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安庆:俗世中的精神花朵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966 次 更新时间:2008-11-04 09:3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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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安庆 (进入专栏)  

  

  “他们看了又看,却看不见,听了又听,却听不明白,只要不回心转意于上帝,他们还是枉费心机。”

  (马可福音4,12)

  

  《圣经》中的这段话,无疑最真实地反映了啃过《精神现象学》这块“硬骨头”的人的体会。这部黑格尔的成名作出版于1807年,至今整整200年了,可以说读懂它的人还真不太多。但大凡看见了点什么,听到了点什么,领悟到了什么的人,不仅受惠无穷,而且卓尔不凡:马克思通过这部书成为革命的理论家,基尔凯廓尔、萨特、海德格、布洛赫成为引领新时代的哲学家。

  当然,我也一直在想,我们“看了又看,却看不见,听了又听,却听不明白”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呢?这固然涉及到我们对黑格尔哲学基本精神的理解和把握,但这种把握从来就很难达成一致。如果我们从《精神现象学》黑格尔哲学所实现的范式转变这一角度入手,可能就有利于理解这一晦涩拗口的哲学精神了。

  从前哲学或者为宇宙、人生寻找一个牢不可破的“基石”,或者为科学知识奠定“第一基础”,但到了黑格尔这里,哲学已经放弃了“奠基”这一形而上学的基本工作,而致力于对“时代精神”的诊治和引领。把“时代精神”提升为哲学的核心,这是一个必须归功于《精神现象学》的全新的哲学范式。在这一范式下,我们当然还可以像80年代那样,说它是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统一等等,但实际上,这样的哲学严格说来既不再是本体论,也不再是认识论,而是对有生命力的精神的呵护和培植!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者才把哲学美其名曰“时代精神的精华”。

  之所以不再是“本体论”,是因为它不再需要对世界的第一基础进行“奠基”,不再需要先把旧有的形而上学大厦“摧毁”,为新的大厦清理出“地盘”,然后在这个新的基地之上再建构一个新的形而上学大厦;不再是认识论,因为认识论的物件是科学知识的基础、判准、构成等问题,而“精神现象”,只有部分地出于科学,大部分可以不在“科学”的范围内获得理解和把握。精神哲学需要的是“现象学”,要现象学地“回到实事本身”,回到“精神本身”的“自我显现”。精神的“种子”早已遍撒大地,无论在何种土地上,它都会生根开花。但花开花落,有的昙花一现,有的万世芬芳,只有自我显现的,在历经风雨冰霜后依然陡峭怒放的花朵,才是有生命力的花朵。哲学所从事的“护花使者”的重任,就在于对哲学自身所处的“时代精神”进行诊断,防止它被“身外”的病菌所感染、从而枯萎、腐化和堕落乃至死亡,并把时代的精神提升到精神自身的生命历程中去,与其一同开放。

  所以,“时代精神”不存在“有无”的问题,它早已“扎根”在传统中,在我们的生活态度中,在我们的“意识”、“知识”、“科学”、“宗教”、“艺术”和“哲学”等等话语中,甚至在种种潜意识、前科学乃至“伪科学”的东西中都有它的“踪迹”和“倒影”。因此,哲学问题的关键不是要去创造某种“全新的精神”,而是我们的思想如何返回到精神自身的生命中,使“表像”在种种“意识”和“无意识”形态中的“不自觉的”精神获得自身的自觉,获得对时代脉搏的理解和把握,从而获得自身的健康生命力。

  在此意义上,黑格尔哲学的整个工作就是一种“时代精神的转型工作”,即把基督教的启示信仰精神转换为启蒙理性精神。整个启蒙运动可以说都是为了完成这一工作,但是,这一工作总是在遭遇失败的痛楚。在黑格尔看来,启蒙的最大问题在于它的世俗化运动导致了精神的外在放逐和异化:一方面,在世俗生活上,启蒙就是“理智的培育和把理智运用于吸引我们兴趣的各种物件上”(《黑格尔早期神学著作》,商务1988,第16页),但糟糕的是,它一经被吸引到各种外界的趣味物件上之后就再也回不来了。黑格尔简直是在惊呼:“世界精神太忙碌于现实,太驰骛于外界,而不遑回到内心,转向自身,以徜徉自怡于自己原有的家园中”。这种太忙碌于外界时务的“世界精神”导致了“生活的浮泛无根,兴趣的浅薄无聊”,“意志的空疏浅薄”,它使得“知识肤浅、性格浮薄的人最受欢迎”,而且“正是这种无知,这种浅薄空疏都被宣称为最优秀的,是一切理智努力的目的和结果” (黑格尔《小逻辑》柏林大学开讲辞,商务版,30-31,下面凡引此书只注页码)。这哪里是在批评德国的风尚,简直就是对我们时下文化生活的写照!

