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冰:辨清金融海啸中的“社会主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72 次 更新时间:2008-10-26 00:0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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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冰  

  

  在跌荡起伏的金融海啸中,“社会主义”被广泛使用。在西方,布什政府的救市方案,被美国学者视为“美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欧洲的金融家说“我们已经跨越了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红线”;《华盛顿邮报》发表文章称,“我们现在都是中国人了”。

  在中国,面对西方国家在危机面前“每个都成了泥菩萨”的现实,一些人发出金融海啸成了资本主义制度“掘墓人”的疑问,批评“资本主义的制度缺陷又一次暴露无遗”;一些评论家欣喜西方发达国家的反思,说他们开始严肃分析和讨论“为何要向中国学习社会主义”。

  无论在西方还是中国,这些言论都不算主流,而且双方所说的“社会主义”不完全是一个概念。但中国更需要警惕这种思潮带来的某种醉意,可能会对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和启动政治改革带来麻烦。因此,我们有必要辨清金融危机中的“社会主义”究竟指什么,中国深化改革的着力点应该在何处。

  

  同一词汇不同意蕴

  

  西方人和中国都在讲“社会主义”,但强调的重点有所不同。西方人的“社会主义”更多地指经济意义上的国家干预和国有化,而一些中国人所强调的是意识形态上的传统社会主义。从对“市场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的顿生疑窦,以及对“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的旧词新说中,可以看出他们所讲的“社会主义”更侧重于意识形态,甚至语言体系都很落伍。

  西方人所讲的“社会主义”概念,不是十九世纪的传统社会主义,而是二战后升级换代了的民主社会主义,其中包括凯恩斯的国家干预理论,二战后的福利国家主张和民主社会主义思潮,以及上世纪90年代兴起的通过自由市场经济方式扩大公共服务的“第三条道路”。

  从政治上看,就是在民主制度的框架下,确保每个人的人格和才能得到全面发展,保证人权和公民权,在和平的世界中实现自由、平等、团结、法治、民主等原则。从经济上看,就是通过一定程度的国有化,把投资、生产、分配、财富分享置于政府掌控下,把公民权置于财产权至上,实现社会公正。

  所以在金融海啸中,西方人所言的社会主义更多地是指经济国有化,是对全面私有化和自由放任的校正。西方学者提出“向中国学习”是学局部,主要是指国有化的金融体制及其管制政策,当然也有乞求中国为他们的危机垫钱的意味。另外,西方学者对中国的认识也有盲点,只看到了大城市的繁荣而无视乡村故事,“我们都是中国人”主要还是指“城市中国人”。

  

  中国成就在于引“资”

  

  在中国,人们对西方人在金融危机中“向社会主义迈步”、“建立美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抱有好感,一方面是对全球化时代坚持和革新社会主义的自信,是对没有照搬西方体制、特别是抗拒了人民币升值压力的欣慰;另一方面则是传统社会主义的怀念,是不太了解西方社会主义思潮前提下的盲目乐观,或者是意识形态上的精神安慰。对于后者,要特别警觉,很可能会形成深化改革、科学发展的阻力。

  中国在金融危机面前之所以没有“伤筋动骨”,让西方人“刮目相看”,就在于实行了对外开放,进行了渐进的市场经济改革,不管“姓资”、“姓社”地引进了文明成果,在较短时间内实现了财富的积累。经济市场化、产权明晰化、企业股份化、住房商品化等等,实际上都是资本主义国家率先创制的有效方式。邓小平以务实的“三个有利于”原则,启蒙国人突破了传统社会主义的束缚,开启了市场经济改革道路,刺激了人民的创造精神,提高了生产力,使单一计划体制变成混合经济体制。

  中国执政党最见智慧的是,在把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作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手段,同时通过政府调控这只“看得见的手”来弥补市场机制的缺陷和不足。货币实行管制,能源价格由政府设定,金融、交通、航天、电力、环境治理等仍由国家掌控下的企业主导,能够比较灵活地应对突如其来的危机。无需讳言的是,其中也存在市场化改革尚未深化的问题,某些产业的垄断尚未进展到改革阶段。

  

  推动改革健全体制

  

  中国人实际上不必太在意西方并不诚心的颂歌,而要借鉴西方金融危机、经济衰退的经验教训,搞好本国的改革,对自身存在的问题有清醒认识。

  其实,某种危机已经显现,比如食品安全和矿难事件,其中包含着政府监管不利、企业缺乏社会责任、官员腐败、执法不严、认钱不顾命等多种问题,证明中国的经济、政治、社会管理需要迫切地从粗放型向精致化转型,从质量上刷新“中国制造”的声誉,也就是说要从单一的经济改革转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位一体的改革。

  最重要的“中国制造”当属政治体制创新。在当今时代,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都把民主、法治、宪政、公民权等作为政治运行的基本原则。中国要进一步向法制市场经济迈进,防止误入权贵资本主义歧途,就要大力推进政治现代化,深化市场化改革。只有在政治改革上取得令世界刮目相看的成就,才能开拓出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

  中国同样面临“再社会主义”的问题,不仅在城乡之间,也要在穷富之间落实。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决定,不仅是要解决中国千百年来尚未解决好的农民、农村、农业问题,也是再社会主义、让全民分享改革成果的大战略。因此,中国还有更多、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联合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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