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繁斌:政治动员的行动逻辑——一个诠释框架及其应用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809 次 更新时间:2008-11-04 15:2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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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繁斌  

  

  从普遍意义来看,公共资源有限性、行动一致性和正义普适性构成人类政治生活的基本处境,而对自身处境改善之可能性的探讨,成为政治学的“天职”。放宽到这样一个认知框架下来看政治动员,目的在于将现代社会中一种重要的政治现象置于一个恰当的位置进行讨论。政治动员作为社会治理的一种传统方式,需要给予知识学的关注,而不是偏狭地将其嵌套在威权主义政体下从价值角度做出否定判断,并以此作为研究的终结。

  政治动员(Political Mobilize)涉及现代社会集体行动这一难题,呈现出的是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国家对公民行为的管制边界、公共治理的宪政维度等政治学知识之维度的两难问题。从研究现状来看,应该说政治学的相关知识远不够规范[1]。所以这里试图以政治动员中现代大众集体行动形成的制度机制为核心题域,在政治学知识维度对政治动员进行新视角的分析。当然,政治动员研究的学术关怀和方法多种多样,这里的研究是对已有研究合理价值的吸纳和可能空间的拓展。

  

  概念界定与研究视角

  

  在现代汉语中,“动员”一词常常被解释为:“把国家的武装力量由和平状态转入战时状态,以及把所有的经济部门(工业、农业、运输业等)转入供应战争需要的工作。” [2]在这一意义上,“动员”仅指一种与现代民族国家国防事务有关的政府行为。这种最狭义的解释虽然源于历史社会的经验事实,但还算不上严格意义的政治学分析。事实上,现代社会在使用“动员”一词时,其应用界线已不局限在军事领域内,而是被看作现代政治组织尤其是统治集团的一种普遍行为。

  作为一个政治学范畴,“政治动员”主要用于描述政治权威对公众行为的某种诱导或操纵。之所以实施这种诱导或操纵,通常是为了达成某一特定的政治目标。政治动员与政治参与都是典型的政治行为,但政治动员的行动路线是自上而下的,而政治参与的行为方式则是自下而上的。[3] 按照比较政治学家的看法,政治动员乃是“统治精英获取资源尤其是人力资源为政治权威服务的过程。”[4] 如果采纳这一界定,那幺,怎样诠释政治动员的发生机理,就成了问题的关键所在。

  值得进一步讨论的是,政治动员是威权政体下的特殊政治现象,还是广泛存在于现代社会的一般政治现象?虽然政治动员的相关研究通常只是涉及一些具体的个案,但如果据此将其还原为特殊主义的问题,却显得有些偏狭。在一定意义上,对现代社会中政治动员现象作特殊主义的理解,与西方中心主义取向存在着某种关联。摆脱对政治动员所做的特殊主义的阐释,意味着政治动员并非极权政体独有的政治运作模式,而是普遍地存在于各主要政体之中,只是运作模式有所差异。

  政治动员虽则是现代社会中一种广泛存在的政治现象,但并非没有具体类型上的差异。现代科学研究视“类型谱系”为学术研究的前提,因为“社会科学知识是一种反思性的知识,它建构了它的对象”,[5]只有首先将社会现象区分为一定类型,作为以求知为终极价值的学术分析才有前提。显然,对政治动员进行分类研究也是形成相关知识的基本路径,当然这里对政治动员类型的概念化描述仅仅是一个初步探索。

  (1)“竞选动员”与“群众运动”[6]。这是以政治动员的政治生态为标准的一组类型确认。自由民主政体中政治动员的概念化是“竞选动员”,极权政体中政治动员的概念化则是“群众运动”。竞选动员是自由民主代议政体下政党竞选过程中的政治动员,其目标是赢取政治选票,政治精英和选民之间完成政治互惠交易,这类政治动员无论目标还是运作都相当成熟,并且带来现代民主政治过程和技术知识的增长。群众运动是按照“先进阶级”代表制的政治理论[7]确定的威权政体下政治动员的形式,在这样的政体下,群众被看成是缺乏主见和欠缺掌握自己命运能力的“乌合之众”,政治动员的目的在于动员群众服从独裁领袖为拯救大众而预设的社会变革图景。

