威胁和恐吓。中产阶级甚至也停止了对贵族的攻击和谩骂。如果马克思听到英国的中产阶级颂扬贵族为英国的当然统治者,或者看到英国工人仿效中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和自我奋斗,那么他会皱眉扫兴的。事实上,的确有一种妥协,一种阶级间的妥协产生。虽然不是完全没有紧张、敌视,但大家对社会基础的基本价值,却有相当一致的默契。这的确是一个社会的奇迹,正如维多利亚的丰饶羊角是一个经济奇迹。(戴维·罗伯兹, 1990 [ 1985 ]: 226)政治对美国的兴起也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刘易斯就完全赞同托克维尔当年的观点,即美国的联邦体制设计有效推动了美国的成长与繁荣。托克维尔(1991 [ 1850 ]: 183)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指出:

  如果说一个大国的繁荣富强最有赖于居民的精神和风气,那么联邦制度会把这项任务的困难减少到最低程度。美国各州的共和制度,没有出现大多数人群集体常见的弊端。从领土的面积来说,联邦是一个大共和国;但从它管理事务之少来说,它又无异于一个小共和国。它做的事情都很重要,但为数不多。由于联邦的主权是有限的和不完整的,所以这个主权的形式对自由没有危险,更不会引起对大共和国有致命危险的那种争权夺名的邪念。由于谁也不必向往一个共同中心,所以没有巨大的城市,没有巨富和赤贫,没有突然爆发的革命。

  实际上,不仅在原发内生性的现代化国家是如此,在后发外生性的现代化国家,成功实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背后逻辑也是如此。在上个世纪的九十年代,许多学者在考察了东亚发展奇迹后,都不约而同地形成这样共同的判断:东亚各国独特的政治形态对东亚的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新加坡的发展奇迹就为这种判断提供了很好的注脚。在新加坡的治国理政者看来,社会的发展有赖于“好的政府”,而“好的政府”的标准是:“必须廉洁有效,能够保护人民,让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在一个稳定和有秩序的社会里取得进步,并且能够在这样一个社会里过美好的生活,培养孩子,使他们取得更好的表现”(李光耀, 1996: 570) 。所以,东亚各国的成功发展与其将政治建设与经济建设有机统一起来,并保持政治建设对经济建设的有效作用有密切的关系。

  现代化的发展决定了政治建设与发展的内在取向:民主化。现代化的模式化,往往带来民主化的模式化,而民主化的模式化则必然是民主的西方化。现代化所激发出来的社会和政治动员,加上西方国家所形成的全球性的民主化动员,很容易在后发外生性的现代化国家诱发民主化的狂飙突进。实践证明,在这样的政治发展中,治国理政者往往既不能有效把握本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大趋势,也不能有效把握政治发展的大格局,结果导致国家治理与国家建设受挫或失败。实际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发展经历,都充分证明了这样一条现代化发展的基本原则:无力驾驭民主化,也就无力驾驭现代化国家的经济与社会发展。

  启动民主化是一回事,驾驭民主化又是另外一回事。前者可以从理想与价值出发,能够创造爆炸性的动员和革命性的变革;后者则是从发展与秩序出发,要创造新体制、新秩序与新发展。启动民主化容易,驾驭民主化难,当然,使民主全面制度化、法律化,并最终巩固下来更难。在这其中,驾驭民主化最为关键。要有效驾驭民主化,就必须将民主化所提出的政治建设和政治发展要求与本国实际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条件、发展战略与发展议程有机结合起来,从而保证民主化的政治发展能够保持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有效作用。东亚的发展表明,如果实际的民主化进程能够保证经济与社会发展,那么,民主化本身也能因为其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有效作用而获得更好的发展基础与资源。

  这里必须强调指出的是,在政治发展适应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政治要有效作用于经济与社会发展,除了要有效驾驭政治发展的民主化进程之外,还要充分有效地提高政治解决经济增长所带来各种经济与社会问题的能力。美国经济学者西蒙·库兹涅茨就指出,现代化过程中的市场化和城市化所带来的深刻的社会与经济结构变化,往往会蕴育群体与阶层之间的冲突。库兹涅茨( 1996[ 1973 ]: 270 - 290)认为:在某种情况下,这样的冲突会导致公开的内战,美国内战就是明显的例子。在发达国家工业化初期和现在某些欠发达国家中,类似的例子也不少。只有在不付出太高的代价,而且肯定不至于造成这个社会的政治结构长期被削弱的情况下解决这种冲突,现代的经济增长才有可能实现。主权国家具有以忠诚和感情一致为基础的权力,简言之,即现代民族国家,在和平解决由于经济增长而引起的冲突时起着关键作用。

  经济增长需要一个稳定而灵活的政治和社会框架,它能适应迅速的结构变化,并解决由此产生的冲突,同时又能鼓励社会中推动经济增长的一些群体。这样的框架并不是那么容易迅速建立的,即使现在的发达国家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也为此作了长期的斗争。

  对于今天的大多数欠发达国家来说,看来很有可能的是:它们还要为建立与充分的经济增长相适应的有效的政治体制进行长期的试验和斗争。现代经济增长已经达到的程度与可能达到的程度之间差距有所扩大,于是这一过程将会变得更加激烈。

  虽然发达国家的发展给了发展中国家许多有益的示范效应,但是,这种示范也不是绝对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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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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