  另一方面,更加糟糕的是启蒙的世俗化带来了哲学本身的堕落。哲学原来曾被称为科学的女王,是真理知识的证成者,是理性的世界法官,颁布宇宙社会的法度,裁定人间的是非曲直。但精神一旦为低俗浅薄的意见所占据,“哲学的实质也已败坏了,消失了,以致连对于它的记忆和预感一点儿也都没有存留了。”(33)这实际上就是说,当哲学在为鸡零狗碎的功利生活忙碌时,高尚的精神无法从哲学得到辩护,但人类的心灵不可能不需要高尚精神的滋养,那么,哪里去寻求高尚精神的养料呢?这时,人们只有重新想到了宗教。在黑格尔哲学之前,“精神”这个概念一直只存在于基督教中,但它不是表征人的精神状态,而是作为“圣灵”(Geist Gottes),作为最神圣的上帝的三位一体中的一个位格存在。但问题是,基督教的精神本身在启蒙运动的批判之下已经成为昨日黄花,失去了生命力,哲学的堕落又使得宗教失去了拯救精神的力量。因为“高尚的精神必须留在宗教里,但宗教却必须留在情感、信仰和预感里,理性和知识不能涉及绝对和上帝的本性”,于是“这个时代之走到对于理性的绝望…但不久宗教上和伦理上的轻浮任性,继之而来的知识上的庸俗浅薄――这就是所谓启蒙――便坦然自得地自认其无能,并自矜其根本忘记了较高的兴趣。最后所谓批判哲学曾经把这种对永恒和神圣物件的无知当成了良知,因为它确信曾证明了我们对于永恒、神圣、真理什么也不知道。”(34)

  在此情形下,黑格尔认为哲学的使命和任务就是要恢复对于理性的信心,要让哲学达到对自身能力和使命的自觉,它的目的“就在于掌握理念的普遍性和真形相”(35)。只有让事物回归于自身理念的真形相,事物才能取得自身的实际存在。而只有这种存在才是真正自由的存在,只有在这种真正的自由存在中开辟出来的“世界”,才是精神的高尚世界。人类的历史、法律、道德和伦理无非就是为了建立这样一个精神的自由世界。

  既然这样的“精神”已经迷失在“宗教”里,而启蒙的世俗化又是使哲学迷失自身使命的罪魁祸首,那么,黑格尔的哲学努力就在于:一方面把启蒙陷入外在反思的理智(知性)收回内心,使其关注于事物自身理念的真形相,从而把知性提升为把握“真理”的“实体性内容”的“理性”;另一方面使收回于理念自身的理性思辨具有与基督教相类似的“形式”:“思辨”-Kontemplation-在黑格尔这里,表示以“概念”的内在否定性为仲介的辨证思维,在基督教那里,表示以上帝的“三位一体”为核心的沉思冥想,默念和祈祷。通过前者,黑格尔使哲学恢复了“理性”的内容,通过后者,黑格尔使哲学具有了高尚的“精神”的形式:上帝的“三位一体”被概念“三段论”的辩证运动所取代,肉身化的“基督”通过痛苦地死于十字架和神秘地复活,在末世论背景中呈现的“圣灵”的光辉经过黑格尔的理性改造,摇身一变成为俗世中的“精神”花朵,绽放在启蒙后力求开辟“自由世界”的社会历史进程之中。《精神现象学》成为“精神”这朵苦难的俗世奇葩在不同的意识和心态、势力和地位、制度和法则面前发育、成长的过程,成为它自身在不同的生存处境中沉浮、磨炼最终回归自身,徜徉自得于自身开辟、创建的“自由世界”的过程。

  黑格尔就是这样通过《精神现象学》完成了哲学诊治和引领时代精神的使命。迄今为止,各家各派,无论是认黑格尔为尊师者还是骂他为“死狗”者,都从正面或者反面受到了它的影响和“引领”;通过这本书,黑格尔使“现代性哲学话语”的“启蒙辩证法”变得清晰可见,基督教的“圣洁”理想没有在理智启蒙中被世俗化的污泥淹没,而是在回归自身的理性中得到转型。但绝对理性的信仰转型最终依然像基督教的天国信念一样,在世俗的生存势力面前,依然像个破落的“精神贵族”,只能独自哀叹世道已变,人心不古。但不管怎么说,作为一个现代哲学家,黑格尔通过对基督教信仰精神的理性化改造和转型,出色地完成了“爱护、培育、护持”精神不被“熄灭”和“沦落”的哲学使命,这一伟大的贡献是任何时候都不能被人抹煞的。