  (2)“常规动员”与“逆境动员”。如果按照政策形成和执行的情景来划分,则有常规状态下的政治动员和应急状态下的政治动员。政策科学家叶海卡·德罗尔曾建构政策制定的三种情境模型:繁荣时期的政策制定,困境下的政策制定和严重危机下的政策制定。处于不确定性增加的现代社会,德罗尔进一步把普遍存在的社会紧张状态抽象为“逆境”,以强烈的介入性判断说道,逆境下的政策制定正是政策科学研究的主要对象,因为逆境最容易暴露统治方式和政策制定的缺陷。[8]逆境中政府治理危机的动员易于达成行动一致性,不仅可以超越常规程序,而且直接缩短执行动员的距离。

  (3)“政府动员”与“组织动员”。如果按照动员主体来划分,可以分为国家权威的政治动员以及社会组织的政治动员。在现代政治社会学研究中,政治动员也用来分析政府当局的治理公共事务的行为。地方治理中涉及小区安全、公共交通、环境保护计划和废弃物处理等公共问题解决过程,需要借助政府动员的方式向公民群体表达政府政策意图和选择的执行方式,引起公民群体响应和积极介入。而由社团为实现特定公共价值而发动的动员,则构成组织动员,组织动员具有明显的公益追求,甚至比政府动员形式更丰富、响应效能更显着。随着现代社会交往技术的进步尤其是互联网的出现,网民的“个人动员”及其产生的聚合效应正成为一种新的政治动员形式,值得政治学对其给予知识的响应。

  由此可见,政治动员的类型不同,动员的方式、程度以及价值衡量标准也都有所区别。当然,不同类型的政治动员总有某些共同之处,诸如争取足够多数散布的公众群体的支持、改变某些事件的状态。因此,对政治动员的研究应该选择更能描述和解释其功能形成的概念途径,避免将政治动员嵌套在革命运动、社会运动诸问题中而做出空乏的理解。这里我们选择一种释义模型研究政治动员,以便尽可能近距离地对政治动员运作机制进行观察并给予相应的解释。

  一般而言,政治动员研究的核心旨趣体现为对动员中集体行动形成机制的解释。这里尝试建立一个简要的解释集体行动形成机制的模型,该模型通过设立动员议题和认同聚合两个变量,对不同类型政治动员的差异进行解释,所以这一模型主要是释义模型。

  

                     ——>议题建构——崇高幻想的建构

  政治动员(集体行动)

                     ——>认同聚合——组织行为与大众行为

  

  在该模型中,第一个变量动员议题被认为是政治动员的灵魂,政治精英建构动员议题的能力决定动员的绩效。动员议题的建构离不开对“质料”和“形式”两个次变量的运用,一个效度高的动员议题是这两个次变数完美的结合。成功的动员议题无疑是一件“公共品”,可以降低大众完成认同聚合的成本,提高动员收益。模型中的第二个变数大众认同聚合是对动员议题的回应;权威、说服和交易三个次变量的不同权重和排序,在一般逻辑层面解释了认同聚合的动因。“动员议题——认同聚合”的释义模型可以说是对政治社会活动中政治动员经验的抽象,但不同的政治体制下这一模型解释的重点需要调整。因此,本文对该模型的应用选取了现代政体谱系的两极——自由民主政体和威权政体这两个典型,而这些调整并非是任意的,而是选择了不同政体下都存在的公民权利—义务关系。根据这一研究设计,对政治动员的讨论便转化为对不同政体中动员议题建构和认同聚合的研究。

  从政治动员概念分析到研究模型的设定,目的并不仅在于能够高精确度地解释不同政治动员中大众一致性行为形成的经验个案,同时也是为了求取有关政治动员的知识谱系;或者按照科学哲学所言更注重对政治动员的“纯粹形式”展开研究,以为进一步研究人类政治社会中一致性获得的永恒难题积累智识。

  

  政治动员中的议题建构

  

  政治动员的类型多种多样,具体目的也各不相同。但是,每一次政治动员却总是紧密围绕某一特定公共政策而进行的,尽管并不是所有的公共政策过程都要以政治动员的方式完成。假如国家公共政策需要依赖政治动员才能运作展开,那幺,始终位于政治动员运作起点的则是政策议题(Policy Agendas)的建构。在政治动员的议题建构中,议题的“质料”和“形式”影响政治动员的操作方式和实现程度。

