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玉凯:改革开放需要新的思想解放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524 次 更新时间:2008-10-23 17:1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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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玉凯 (进入专栏)  

  

   尊敬的卫书记,尊敬的罗省长,各位领导,大家好!非常高兴能到海南参加这个理论研讨会,也是我一个学习的过程。我这两天到下面看了一下,我听到下面对省的领导反映还是非常好的。我是一个学者,有什么问题我肯定会很真实地讲。我这几年来海南还是比较多的。海南的中改院是很重要的平台,积聚了很多专家,国家一些重大政策的制订,和海南这个平台提出很多建议是息息相关的。据我所知中央是非常关注海南的。特别昨天看了你们全委会通过的三个决定,包括市管县的,包括公共服务均等化,包括加快海南又好又快发展的,这三个决定对未来海南会产生很深远的影响。

   下面我想围绕改革开放需要新的思想解放谈一点看法。完全是和大家交流。

  

   一、思想解放为改革开放开辟道路

  

   中国的改革发展到了现在,三十年了,我认为是一个坎。我在前两年写的文章和我们学院的省部长班上讲课中,多次讲到中国的改革已经进入了一个战略转折期,这个战略转折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改革的重心正在悄悄发生转移。如果说过去20多年中国改革一直是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主导的话,到后来,大家看到政府越来越成为社会矛盾的中心,成为社会矛盾的聚焦点。所以我领会,从2005年中央制订“十一五规划”开始,改革的重心正在发生某些变化。

   2005年中央在制订“十一五规划”的时候做这样的判断,指出“未来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将成为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对外开放的关键”。按照我的理解,这个判断就意味着,以政府自身为中心的行政改革,将要上升到更重要的位置。这是我们改革面临战略转折期的一个重要标志。从十七大召开之前总书记在中央党校讲话开始,一直讲“四个坚定不移”,就是“坚定不移地解放思想,坚定不移地坚持改革开放,坚定不移地落实科学发展观,坚定不移地为小康目标而奋斗。”我认为这“四个坚定不移”就是中央的大局,而第一个就是强调解放思想。如果说这次思想解放是从广东发动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认为,海南现在也加入其中,这是我的整体判断。我下面讲三个观点,我也会解读汪洋在广东搞这场思想解放最终的方向。

   解放思想为改革开放开辟道路。现在我们注意到,从改革开放开始,中国就通过思想解放为改革开放开辟道路。我记得非常清楚,1978年当时我在一个宣传部门工作,看到《光明日报》发表这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感到非常振奋。那个时候,这篇文章虽然是以哲学命题的,但实际上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老一带革命家发动的。现在看来,这场思想解放的方向是非常清楚的,就是要针对十年文革,针对阶级斗争为纲,针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通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来否定这三个东西,实现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转变。正是通过这场讨论,否定了这些脱离中国实际的理论,我们才顺利实现了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最终找到了改革开放这条道路。据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如果没有这场思想解放,中国不一定会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

   从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来看,五四新文化运动所代表的思想解放就来之不易。有人说近代先进的中国人是“头朝地看西方的”。在西方,以意大利的文艺复兴为标志的思想解放,不仅冲破了中世纪的黑暗,催生了资本主义,同时直接成为1640年英国革命的先导,在此基础上才产生了英国的工业革命,一直到1789年法国大革命,资产阶级整体登上了政治舞台。而近代科学技术的结构没有出现在科技长期领先的中国,而出现在地中海周边——欧洲,这是一个非常值得人们深思的现象。但是当资产阶级走上政治舞台,用物化了的科学技术造出来的先进武器征服中国的时候,当时的中国人是看不清楚的,魏源、龚自珍这些最早睁眼看世界的人,看到的是先进的武器,说我们什么都好,就是武器不行。我们是大刀长矛,所以打不过人家的船坚炮利,我们学人家造武器就行了。“洋务运动”搞了几十年,在后中日甲午海战中中国人一败涂地。这时候先进的中国人才逐步明白了起来:认为西方的武器先进是因为人家后面有先进的制度,有先进的科技。学习人家先进的制度更重要,这才有康、梁的变法,改良派的改良。改良派借助一个没有实际权力的皇帝,最终也失败了。这时候孙中山看到光靠改良是不行的,要靠武力来推翻这个政权才有出路。然而,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满清政权,但是并没有改变中国的社会结构,直到1919年,先进的中国人才认识到思想解放的重要性,通过新文化运动,开始补思想解放这一课。所以我们说,近代先进的中国人是“头朝地看西方”的,一直想学西方,师夷技长以治夷,但是一直没有学到真经。到1919年“五四运动”才出现中国第一次大的思想解放。而西方是先有思想解放,有政体革命,有产业革命,再有资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他们的发展是一种常态,而中国的思想解放直到最后才出现。从近代中国思想解放删删来迟,我们可以深刻地感受到思想解放的极端重要性,从这个意义上我觉得,1978年这次思想解放对后来中国所产生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

