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安庆:一个19世纪新教“教父”的现代性宗教典范

——中译者导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732 次 更新时间:2008-11-04 10:19:15

进入专题: 现代性   宗教  

邓安庆 (进入专栏)  

  

  随着启蒙运动的开展,现代性的宗教批判使得基督教声名扫地。其直接的表面后果之一,就是人们不再愿意进教堂,不再愿意去听牧师的布道了;而其深层的后果之一,即是现代人在失去了宗教信仰之后不得不在一个无救恩的俗世中,仅仅依靠微弱的一己之力在充满丑恶而冰冷的人生境遇中孤独地生存。但在18世纪末、向19世纪迈进的德国柏林,有一位风流倜傥的年轻牧师试图改变这一不幸状况,他不仅以其渊博的学识,饱满的激情和虔敬的信念把许多人(当然主要是贵妇人)吸引到教堂来,把听他的布道作为一种精神的享受,而且他也以哲学的雄辩,科学的实证和宗教的经验深深打动了现时代蔑视宗教的有教养者的心灵,创立了具有“现代典范”的基督教哲学和信仰体系。这个人就是施莱尔马赫。

  施莱尔马赫在神学上的名声,在宗教学界简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当然作为一个严肃的学术问题,像任何伟人一样,其地位也不会是无争议的。坚定地站在施莱尔马赫一边的当代系统神学家保罗.蒂利希(Paul Tillich—港台译为“田立克”)毫不含糊地说:“他是现代新教神学之父。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时,他的地位是公认的”[1]。但是,由于后来以卡尔.巴特(Karl Barth)为首的新正统神学开启了另一种神学的可能,他的门徒于是便企图剥脱施莱尔马赫作为现代新教神学之父的地位,对他进行了许多激烈的批评。但即便如此,卡尔.巴特本人还是给予了他高度评价:“最近时代神学史上的首要地位归于并将永远归于施莱尔马赫,无人能与他竞争”,“我们面对的是一位英雄,是神学中难以得到的那种英雄。任何人如果没注意到(或从未屈从于)这位人物发出的和仍在放射的光芒,都可以可敬地越过他而采纳其它的、也许是更好的方式。但是请别对施莱尔马赫作哪怕是十分轻微的指责。任何人在此如果不曾爱过,而且如果不会一再地爱的话,那也不会恨”[2]。来自敌手的这种无与伦比的赞词比任何一个后继者的颂歌都更加真实而可贵。

  与他在神学上的名望与地位相比,施莱尔马赫在哲学上的知名度则相当逊色。尽管严格说来,他应该是后康德时代德国古典哲学的一位伟大的哲学家[3]:他作为《柏拉图全集》的德文译者,将辩证法推进到所有文化领域作为至高无上的同一性原则;作为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的德文译者,他是康德伦理学最早的系统批判者,将古典的德性与浪漫主义的情感紧密结合,将虔诚的信仰和自由的个体性注入到冷酷的理性主体性哲学中;作为著名的注经学、教义学家,他把诠释学从单一专门的注释技艺提升到作为人文科学普遍方法论的哲学。这一切都是他作为一个伟大哲学家的明证,无人能撼动其地位。但可悲的是,我们的德国古典哲学视野一直深受黑格尔狭隘的哲学史观之害,把施莱尔马赫仅仅作为世界精神所要克服的主观性、个别性的发展环节,从而把他与其它浪漫主义者一起作为与费希特哲学相联系的几个方面之一而打入了冷宫[4]。

  因此之故,在我国哲学界,不仅一般学人对施莱尔马赫知之甚少,就是专治德国古典哲学的专家,对之也所知不多。有鉴如此,现在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第一部从德文原版译成汉语的施莱尔马赫著作,所以,我们实有必要先了解其人,再阐释其学。

  

  1、 施莱尔马赫:一个“古典时代”的现代人

  

  弗里德里希.恩斯特.丹尼尔.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Ernst Daniel Schleiermacher,1768-1834)出生时,康德(Kant,1624-1804)已经44岁了,但还处在从前批判哲学向批判哲学转变的过渡之中,他开启德国古典哲学之革命的标志性著作《纯粹理性批判》(1781)出版时,施莱尔马赫却已经是个13岁的少年了。而费希特(Fichte,1862-1814)只比施莱尔马赫大6岁,黑格尔(Hegel,1770-1831)和贝多芬(Beethoven,1770-1827)则比他还小2岁,谢林(Schelling,1775-则比他小7岁。因此,他们都是德国古典哲学的同时代人。