  质料一般涉及共同体某个真实的公共问题,从传统的劳资关系到女权主义、环保运动,从发展中国家的民族冲突到公共福利工程,每一个重大的影响政治秩序和社会秩序的社会问题,都有可能成为政治动员中问题建构的质料。在公共政策的议题建构中,人们通常认为“官僚带来的是事实和知识,而政客带来的则是权力和价值观”。[9]但是,无论政治动员中官僚和政客的立场有着怎样的不同,如果缺乏与动员议题有关的“事实”、“知识”以及“价值”这些质料,政治动员的运作便失去了合法性。

  然而,仅有质料也只能局限于理性的表白,对获得公众积极有效支持而言,这最多只是必要条件。因此,除“质料”之外,“形式”在动员式政策过程中自然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著名社会学家涂尔干曾断言,“倘若没有象征符号,社会观的存在只能是不稳定的。”[10]将涂尔干面对现代社会所表达的看法应用到动员议题建构中,也是十分恰当的,即没有必要的“形式”,政治动员便难于进行运作。一个成熟的政治共同体,总是有着明确稳定的政体和作为政体延伸的权力文化网络,政治动员议题建构中的“形式”主要依赖共同体的权力文化网络。政治精英在动员议题建构时,往往利用权力文化网络中的资源,将动员议题象征化、仪轨化、符号化,以隐喻方式对动员进行表达。在各种类型的政治动员中,都可以看到政治精英对动员议题“形式”的追求。这些精英犹如表现力十足的艺术家,善于凭借“符号编码”“施魅”于公众的注意力、操控公众的想象力,令公众情绪高昂、热血沸腾。这些巧妙建构的“形式”,

  无疑增添了政治动员的的感召值,往往成为政治动员中一道亮丽的风景。因此,如果忽视对权力文化网络中诸如象征、仪轨这些政治资源利用的话,也就不可能成功提升政治动员的能力和扩展其效应;没有强大势能的政治动员不仅无法获得公众积极支持,也危及当局的威信。

  总之,政治动员中议题的建构,最终通过政治精英“运用法律手段来确认、修改,或者替换公众价值、道德规范和人际行为准则,”[11] 确保动员的合法性和运作的有效性。

  在自由民主政体下,政治动员议题建构中“质料”与“形式”的契合,较为典型地体现在政党竞选动员中。按照民主治理理论的解释,由于政党执政竞争中多数票制的“选举铁律”的存在,竞争性政党制度获得了对国家与社会关系进行渐进调整、维持其持续均衡的功能。因此,政党执政竞争中各自公共政策的诉求,不仅需要针对潜在选民提出一个利益倾向明确的政策问题,还要在竞选中“象征化”各自提出的政策问题,达到动员选民、完成投票的最终目的。

  政治精英之所以要象征化竞选议题建构,是理性的竞选制度设计与选民集体行动理性困境这一现实处境的要求。在自由民主政体国家的现实政治生活中,一般公众的理性化与民主化程度其实是有限的,选民具有充分的积极性和慎思明辨的政策议题选择能力仍旧是一个假设。有些政治学者分析说,“要在缺乏战争和革命危机的情况下,想象大多数人对小区事务的兴趣会大于对自己事务的兴趣是困难的。”[12]例如,美国有一半的选民对“民主”和“保守”一词缺乏认识或没有认识,虽然有50%的选民能正确地使用民主党和保守党的标徽,但只有10—15%的选民能描述自由党和保守党的差异。此外,禁止将议题强加给选举人也是现代政治竞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所以,当政治候选人面对竞选动员中这些“沉默的大多数”的选民时,常常碰到的“一个战术上的问题就是要选择那些能够产生希望中的共同行为的各种象征和方法。”[13]

  一般而言,竞选动员中的议题具有相对确定的功能[14],议题选择受到利益性和聚合性双重原则的制约。所谓利益性,是说动员议题总是涉及某些现群体的现实利益,要幺与资源配置有关,要幺与财富分配有关;所谓聚合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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