  但话说回来,为什么我们对黑格尔哲学总是“看了又看,却看不见,听了又听,却听不明白”呢?为什么总是觉得它那么晦涩难懂呢?关键就在于我们没有“思辨思维”的习惯。黑格尔当年就对他的德国同胞说,思辨思维必须反对两种思维方式,一是表像思维,一是灵感思维(《精神现象学》序言,四)。言下之意就是,如果你执意于表像思维和灵感思维,你就无法理解辨证思维。但遗憾的是,这两者思维方式依然还是我们一般思维的主流。

  按黑格尔的解释,“表像思维”就是你不按事物自身的理念(“概念”)而只按它的“表像”去思想它。“表像”作为事物外在的“事像”,作为“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确实容易理解和把握,但问题是,你“把握到的”、“触摸到的”却不是“存在本身”,而只是它的一个“影像”,一个“存在者”。我们通常是在“比喻”、“象征”、“例子”中才能从“表像”去想象“存在本身”,但我们往往都误以为“表像”、“存在者”就是“存在本身”了,结果就会导致海德格尔后来所揭露的“存在的遗忘”。黑格尔还没有“存在的遗忘”这个说法,但他联系到时代的“虚浮”心态,认为执着于表像思维,我们所见所思的依然是外在的事像,再加上在这种“非现实的思想里推论过来推论过去的形式思维”,思想本身就陷入到无实体内容的“空虚”、“虚浮”当中:“这种虚浮都不仅表示这种内容是空虚的而已,并且也表示这种看法本身是虚浮的”,“它就根本不居于事物之内,而总是漂浮于其上”(《精神现象学》,上册,第40页)。所以,在表像思维方式支配下,是入不了黑格尔哲学之门的。最要命的还在于,如果一个时代执着于“表像思维”,这个时代的精神就是空虚漂浮而无法回归内心的真理念的。

  表像思维的“祸根”在于心在外而无法内在地理解“概念”(真理念),所以“灵感思维”干脆宣布不屑于使用“概念”,不进行推理,单凭天才的直觉和诗意的灵感就可直接把握真理。我们知道,这是对以谢林为代表的浪漫派哲学的批评,但对于这种思维的危害,黑格尔的说法并不非常确切,而是同样带有诗意的朦胧:“现在有一种自然的哲学思维,自以为不屑于使用概念,而由于缺乏概念,就自称是一种直观的和诗意的思维,给市场上带来的货色,可以说是一些由思维搅乱了的想象力所作出的任意拼凑――一些既不是鱼又不是肉,既不是诗又不是哲学的虚构”( 《精神现象学》,上册,第47页)。实际上,诗意的、灵感的哲学思维不仅在黑格尔同时代的浪漫派哲学中存在,在黑格尔之后的哲学中同样也大行其道。试想想看,尼采、海德格尔(特别是后期)、伽达默尔如果没有了艺术的、诗化的、灵感的思维,他们的哲学还剩下些什么呢?但黑格尔对灵感思维的拒斥,就像柏拉图对诗的禁令和逻辑实证主义对他辩证法的拒斥一样,都认为只有自己的哲学才能担当时代的大任,别的哲学都是胡扯。黑格尔之所以冒着得罪谢林的危险而大肆鞭笞灵感思维(实际上黑格尔确实因上面的话得罪了谢林,两人关系逐步疏远,直到后来晚年的谢林成为黑格尔哲学最早、最激烈的批判者),恰恰就是他认为,灵感思维本身渗透了太多想象性的东西,太凭偶然和任意,与时代的虚浮空疏同流合污。现时代的精神要在世俗化、物化、异化的污泥中挣脱出来,成为高尚的精神,成为俗世中抚慰人心的力量,就必须恢复起对认识真理的信心,对人类理性的信心。但认识真理的能力是理性,而不是知性(理智)。理性的认识必须借助于概念,必须依赖严密的推理,这都与灵感思维格格不入。所以,执着于灵感思维的人,像执着于表像思维的人一样,无法迈进黑格尔思辨思维的门槛。

  有意思的是,尽管黑格尔不断强调思辨思维是概念思维,“哲学的陈述,…必须…避免夹杂一切没被概念地理解的和不是概念的东西” (《精神现象学》,上册,第47页),但这种辨证的概念的思维,在他看来恰恰就是“精神的现象学”!这样的“现象学观念”,对于胡塞尔来说那简直是“天方夜谭”。因为在他的现象学中不仅没有“概念”的地位,而且“概念思维”恰恰是要放进括弧中被搁置起来的。只有“直观”,意识的“意向性”,内在的直觉体验,才是现象学的核心,(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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