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安庆:康德伦理学体系的构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053 次 更新时间:2008-11-04 09:5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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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安庆 (进入专栏)  

  

  康德的伦理学自诞生以来,不断受到来自德语国家内部的批评和来自英美法等国的外部的批判。这种批判本身显示出康德伦理学思想巨大的现实性,因为几乎现代的所有伦理思想(包括英美的元伦理学和中国的现代伦理思想)都在批判的基础上,把康德伦理学作为一个重要的思想资源加以吸纳或对照。但是,由于康德的伦理学思想是在其整个哲学思想建构的漫长过程中、而不是仅仅在某一本书中的表述出来的,所以批判者往往只注意到自己感兴趣的某一点、或某一方面,而没有顾及到其整个体系的全面的内容,于是,哪怕是非常熟悉康德伦理学的大家,也常常不能避免对康德的明显误解。譬如,逻辑实证主义的首领石里克(1882-1936)说,康德“伦理学思想的一个最糟糕的错误,就在于他相信,只要已经阐明了道德善的纯形式的特性,也就穷尽了这个概念的全部内容,也就是说,除了被要求的、应该的之外,善就没有任何别的内容了”[1],如果考虑到了康德伦理学体系的完整内容,这样的误解是完全可以避免的。这说明,即使在康德离开我们已有200年的今天,完整地输理康德伦理学体系的构成,仍然不失为一项有意义的工作。本文试图从讨论康德伦理学的一个核心概念:Sitten的翻译入手,阐明康德伦理学体系的形成过程、主要伦理学著作之间的内在关系,以及其伦理思想的完整内容,并以此来加深对康德伦理学与其哲学之间关系的理解:不是伦理学以形而上学为基础,而是形而上学只有在伦理学中才能得以完成。

  

  一、Sitten:“伦理”还是“道德”?

  

  在我国现有的伦理学教科书上,“伦理”和“道德”几乎是不作区分的,但在我国古代文献中,“道”和“德”的区分几乎随处可见,这种区分实质上就是汉语中“伦理”与“道德”区分的依据。因为“道”更多的是指“形上”的宇宙“本体”,而“德”更多的是主体经过心理“体悟”、精神“修养”或践履之后所获得的结果:德性品质。所以,朱熹在《四书集注》中把“德”解释为“得道”是非常有理的。不仅如此,在儒家经典中,实际上还经常把同一个德性品质分别从“道”和“德”(宇宙和人心)两个不同的层面来加以阐释,譬如《中庸》中对“诚”的解释:“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孟子》中进一步解释说:“是故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2]。古人之所以区分这两个层面,目的是通过把蕴涵于人身上的德性品质提升到“形而上”的伦理高度,来说明这些德性本身的重要性和修养得道的必然性:“不明乎善,不诚其身也”,“旷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3]。这几乎构成了我国古代伦理学论证的基本方法,所以也构成了我们考察伦理学问题所不可混淆的两个不同的层面。