  要理解这个德国古典时代的人,如何成为了一个“现代人”,我们必须首先了解他所受的文化教育对他的塑型作用。

  施莱尔马赫出生在改革派牧师的家庭,祖父和父亲都属于虔敬派,这一点与康德类似。虔敬主义(Pietismus)尽管在英美神学界无声无息,但对于德国宗教和哲学却是十分重要,最起码在康德和施莱尔马赫后来的思想中都留下了很深的烙印。它是从路德宗发展出来,但拒不接受成为新正统的路德宗。因为虔敬派的主要特色,就是强调虔诚信仰的主观方面,即自由地因信称义,神秘地与神合一;而几乎所有的正统主义神学都是强调教义的客观方面,强调教会这个权威的中介。在这一点上虔敬主义与启蒙理性主义一样,反对这种权威的、客观的教义正统主义。但它与启蒙理性主义不一样之处在于,它不相信理智和知识对于信仰的意义,而相信直观和情感这些主观灵性的“内在之光”。由此看来,不理解虔敬主义,我们就很难理解施莱尔马赫。

  几乎可以说,虔敬主义的家庭气氛,命定性地决定了小施莱尔马赫的精神定向。由于母亲早逝,父亲再娶,小施莱尔马赫从小就被托付给兄弟会的寄宿学校,17岁时上了一所神学院学神学。但也像我们时下许多家庭让小孩从小苦练钢琴,而反叛的小孩长大后就决不想再碰钢琴一样,青年施莱尔马赫也由于偷看“禁书”,而助长了心中根深蒂固的对一些神学观念的怀疑。刚出版不久的康德《任何一种能够作为科学而出现的未来形而上学导论》成为中学生施莱尔马赫偷偷阅读的书目。对康德等哲学人文学术的学习,尽管还不能马上让他学会以启蒙理性主义的眼光来观察世界,但直接导致了他这位早熟的天才认真对待心中的疑惑,而且他正是以他内心并不能感受到那种与上帝神秘交感与合一的体验,而向父亲提出转学的要求。尽管父亲不情愿,但施莱尔马赫有个舅父在哈勒大学,在其调解下,1787年19岁的施莱尔马赫转学到了哈勒(Halle)大学。

  哈勒大学本来是按虔敬派精神建立的,施莱尔马赫来到该校时,总共1156个学生当中,就有800人是学神学的,但尽管如此,由于有一大批人文学者在此任教,它已经成为德国启蒙运动的堡垒之一。施莱尔马赫在哈勒大学的老师是语文学家、神学家沃尔夫(Friedrich Auguster Wolf,1759-1824),他也是著名的人文学者,后来也是柏林大学的教授。在他的指导下,施莱尔马赫攻读古典希腊经典作家的作品,并开始翻译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刚出版的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也是他认真阅读的重点。他对康德的自由问题很感兴趣,但他认为他从未领受过康德绝对道德命令的威力,相反,他更加重视的是德行,而非义务,这说明,在伦理学上,亚里士多德对他留下了更多的烙印。

  怀疑精神,启蒙理性,自由与正义,丰富的人文学识,这些塑造现代人精神品格的东西,在施莱尔马赫身上都已具备了。大学毕业后,他像大多数德国人一样,先做了两年多的家庭教师,到1794年被授予助理牧师之职,开始了一辈子的神学事业。

  牧师职业营造了施莱尔马赫这个“现代人”生活的另一维度:丰富的社交。他不仅乐于社交,而且努力按照虔敬派的精神把社交塑造成自由、自主、并追求灵性生命的人们的一种更加崇高的生活形式,以这种更高的、更合乎现代人性的生活形式来改造正统教会的概念:教会是一个自由地享受灵性生活、追求精神上志同道合者们自由交谈的会所,这种交谈不是婆婆妈妈的扯谈,而且交流内心对上帝话语的聆听,共同参与对无限的体验之情。

  丰富的社交使施莱尔马赫赢得了社交界的尊重,特别是赢得了不少女性的友谊和爱情。早在他担任施洛比滕(Schlobitten)的多纳(Dohna)伯爵家庭教师时,就与这家娇媚的小姐产生了爱情,可惜这位小姐红颜薄命,早离人世。而后,他在担任柏林夏丽特(Charité)慈善医院的牧师,并加入柏林浪漫派之后,又与一位牧师的太太格儒诺(E.Grunow)由起初的精神友谊演变成热恋。这段恋爱对这位婚姻不幸的太太而言是精神的抚慰和体贴的幸福,但对于这位年轻牧师而言则是激情的煎熬和失望的悲痛。最终格儒诺因害怕离婚而回到了她那自私乏味的丈夫身边,而施莱尔马赫则被教会流放到寒冷偏僻的斯托尔普去照顾几个改革派的基督徒。

