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安庆:“之间”的“思想”图景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83 次 更新时间:2008-11-04 10:0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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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安庆 (进入专栏)  

  

  康德,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他们每个人都以不同的形式,被“现代的”种种哲学吸纳、批判和继承。正是在此意义上,迪特·亨利希说,德国古典哲学是现代哲学的“门槛”。一个不懂德国古典哲学的人说他能理解现代西方哲学,这是难以令人置信的。

  

  康德和黑格尔,对于我国的一般读者,都是非常熟悉的名字,哪怕是非哲学专业的知识阶层,对于他们的基本哲学观念,即便 是了然于胸,至少也能略知一二。但是,在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他们“之间”是什么关系,或者说得更为专业一些,从康德开创的哲学 业,是如何一步步地发展到黑格尔,这恐怕不是一般的知识阶层所熟悉和了解的。哪怕是专 的哲学工作者 即便他们知道在康德和黑格尔“之间”还有伟大的哲学家费希特和谢林,在费希特和谢林之间还有莱茵霍尔德、雅可 、荷尔德林和其它浪漫主义的哲学家们,但不一定熟悉他们“之间”思想的传承;或者更为专业的人士,知道费希特如何传承了康德,谢林如何传承了费希特,黑格尔如何传承了谢林等等,但是还是不熟悉“被传承者”是如何看待对自己思想的这种“传承的” 而迪特·亨利希的《在康德与黑格尔之间》所带给我们的惊喜,正是它试图以某种“双向格义”的方式回答这些问题。

  迪特·亨利希是慕尼黑大学的退休教授,在当今的哲学史家中,他无疑可以算作研究德国古典哲学的大家,其丰富而深刻的著述早已使他的名声 过了德国,在大洋两岸获得广泛的认同。现在摆在读者面前的这部书,本来并非一部“专著”,而是他于1973年在担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客座教授期间,应邀到哈佛大学讲授德国古典哲学的“讲稿”。尽管当时的美国,还是科学哲学和语言分析哲学的天下,没有 少人对充满“形而上学幻影”的德国古典哲学感兴趣,“比剑桥的冬天还要冰冷”的“拒斥”态度笼罩着哈佛大学的爱默生讲堂。教授们“更想不通为什么会有 生受得 这些鬼话而跑去听亨利希的课”。但亨利希依然顶着这种“冷漠”,不仅对许多鲜为人知的哲学材料“提供了细腻的解释”,而且对整个德国古典哲学的发展提出了与主流观念不一致、却更加符合事实的独到见解。正是依靠其思想的这种深刻的阐释力和内在的穿透力,至少在当时就化解了一些学生思想中的坚冰,使得他们在“私下 相流传未出版的讲演笔记”。这样才有了我们面前的这部著作的基础。三十多年过去了,尽管在美国至今对德国古典哲学也没有什么像样的研究,但至少一些有名的哲学家不像以前那样只是一味地“排斥”,欧陆哲学和英美哲学之间的“融通”趋势还是慢慢地在加强,这不能不说有着亨利希这次“破 之旅”的不朽之功。

  与美国相反,德国古典哲学自从20世纪初传入我国以来,就一直是我们西方哲学研究中的一个重点,随着“现代”和“后现代”的各种“时髦”哲学流派轮番登场之后,这一“重点”不仅没有被动摇和取消,相反得到了巩固和加强。原因在于,我们原来重视德国古典哲学,是因为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 个直接的理论来源,而在接受了现代西方哲学的种种思潮之后,我们更加深刻地看到,德国古典哲学既是源自古希腊的古典 学发展的最高峰,同时又是现代西方哲学的源头和起点。尽管这个“源头”和“起点”在许多时候仅仅是被批判的靶子,作为激发新思想的“反面教材”或者说作为“死狗”激发出“活人“的新思想。马克思说,他是唯一一个不把黑格尔当作”死狗“看待的人,但他的哲学确实是黑格尔哲学危机与破产的产物;正如“存在主义”是整个德国唯心论(观念论)危机与破产的产物一样。不仅如此,康德,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他们每个人都以不同的形式,被“现代的”种种哲学吸纳、批判和继承。正是在此意义上,迪特·亨利希说, 国古典哲学是现代哲学的“门槛”。一个不懂德国古典哲学的人说他能理解现代西方哲学,这是难以令人置信的。