  西方伦理学对“伦理”和“道德”作术语上的明确区分相对较晚,“伦理”或“伦理秩序”(Sitte,Sittlichkeit)和“道德”或“德性”(Moral,Tugend,Moralität),甚至“伦理学”(Ethik)都是来源于Ethos,其本义是“人的住所”、“赋予人以人性化的生存的东西”[4],这正是中国伦理学中“道”的含义,是“形而上”的东西。而“道德”(moralis)这个词据说是罗马思想家西塞罗将Ethos拉丁化转换而来的,其意义大致相同,但更多的强调了对ethos(风俗、习惯、伦理)的接受、认同和适应。但就学科意义上,“伦理”和“德性”的区别实际上早在苏格拉底(他被看作是西方伦理学之父)的伦理思想和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他被看作是“伦理学”的首创者)的不同特色中鲜明地表现出来了。因为前者的核心问题是“美好生活如何可能的问题”,这无疑属于“伦理”的层面,而不是亚里士多德的“德性”层面或后来伦理学的道德规范层面的问题。至于这两个术语上的明确区分,实际上只是到了黑格尔那里才作出。他把“伦理”看作是在家庭、社会和国家这些实体中所体现出来的“客观精神”,是通过“法”而表现出来的现实的自由(自由是黑格尔哲学中的最核心的价值),而“道德”仅是“主观意志的法”,是克服外在的“抽象法”并向“伦理”的“真理”过渡的一个中介环节。尽管黑格尔的这一区分非常思辨,但是在现代伦理学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把伦理的层面和道德的层面加以区分,许多道德命题和论证都是含糊不清的。从摩尔的元伦理学批判传统伦理学把属于自然属性的事物来界定非自然属性的“善”本身是犯了“自然主义谬误”以来,现代伦理学非常注重区分伦理的和道德的不同的论证方式。哈贝马斯强调,伦理的考察方式涉及到的是带有强烈价值取向的自我理解,对于“大我”而言,伦理的考察涉及到共同的风俗习惯,共有的传统,主要的问题是,我们作为一个道德共同体的成员应当用什么来指导我们的生活,从长远和总体来看,对于我们的历史、未来和期望而言,什么是至善。对于“小我”而言,伦理的考察提出的问题是:我是谁,我想成为谁,我应当如何生活等等。但伦理的考察解决不了正义和规范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转向道德的考察方式。道德的考察方式是对道德义务、规范和律令的论证和道德应用,这是调节人际关系的水平视野,而伦理的考察方式则是涉及自我生活设计的垂直视野[5]。他明确地说:“我们从伦理的角度评价个人或集体的价值取向和以价值为取向的自我理解,而从道德角度评价义务、规范和律令,在包容过程中既不同化他者,也不利用他者”[6]。

  对于中西伦理学传统和现实而言如此重要的“伦理”与“道德”的区分,实际上在康德的伦理学中有了非常明显的趋向,但康德着重于从伦理学体系的内在关系而不是从这两个具体的术语来进行区分的。就是说,他的伦理学体系应该包含两个部分,一个是纯粹的伦理哲学(形而上学),探讨的是伦理的纯正源泉,或者说伦理的本根在哪里,一个是伦理的应用哲学(道德学或德性论),探讨的是将伦理原理运用于可经验的人性(人类学)。康德说,“就像纯粹数学区别与应用数学、纯粹逻辑区别于应用逻辑一样,如果人们愿意,也可把伦理的(Sitten)的纯粹哲学(形而上学)与伦理的应用(即应用于人性)哲学区别开来”[7]。就是说,纯粹的伦理哲学或者说,伦理的形而上学探讨的是我们所说的伦理的根源或道德原理的基础问题,涉及道德的信念和根本价值;而我们所说的道德层面的问题,是属于伦理的应用层面,涉及道德规范的实践,良心和品德的形成等问题。

  鉴于这种理解,康德著作中的一个核心概念:Sitten如何翻译的问题就是非常值得商讨的。在我国现今的康德著作翻译中,一般均把它和Moral 一样不作任何区分地翻译成了“道德”。这是造成许多误解的根源之一。

  康德两部伦理学著作的书名都用了Sitten这个词,一部是1785年出版的Grundlegung zur Metaphysik der Sitten,一部是1797年出版的Metaphysik der Sitten。后一著作在我国尚没有完整的译本,而前一部已有两个译本:一个是1930年代唐钺先生翻译的,定名为《道德形上学探本》;一个是1980年代苗力田先生翻译的,定名为《道德形而上学原理》。两者都把Sitten翻译为“道德”,同时把在文中经常出现的一个相关词Sittlichkeit也是翻译成“道德”,相应地把形容词sittlich翻译成“道德的”。鉴于上文申述的理由,笔者在此斗胆建议,把它翻译成“伦理”可能更符合康德的本意,同时也能更好地与中西伦理学史上的理解相一致。梁志学先生在翻译费希特的Das System der Sittenlehre时,就是定名为《伦理学体系》。同样在黑格尔的著作中,Sitten也被译成“伦理”而非“道德”。康德实际上就是在“伦理”的意义上使用Sitten的。Sitten 是Sitte的复数形式,他在该书的“前言”中明确提出,他的伦理学(Ethik)就是“Sittenlehre”,它是伦理学的纯粹理性部分,研究诸种“伦理”的最高原理,探求这些伦理的真正本源,不能与任何经验的部分(如人性)有丝毫的牵连,否则就会导致伦理本源的不纯不净。与这一纯理的部分或者说纯形式的部分相应,他的伦理学还有一个经验的部分,这就是把伦理的最高原理运用于人性,他把这部分称之为“实践的人类学”,即伦理本体的践履、在社会生活中的“应用”,所以,这部分在他的Metaphysik der Sitten中称为Tugendlehre(德性论)。Tugend在康德、黑格尔和哈贝马斯等德国人的著作中相应的德文词就是Moralität(道德、德性)。在康德最早的一篇伦理学论文中,即1764年由柏林科学院发表的他的所谓的获奖论文《关于自然神学和道德诸原则的明晰性探究》,这时康德自己的伦理形而上学思想尚未形成,还是处在英国经验主义的“道德感”理论的影响之下,所以他使用的是Moral(道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还明确地说:“如若真有完全符合伦理法则的世界(就是说,它按照理性存在者的自由能够存在,并且按照伦理(Sittlichkeit)的必然法则应该存在),我把它称作道德的(moralische)世界”[8]