  有人说,是因为施莱尔马赫驼背这一身体残缺使得他对女性的温情特别敏感,我倒觉得,这是追求个性与自由的一代新人经过启蒙所解放出来的一种新的本性,这种本性把浪漫的爱情视为生命意义的象征,是将枯燥的生活散文诗意化的必要构成部分。也正是这种本性,使得他与浪漫派首领弗里德里希.施勒格尔(Friedrich Schleger)成为至交,两人在柏林打光棍时,同居一室,自称“美满婚姻”,还胡闹式地两人自己举办过“婚礼”。他们与当时的耶拿(Jena)浪漫派一起,成为塑造新的现代性典范的文化精英和遏制启蒙理性之偏颇的一支特别耀眼的文化力量。就像谢林的浪漫主义把启蒙的思辨哲学引向自然之诗化,把理智反思的逻辑能力向艺术的审美直观提升那样,施莱尔马赫的浪漫主义则让现代人更多地重新关注宗教信仰的意义。信仰的生活是一种灵性(精神)的生活,宗教不仅仅是直观,而且同时是情感,是对无限者的绝对依靠。没有依靠,失去灵性的生活是生活的无意义的异化。

  这样的“情感”宗教,即是施莱尔马赫与浪漫派交往的结果,同时也是其现代性宗教典范的标志。正是这个“标志”使他作为一个“现代人”有了与众不同的个性:一般的现代人是反宗教的,无信仰的,而他恰恰是要成为这样的人:即是现代的,又是宗教的。

  在康德逝世的1804年,施莱尔马赫成为其母校哈勒大学神学系的副教授。两年之后,哈勒大学由于普鲁士在与拿破仑的战争中失败而被迫关闭,施莱尔马赫回到柏林成为一个自由职业者。1809年由于普鲁士反思战败的教训,立志创办一所新的大学,培养国人的人文精神,引领世界的精神潮流,在著名的人文学者洪堡的领导下,费希特和施莱尔马赫都是这所大学之精神和建制的设计师。施式为此专门写了一部著作:《关于德国式大学的基本构想—论将要建立的一所新大学》[5],这就是后来著名的柏林大学,即现今的柏林洪堡大学。1810年施莱尔马赫成为该校第一任神学院院长,神学教授。1815年成为该校校长,其学术和人生的辉煌都是与柏林大学连在一起的。

  

  2、 谁是“蔑视宗教的有教养者”?

  

  《论宗教》的副标题是“对蔑视宗教的有教养者讲话”,于是,我们阅读此书时自然会问,这指的是谁?在行文中,他也很少指名道姓,而是直接称“你们”如何如何,因此,我们必须弄清楚,他说的“你们”究竟指的是哪些人。

  要弄清楚这一所指,我们首先要知道,现代有教养阶层中谁最蔑视宗教?最明显的,当然是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中产生的无神论者。但是对施莱尔马赫而言,粗鄙的无神论似乎根本不值得认真理会,因为他相信,宗教是出于每个人本性的一种内在素质,相不相信神的存在和一个人有没有宗教,完全是两回事。所以,他根本不会把无神论者视为“有教养者”。实际上,在施莱尔马赫心中,有比无神论更反宗教的东西,他明确地说:

  “在宗教中上帝的理念并不像你们以为的那样高,在真正的宗教性情者当中,对于上帝临在也从未出现过狂热者(Eiferer),躁动者(Enthusiasten)或迷狂者(Schwärmer)。他们极其冷静地看待自己身边的那些被称之为无神论的人,而且他们认为,始终都存在着比无神论更加反宗教的东西。上帝在宗教中也无非只是作为行动者出现而已,而宇宙的神圣生命和行动还是无人能加以否认,用这个实存着的和发布命令的上帝,宗教什么也干不了,就像你们也丝毫不能让物理学家和道德学家虔敬上帝一样,这正是他们可悲的误解,并将永远是他们可悲的误解。”[6]

  因此,他所指的“蔑视宗教的有教养者”,应该是指启蒙运动以来在理性基础上形成各种所谓“理性神学”的启蒙学者。较远的有英国的“自然神论”,荷兰斯宾诺莎的泛神论,较近的有德国康德和费希特的“道德神学”。

  自然神论(teism)是十七世纪从牛顿力学的第一推动力原理和洛克的经验主义哲学中发展出来的一个旨在以实际的方式运用哲学解决神学问题知识分子的运动,它特别批判了正统神学的超自然主义和神迹的因素。其主要的代表作,托兰德(John Toland,1670-1722)的《基督教并不神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 邓安庆 的专栏     进入专题: 现代性   宗教  

本文责编: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哲学 > 哲学专栏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21939.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0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2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