  这说明,我国学者历来这么重视德国古典哲学的学习和研究,是非常有见地的一种做法。确实,通过对 国古典哲学的深入研究,提升了我国学人哲学思辨的水平,使我们能够在同一层面上与国外同人“对话”,这是一个值得我们骄傲的事实。除了对德国古典哲学家的专人研究不谈,就“这一时期”的整体研究而言,最近几年内出现的学术成果就尤其让人赞叹:德高望重的杨祖陶先生在翻译出版康德的“三大批判”(与邓晓芒教授合作)和黑格尔的《精神哲学》的同时,修订再版了他的《德国古典哲学的逻辑进程》(2003年初版、2006年修订版,武汉大学出版社) 称一部由其毕生心血浇注而成的里程碑式的著作;由张慎研究员主编的《德国古典哲学》(叶秀山、王树人总主编的《西方哲学史》2005年)则是由研究德国 典哲学的中年才俊联合撰写的一部高水平的学术成果。

  有了这些重要的最新的研究力作,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翻译一部上世纪70年代的国外讲稿呢?这自然是由这部“讲稿”本身独特的、不可取代的魅力所致。

  “新的哲学史观”是这部讲稿最引人注目的魅力。无 在我国还是在国外,尽管都不再像从前那样“迷恋”黑格尔的哲学史观,但几乎无人成功地消除了黑格 那套描述哲学发展的“逻辑”。特别是就德国古典哲学的发展而言,“从康德到黑格尔”(或者到费尔巴哈和马克思)是黑格尔之后一直沿用至今的“说法”,这个“说法”严格地按照“历史与逻辑相一致”的方法,把哲学家们“一个萝卜一个坑”地安 到哲学史的“万神殿”中,成为“绝对精神”自身发展的“ 个环节”。黑格尔这套逻辑方法的一大功劳,就是消除了从前作 外在材料罗列的“哲学史”,使哲学史成为了哲学本身。就是说,仅仅是外在材料罗列,而没有内在精神灌注的“哲学史”,是无生命的,被排除在“哲学”之外,只有同时是“哲学”的“哲学史 才真正成为“哲学史”。这意味着只有真正的哲学家才能写得出“哲学史”。这一点至今也不会过时。但是,严格以黑格尔的眼光来写德国古 哲学的历史,有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把德国古典 学家相互影响、相互批判、相互不可包容的多元发展格局,简单化为一种“百川归一”的“直线式”进步。这与事实不合。

  之所以与事实不合,是因为康德、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这几位“大将”,实际上是同时代人,在时间上是非常接近的: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是在1781出版的,黑格尔的逝世是1831年,这中间相隔仅有五十年。康德1804年逝世,而谢林1854年逝世,这中间也只相隔五十年。但是,这两个五十年是很不一样的。如果说前一个五十年,德国古典哲学是围绕如何克服康 对理性的限制,把理性光大、统一成为一个阐述世界、社会、历史和人生的绝对原则,从而是把理性绝对化的话,那么,后一个五十年是在康德逝世后,费希特的知识学也过渡到“晚期”, 林也开始了其“后期”向宗教神学的“非理性跳跃”(一般认为这是在1806年完成的),并在黑格尔逝世后的二十三年时间中不断对黑格尔的理性主义进行批判捣毁这样的背景下进行的,理性的非理性化似乎更能体现出其特色。但不管是前一个五十年还是后一个五十年,他们之间都不存在着单纯的“直线性”发展,而只存在着相互之间的批判和反批判较量。尽管他们之间后一个总是以前一个为“老师”,开始出名时总是以“老师”的某一思想为出发点,但他们“之间”的“师徒传承”关系,与我国传统的师徒关系大为不同 由于我国的“尊师”传统,有“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之说,“学生”对“老师”一直不仅“毕恭毕敬”,而且总是以“光大师业”为荣,对“师业”一般是赞誉有加,而来不得多少“批评指正”的。但是在 方,自亚里士多德说出“吾爱吾师, 更爱真理”之后,学生们便有了以“真理”的名义来批判、讨伐老师的“权力”。而思想的“传承”不同于宗教“传教”之处,恰恰就是学生们不是以对老师的绝对信仰、而是对老师的怀疑批判为起点。但是,对老师的批判,如果老师不在世(或不在场)的话,自然意思不大,但若老师在世或在场的话,那就有“好戏”了,因为老师会“反驳”和“捍卫”自己的思想。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 半叶的德国,如火如荼地上演了这场“好戏”,但这样的“好戏“无法在“直线发展”的哲学史中见到。