  如此看来,把康德著作中的Sitten翻译成“伦理”,以与“道德”或“德性”相区分,是完全符合康德本人的思想逻辑的。反之,不作这样的区分,才容易导致我们在文章开头所引的石里克那样的误解,片面地以为康德伦理学只有一个完全先天的形式的伦理学,而没有其它的任何实质的内容。同时,进行这种区分,也能与德国整个伦理学、乃至整个西方伦理学的现代发展相一致。如果在费希特、黑格尔和哈贝马斯等人的著作中,我们将Sitten 或Sittlichkei 理解为“伦理”,而在康德的著作中将它理解为“道德”,那么就会造成许多问题的混淆,造成理解上的混乱。所以,把Grundlegung zur Metaphysik der Sitten译成《伦理的形而上学探本》、把Metaphysik der Sitten译成《伦理的形而上学》更为理想一些,其它方面的进一步的理由,将在下文中申明。

  

  二、康德伦理学体系的形成过程

  

  上文我们着重讨论了把Sitten翻译成“伦理”、而不应翻译成“道德”的理由,但还没有说明为什么不把Grundlegung翻译成“原理”、而要翻译成“探本”的理由。实际上,字面的理由很简单,Grundlegung是由动词grundlegen变成的名词,基本意思是“奠基”。“奠基”在康德一生的哲学活动中都是一种“清扫”地盘的工作,其重点在于清除蒙在“本根”上的种种迷雾,探询到“本根”,让其显明自身。所以,Grundlegung尽管是个动名词,它的重点还是在“探本”,而不是对“原理”本身的阐明。对于“原理”,康德基本上是使用Prinzip或Grundsatz,而不是Grundlegung。至于,为什么Grundlegung zur Metaphysik der Sitten的重心放在了“探本”上,而不是对“原理”的全面阐明,只有从康德伦理学思想形成的过程和这部书在其整个伦理体系中的地位才能说清楚。

  康德一生的哲学活动主要有两个大的转变,一是从“前批判时期”以牛顿式的经验科学为基础的哲学研究转向“批判时期”的以理性批判的先验哲学为科学奠定基础;一是从“批判时期”的“自然形而上学”(或理论理性批判的“内在形而上学”)的建构转向实践理性批判的“伦理的形而上学”的建构。而后者是贯穿于他整个哲学活动过程之中的一个理想或重点。

  康德对于伦理学问题的思考开始于“前批判时期”。最早发表的一篇内容集中的伦理学论文是1763年写作、1764年由柏林科学院发表的所谓的获奖论文:《关于自然神学和道德的诸原则的明晰性探究》(Untersuchung über die Deutlichkeit der Grundsätze der natürlichen Theologie und der Moral)。在几乎同一时间,康德在他的另一著作《对美感和崇高感观察的注释》(Bemerkungen zu der Beobachtungen über das Gefühl des Schönen und Erhabenen)中也有一些零散的伦理学思想。这一时期的第三个伦理学文献是康德1765-66冬季学期课程预告(Nachricht von der Einrichtung seiner Vorlesungen in dem Witerhabenjahre 1765-1766),(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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