   第二次思想解放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谈话。1989年中国发生了政治风波。我们基本判断是,这场政治风波被平息后,中国的改革也进入低潮了。中国三十年平均经济增长9.7%,但是1991年却出现了负增长。与此同时,当苏东剧变以后,中国国内产生另外一种思潮,说中国不能光坚持经济建设一个中心,还应该坚持反和平演变另外一个中心。以我的亲身经历讲一个例子。就在1991年7月1日纪念党的7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这个讨论会在人民大会堂的小礼堂召开的,下面坐了大约500多人。开幕式上有一个老干部发言,基本是公开在挑战邓小平。他说,现在我们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情况下,中国是坚持“一个中心”好呢,还是坚持“两个中心”或者“多中心”好呢?他认为至少应该坚持“双中心”,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反和平演变为中心这样两个中心。他认为,如果我们只坚持经济建设一个中心,不坚持反和平演变另一个中心,那么,现在的东欧、苏联就可能是明天的中国。这个观点出来后,当时没有人敢反驳。后来,应该说是邓小平反驳了这种观点,反驳了这种思潮。1992年,当小平看到他提出的“一个中心“的思想有可能被动摇的时候,一个87岁的老人,没有任何领导职位,1992年到南方转了一圈,说了一些话,最后形成大家都很熟悉的南方谈话。在中国改革最关键的时候,又把改革的航船拉回到了一个正确的方向。在我看来,南方谈话最核心就两句话:第一句话,“基本路线动摇不得,一百年不能动摇”,第二句话“计划和市场同是发展经济的手段,不决定于国家的政治制度,资本主义可以有计划,社会主义也可以有市场”。就是后面这句话,奠定了后来我们走市场经济道路的基础。

   历史不能假设,如果我们要假设的话,我以为,如果没有邓小平1992年的南方谈话这次思想解放,我们后来会不会选择市场经济道路,也可能会打个问号。所以我说,这场思想解放确立了中国走市场经济道路的地位。如果过去我们可以叫摸着石头过河的话,通过1992年南巡谈话这场思想解放,这个石头终于摸到了,这就是社会主义国家仍然可以走市场经济道路,市场经济是一个发展经济的工具和手段,不决定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大家想一想,这些重大的判断,如果说没有思想解放,几乎是很难突破的。

   通过这场思想解放,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启示:中国在改革开放的关键时刻,似乎都必须借助思想解放,通过思想解放,我们迈出了关键步伐,冲破了传统的桎梏。举一个例子,当年大家都很清楚,马克思曾经讲,一个企业雇工如果超过8个人,就算剥削了,8个人以内还不算剥削。当时中国人就算这个数,你超过8个人没有,没有超过是可以的,超过8个人就是剥削了。中国人当时就是这种思维,你很难从一个东西跳出来。所以说思想解放在最关键的时候能够发挥重大作用,产生深远影响。

  

   二、新的改革开放形态需要新的思想解放

  

   第二个观点,新的改革开放形态需要新的思想解放。我一开始就做了判断,我们的改革进入了战略转折期。进入战略转折期的标志除了改革的重点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之外,我认为就是我们政府、国家面临的外部环境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个变化我想用四句话来概括。

   第一,中国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人们对改革的认同度在下降。换句话说,有人不支持改革,甚至公开反对改革。也就是说,不管大众层面还是精英层面,都对改革产生了一些争议。第二,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地发展,但是我们付出过多的资源代价、环境代价。第三,中国的社会转型、体制转轨在快速推进,我们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由农业社会走向工业乃至信息社会,我们的体制由计划体制转向市场体制,这叫社会转型、体制转轨在快速推进。但是我们积聚了大量的社会矛盾、社会冲突。第四,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但是中国不断被西方发达国家所误解,所误读,以至于大家看到在奥运会前夕,特别是在今年四月份那段,中国和西方国家在很短的时间内在情绪上形成一种对立,这是我们始料不及的。这四个特点我不想展开多讲,我就以大家关心的第四个特点为例,谈我的一点看法。

   中国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已经走向了世界,融入了世界。中国快速崛起,但是为什么中国频频地被西方国家所误读所误解呢?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胡锦涛总书记就在你们海南参加4月11日那个博鳌论坛讲演,在这个前后在海南接见了几个外国的领导人。那时候我们的奥运火炬受到最严重的干扰。总书记讲过一次“这是一种阴谋”,但是总书记没有解释“阴谋”是什么,而且后来没有重复过,就在海南讲过这一次。我认为这后面多种解读。

   第一种,中国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当中国走向改革开放道路的时候,包括西方发达国家也是持一种非常欢迎态度的,因为他们潜在的逻辑是,中国这个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大国,只要选择了市场经济,走市场经济道路,政治上向西方靠拢是迟早的事。结果这些年来,中国在市场经济方面一直在快速推进,特别是2001年加入世贸以后,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但是中国在政治上依然是我行我素,独行独立,没有向西方靠拢的迹象。这在某种意义上激怒了西方发达国家。过去说你的制度是要崩溃的,现在说你的制度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前些年中中央一直使用一个概念“和平崛起”,但是中国这种态度没有得到西方国家的理解,而是反过来招致一片“中国威胁论”是声浪。比如,说你经济的发展消耗大量的能源,对世界能源安全造成危险;你的经济发展严重地污染了环境,对世界环境安全造成威胁。如果大家注意的话,你会发现,从2007年3月温家宝总理的政府报告开始,中央文件上几乎很少再出现“和平崛起”这个概念了,又回到了邓小平当年“和平与发展”的基本判断。包括总理的政府报告到总书记政治报告都用的是“和平与发展”的国际战略。所以有人说,这后面不排除少数国家想利用中国举办奥运会,在中国发动颜色革命,就像乌克兰的橙色革命一样。

第二种解读,这是一种残酷的经济战、货币战。他们质疑中国,干扰中国的奥运火炬传递,歪曲报道西藏暴乱,说到底醉翁之意不在酒。包括西方发达国家也很清楚,西藏本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再支持达赖,西藏也不可能从中国独立出去,再干扰奥运火炬,西方领袖一个不出席奥运会开幕式,中国也能办这个奥运会,真正的原因是一种经济战,货币战。大家看,美元大幅度贬值,我们的外汇储备受到严重的损失。我国的外汇储备已经达到1.76万亿美元,70%买的都是美元的资产,美元贬值以后我们的外汇储备自动缩水,美国成为中国改革开放最大的受惠国。同时,在美国的压力下,中国的人民币快速升值,人民币对美元已经破了6.9,(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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