  这场“戏”的主角当然是康德。大家知道,康德前半生是个科学家,使他真正成为一个哲学家,并把德国“引入哲学之路”的,就是他的《纯粹理性批判》。这部书出版时康德已经五十 岁了。而这一年,费希特十九岁(是耶拿大学一年 的学生),谢林才六岁,黑格尔十一岁。这种年龄结构,如果不是因为他们后来都因为康德的哲学而成为“德国古典哲学”的真正代表,那什么也说明不了,但正是由于他们后来都喜欢上了康德哲学并自以为只有自己的哲学才“真正代表”并“完成”了康德哲学,才构成了我们这里要说的一场哲学“戏剧”。

  这一戏剧的第一幕是康德与费希特之间的关系。费希特1790年(二十八岁)在他认真研读了康德的第一和第二批判之后,就“揣摩”出康德哲 必然要回答“宗教”问题,于是按照康德的思路写下了《试评一切天启》作为拜见康德的“敲门砖”,这部著作康德看后的确感到非常满意,不仅表达了他的观点,而且有着他自己的著作所缺乏的流畅文笔,于是康德热情地推荐给柏林的一家出版社出版。但是在出版时,不知是出版商故意为之,还是无意疏忽,反正没有署名作者,使得人们以为这是康德的一部新书。康德得知此事后专门发表了一篇文章,说这部书的作者不是他,而是费希特。这样就使得当时默默无闻的费希特一下子名声大振,成为康德的正宗“弟子”和德国哲学的一颗耀眼的新星。这是现在的“明星们”想象不出的一个绝妙的“炒作”。

  所以,从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到费希特成为知名哲学家,只有九年时间。而在这九年中,前八年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因其枯燥晦涩的 言,根本没有引起学界的重视。只有到了1789年,因莱茵霍尔德对它的出色的阐释,才开始引起广泛的关注,随之出现了解说、注释和讨论的热潮。费希特的“知识学”哲学就 在莱茵霍尔德、舒尔茨、雅可比等“后康德”哲学家们的讨论语境中形成的。但是当费希特后来出版了代表自己哲学思想体系的著作 知识学》并认为他的“知识学”克服了康德的“本体”与“现象”之间的二元论、“自在之物”不可知等所谓的康德的“缺点”,自以为完成了康德所追求的使哲学成为真正“科学的形而上学”时,康德却申明费希特的“知识学”与他的哲学体系并无干系,这场好看的哲学戏剧才刚刚开始 我们想想看,费希特第一版的《知识学》是在1794年出版的,而康德直到1804年 去世,这十年时间,一个学生在不断地用所谓的“知识学”来批判、修正和“完成”老师的思 ,而老师却在“拒绝”学生的“发展”,“捍卫”自己本来的立场,把自己的“批判哲学”向社会、伦理、政治、人类学等领域深入推进,这是多么有趣的事情,我们是不是可以猜想,康德的晚期哲学是否也会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费希 的影响呢?

  再来看看费希特和谢林“之间”。谢林确实在其学生时期有一阶段曾自认是费希特的“学生 ,但是这一阶段究竟有多长,费希特的“自我”哲学对他的影响究竟有多深,这是 个并没什么定论的问题。根据文献来看,谢林第一次见到费希特的时间是在1793年的6月,当时费希特应聘为耶拿大学教授,在前去耶拿的途中路过图宾根,谢林这帮“追星族”便趁机拜会了他,让他 述他还未思考成熟、但答应耶拿大学必须在1794年出版的《知识学》(这是当时耶拿大学应聘费希特的条件)。谢林的聪明在这次会晤中表现得令人吃惊,因为他听了费希特讲述的“知识学”这一新的哲学体系之后,不仅马上心领神会地把握了其本质特性,而且按照费希特的“自我”、“非我”这套概念,写出了《论一般哲学形式的可能性》一书,也是在1794年就 版了,时间比费希特的《知识学》仅仅晚了半年左右,这时谢林才十九岁!1795年他又接着出版了《论自我作为哲学的原则或者论人类知识中的无条件的东西》和《关于独断主义和批判主义的通信》两本书。于是,德国人惊喜地看到 几乎与费希特成为哲学家的时间相同,又出现了一颗哲学新星,这就是年轻的谢林。

  在这段时间内,说谢林是 希特的“学生”肯定是没有任何疑问的,谢林自己也是这样认为的,尽管他在书中已经表达出了他与费希特的一些差别,但他自己并没有明确意识到。所以一直到他1797年写的一篇《对近期哲学作品的基本看法》一文中,还尊称费希特是新哲学的首领,其哲学比康德的更高。我们不知道康德看到了谢林的这篇文章作何感想,因为康德这时虽属晚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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